除了中央以外，各级政府和官僚的日子也未必轻松，中间层官僚的夹板受气也在情理之中。自上而下的，是经济发展和维稳这一对矛盾的压力；自下而上的，是环境破坏与污染以及征地拆迁中的民众压力。不论自上而下的压力还是自下而上的压力，都使中间层官员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加，反过来加剧他们的短期行为，又反过来制造和积累矛盾，埋下一个个定时或不定时炸弹，使未来的不确定性愈发增加。恶性循环！
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的短期行为，又必然导致“好处由地方官员得，责任由中央托底”的一种状况持续累积。地方官员多数异地任职，任职时间极其有限甚至异常短暂，只要在任内不出大事，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于是乎，政府投资无极限、招商引资无极限、腐败无极限，开发区无极限、小城镇大跃进无极限、地方债无极限；政治账、经济账、现实账、历史账，最后通通都要由中央埋单。而名义上是中央埋单，最终都是通过各种形式由全国人民埋单。
比较典型的表现是环境破坏和污染，以及被称为中国式次贷的相当危险的地方债。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而大幅度降低环保成本，已经使过度追逐经济增长的危害不仅需要由当代人来承担，也要由子孙后代来承担，空气、土壤、水污染进而导致系统性的食品安全与健康问题，已经成为国人不堪承受之重。
十八大高调倡导生态文明，也是有的放矢，因为我国的环境破坏与污染已经相当严重。中国的土壤污染现状严峻，且是全球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过去30余年中，中国已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虽经治理迄今仍是“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与日俱增。2006年7月起，环保部和国土部联合开展了一项名为“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这是中国首次开展的土壤污染普查，目的是摸清全国土壤污染家底，以便展开防治、立法等诸多迫切的工作。据《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截至2010年底，已“组织完成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总报告和专题报告”。
就是这样一个已完成总报告和专题报告的调查，在两年间却将结果冷藏起来，至2012年底未正式公布。下一步有关部委进行污染土地修复、受害者救助与索赔、污染责任追究、土壤污染立法、预防新污染等，因此既无据可依，亦难获主动。
历时多年的土壤污染调查结果被冷藏，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说明，“地方请客，中央埋单”的经济增长方式，可能已经让中央和社会公众买不起单了！
中国式次贷同样如此。各地方争相“跑部钱进”，让发改委审批项目，然后大肆贷款大肆征地，谁都在赌，地方政府不会破产，再低级别的也不会，因为上一级政府不会见死不救，最终中央政府一定有办法兜底。当然，如果真的难以收拾，中央政府一定要出面兜底！但那也是中央政府的信用和全国人民在兜底！
在这里，中央也不是无辜者，甚至可以说地方的很多问题根源在于中央这根指挥棒，就像高考指挥棒决定了基础教育一样。问题出在地方，根子却在中央。如果不是政府职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果财政收入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更加公平合理更加责权利对等，地方政府和官员也许不必如此玩命地发展经济，官民矛盾和环境污染不至那么大；地方官员也不会因为权力与金钱的高度结合，而获得那么多的贪腐机会。如果制度设计好了更好、更及时有效的法律监督、民众监督和媒体监督方式，官员的贪腐可能也会更多地被发现在摇篮中，而不至于到积重难返不可收拾而身败名裂。
在中央、地方和民众三个级层里，地方官员的日子似乎是最好过的。其实不然。反腐的达摩克利斯剑一直悬着，同僚的妒忌、排挤、告密还有树倒猢狲散等等恶性竞争一直存在着，环境和民众的压力也一直在倒逼着。而在具体的施政过程中，他们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天天在金钱美女堆里混，你当官员都是金刚不坏身？对于制度和政策的改进，他们基本上没有多少博弈和进言的机会，同样充满了无奈，乃至于很多时候，觉得自己竟然跟这个体制没有多少关系似的，身在曹营身在汉，移民海外添篇章。
我们常说实干兴邦空谈误国，但现在的问题是各级官员太实干猛干了，要让他们停下来，让老百姓自己干。政府主导的权力市场经济，和市场主导公民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区别是，前者是政府和官员在干，法律被突破是常有的事，社会上谁的预期都不明朗，很多人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恐惧。后者是百姓在干市场在干，法律和公平成为政府职能的主要底线，从上到下从官到民，每个人的预期都在法律上白纸黑字写着，非常明确。
很多人认为现在各项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很难推进，就是因为阶层的利益固化。但正如经济学家华生所说：
要看到，我们国家现在所谓的权贵不是卡扎菲家族，也不是苏哈托家族。现在的高官阶层，在卸任后根本不可能把国库背回家去，但其中很多在任内确实得到了不少好处，但跟他们曾经管理的资源来说是九牛一毛，远远称不上权贵。所以，你去跟退下来的老干部谈话，会发现他们很多都是牢骚满腹，意见很大。包括大型国企的领导人，他们到点也要退休回家。他们其中有人在任内可能捞了一点，但是相对于他们曾经掌控的超大型国企，这些人在任期捞的全加上，一般也远远抵不上市场化的经理人收入，哪里能称为权贵。这说明，这些体制内的既得利益阶层是非常飘忽的，是不稳定的，会有新老更替带来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会带来不稳定性，会导致方方面面的问题。中国是有权贵资本的问题，但你肯定不能说中国的主要资产已落入那种固化的权贵家族。
包括各级官员、央企负责人在内，他们的“既得利益”都是短暂的，甚至是飘忽的。这种短暂与飘忽，比稳定的利益集团更可怕。因为手中掌握的资源过大，利益又极不稳定，因此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就格外盛行。一旦退下来或者失势，包括身居高位者也难免自食其果。
也因此，上上下下的改革愿望是客观存在的。但多数人不知道怎么改也是客观事实。怎么改比要不要改更重要。百年中国，我们从不缺乏宏大的价值、高远的理想、嘹亮的口号，缺的是基于“自发秩序”的细节构建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点滴推进，缺的是日积月累、积跬步以致千里的韧劲与耐心！
从源头上，应该改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的还给市场，政府的还给政府！财产权利和市场权利还给民众个人和市场本身，政府只管公共事务，这是源头上解决腐败的治本之策，也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基础。这个基础一奠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将会获得极大解放，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和谐、民富国强的社会愿景，一点也不会遥远。
至于中央如何制约和评价地方官员的问题，现行的文官体制几千年都解决不了，只有代之以现代国家的治理体制。先通过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来破解，再逐步实现县级民主直选。市以上的民主，可以先做实人大，让代表专职化，改变现行政协、人大的官员养老院现象。各级党委的行为必须像政府行为一样可诉。宪法司法化实践化。
普通民众的权力幻觉
今天的中国，盛世的繁华下面隐藏着惊涛骇浪甚至是巨大的旋涡。如果我们重读美国著名学者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会发现今日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情绪，在某些方面与二百多年前的中国社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乾隆皇帝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他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康乾盛世时代的国家财富总量在世界顶端，人均财富是世界人均财富的两倍。然而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搞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姓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
在孔飞力著名的历史学著作《叫魂》中，专门有一节《普通民众：权力的幻觉》：
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每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叫魂案从一开始就带有这种令人不快的特征。在叫魂幽灵的发源地德清，慈相寺的和尚们为把进香客从与他们竞争的那个寺庙吓跑而欲图挑起人们对妖术的恐惧。更有甚者，他们虚构了一个容易为人们相信的故事，即一伙石匠试图用妖术来加害于自己的竞争对手。这是一场戏中戏，每一出都用民间的恐惧来做文章。除了丑恶的妒忌，还有无耻的贪婪：县役蔡瑞为从肖山和尚们身上勒索钱文，也编造出了可信的罪证。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忌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在这样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即使叫魂这样的事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过，人们仍然普遍地相信，任何人只要有适当“技巧”便可通过窃取别人的灵魂而召唤出阴间的力量。这是一种既可怕又富有刺激的幻觉。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真实的权力——人们可以通过指控某人为叫魂者，或以提出这种指控相威胁而得到这一权力。施行妖术和提出妖术指控所折射反映出来的是人们的无权无势状态。对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弘历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当代中国的历史中充满了这种幻觉权力进入社会的例子。我还记得1982年在北京与一个老红卫兵的谈话。他当时是一个低收入的服务工。他感慨地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对于像他这样没有正式资格循常规途径在社会上晋升的人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毛号召年轻人起来革命造反。这一来自顶端的突然可得的权力使他的野心得到了满足。他抱怨说，现在的社会样样都要通过考试，他再也没有希望从现在这个最底层的位置爬上去了。）
这种“受困扰社会”（impacted society）为反常的权力所搅扰，它和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所描述的20世纪美国“零和社会”在某一方面是很相似的。这两种社会都发现，它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已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而需要“对损失进行分摊”。
“受困扰社会”的特殊政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在帝制后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也就不能以此通过各自的利益相较去竞争社会资源。对普通臣民来说，仅仅是组成团体去追求特殊的社会利益便构成了政治上的风险。有时，人们便会到旧的帝国制度之外去寻求这种权力；其结果就是造反和革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权力通常只是存在于幻觉之中；或者，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飘浮的社会权力。只有非常的境况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即使在今天，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仍是一个还未实现的许诺。毫不奇怪，冤冤相报（这是“受困扰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进攻方式）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
今天的中国同样既是“盛世”也是一个“受困扰社会”，更是许多人尤其是中位数以下的大量人群（他们可不止人数的一半）迫切希望“对损失进行分摊”的社会。会不会进入“零和社会”甚至“负和社会”，取决于我们的智慧和勇气。
在“受困扰社会”里，一些民众在政府招商引资过程中环境权利和土地财产权利受到了损失（当然也有期待征地拆迁的），一些民众在物价房价快速上涨过程中利益受到侵蚀，从而产生“受害妄想症”，他们迫切希望一切推倒重来。平时权利得不到保护，像没有出气口的高压锅，只要有一个出气口就想发泄出去。哪怕这种发泄只是图一时之快，很快就会自食其果两败俱伤。这便是权力幻觉的由来。
在一切狂暴的群众运动里（本质上其实多是“运动群众”，尤其在今天这个高速公路和信息高速公路，以及民众不能合法持枪的力量对比悬殊时代，传统意义上的大规模革命已不复再有，真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大部分也是群众被运动的结果），民众对权力的幻觉都存在。它可以是对反革命的杀戮，可以是对黑分子的批斗，可以是对“卖国贼”的残忍，可以是对日货法货的打砸抢，可以是给任意仇人冠以罪名后的疯狂报复。这种权力为“冤冤相报”提供了广阔自由的舞台。
著名电影导演冯小刚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节目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