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自己的时代坐标
A.大判断和小判断。一个球。大家只看这个球，周边的环境都不看，你能判断它会滚向哪里吗？不能。很多时候，事物就像一座山，我们身在其中，当我们身陷其中的时候，我们往往只看到自己，看不到山的真面目，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为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自己就是一切，忽视了周围的环境和条件。只有当我们跳出三界之外，看清楚这座山，才能知道自己在山中的位置，进而确定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这就叫有准确的大判断才有准确的小判断。古人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就是这个道理。
B.还是这个球。我们就像这个球，时代像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我们的脉搏，必须紧紧地与时代同步，否则，高速列车在往前疾驶，我们则不断地往后滚，终有一天，被甩出这辆列车。一个球，会往哪里滚，只盯住球体本身是无法正确判断的，必须充分考虑球周边的环境和条件。一个人不能眼里只看见自己。要想对社会有所贡献，必须使他的才能比别人更适合时代的需要。若想不成为时代的弃儿，首先必须清晰地判断时代发展的方向。
C.今天是个什么样的时代？今天的时代，节奏越来越快，世界越来越不确定。其实你还是跳出三界之外来看，站高一点看远一点，不局限于眼前的、个体的一时一事，会发现时代的时间轴和空间轴其实很清晰。早在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Stiglitse）就断言：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两件最深刻的事情，第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我们已经看到了互联网的巨大威力），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互联网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以技术进步的形式挑战意识形态，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成为人类共同价值观；史无前例的中国城市化运动给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机遇和挑战。正是在这样的时空轴上，我们每个身在其中的人，在努力地从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和坐标。
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你未来的方向向何处？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静下来思考的问题。方向明确，才会事半功倍。有一个漫画，说的是方向错误，速度越快越悲催。漫画画的是一个人在挖地道，这个地道通向的不是光明，而是一座厕所！所以在你准备出发前，千万要做一个大判断：这个时代到底是怎么样的，你在时代中目前处于什么位置。
由于历史和现实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来得特别迅猛，很多人都有措手不及之感。城市房价飙升、乡村迅速衰落。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人为阻止了城市化进程，导致乡村环境恶化、城乡贫富差距也大。基本生活资料等要素资源放开以后，城市化的“补课效应”也特别迅猛。这种种情形，就像筑三峡大坝，大坝筑得越高，水位也越高，一旦开闸放水，水势也就越大。
中国的城市化客观上受到两个因素的强烈引导和制约：一是自然环境因素，我把它称为自然地理线，即著名的胡焕庸线。我将在后面作详细介绍。二是我所总结的人文社会线，即百万人口线。
笔者十余年来一直呼吁中国应着重发展大中城市，这也是不以任何人和组织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规律。中国的权力关系和制度文化传统是，越到基层，越到人口稀少的地方，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的权力单极化控制和垄断特征就越明显，“关系社会”的羁绊也越重，各种拉帮结派的窝里斗内耗也越显其威力。
这种情况，只有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才略见改观。城市越大，内耗越小，竞争的公平性、个人的自由度就越大，城市的聚集效益和经济效率也越高。虽然超大城市的交通不便和高房价等抵消了其中一部分效益，但是，比起人与人之间过于复杂的人际关系损耗和过于严密的权力资源控制而言，这些因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爱国和天下一家其实很具体
在城市化问题上，我们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这个错误至今还在坚持，就是过于相信物资的流动、财富的流动，而不相信人的流动。事实上，人的流动才是一切流动的根源。
我们曾经虚妄地追求地区均衡发展的乌托邦，以为人的意志可以把人口、资源流动这些异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统统纳入自己的规划调整范畴。但不论是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还是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三大差别”都没有缩小而是在加大。2010年是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周年。官方数据显示，十年来，西部12省市区先后建设了120个重点工程，总投资约2.2万亿元人民币。但绝对差距仍在扩大。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称，2000年，西部和东部的人均GDP相差7000元，如今，这一差距拉大到了21000元。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原副主任李子彬坦陈，“再经过100年（西部地区）也不一定能够和东部地区拉平”。
古今中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可以做到地区性的均衡发展的，唯一能做的是“人的均衡发展”，而人的均衡，也只是人的权利方面的自由与均衡发展，比如：平等的受教育和社保权利，自由迁徙权利的保障等等。
我们曾经以为，大城市应该关起门来阻止更多的人进入，才能解决大城市资源尤其水资源紧张的矛盾。但人类是一个整体，中国是一个完整的家园，东部大城市关起门来，各地新增人口只能就地消化，在水土流失和农业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积少的双重作用下，土地越种越瘦，许多地方陷入“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人类不适合居住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带来生态和环境的严重恶化。
不论从古代风水还是现代科学角度，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中西部地区都是中国的后山圣地，应当以生态保护为主。保护中华民族的“龙脉”，应该是中西部/江河上游地广人稀，谨慎开发；东部，江河中下游尤其是下游大城市化。人类如果违背自然规律，结果一定招致自然的惩罚。大江大河和生态脆弱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滞留过多人口，必然导致过度开发进而导致生态和环境灾难，也直接对下游大中城市的水资源、水环境保护等构成威胁。
今天我们到处都大谈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西部大开发什么的。中国的大江大河都自西向东流，西部是中国的神山圣水，破坏了西部，东部绝不会有好日子。有人说，西部人也要生存发展。是的，但绝不是产业西移而是人口东移，开放东部大城市。没有天下一家胸怀，谁都别想好！
在这里，中国是一个整体，爱国和天下一家其实很具体，就是爱自由，并且爱她的人民，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为她的人民争自由和权利。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就是自由迁徙的权利。自由迁徙，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好，我们的城乡差距才会缩小，社会才会越来越趋向于自由、平等。大家都涌向一线城市，为什么不开放一线城市的户籍制度，造成了那么多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悲剧？5800万留守儿童和数千万流动儿童，他们没有平等的受权利教育、尤其是没有平等的高考升学权利，对于城市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人口与资源矛盾论”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理论和决策失误
我们曾经以为资源短缺是我们的主要发展瓶颈。但在发展经济学中，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一些资源丰裕的国家却往往发展停滞。于是有一个名词被大家记住了，叫“资源的诅咒”（resourcecurse），这通常指一些矿业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有丰富的石油或煤矿，却非常落后，经济水平低，政治腐败。以资源短缺论，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和地区，没有一座发达城市是靠自己的资源优势成功的。“从世界范围看，在自然条件差不多的地区，人口越稠密地区经济越发达，这就是规模效应。人口规模优势和密度优势使得‘人多力量大’，能够主导世界市场，更容易获取全球资源。比如日本自然资源缺乏，但是能够获取全球资源，而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反而只能廉价出卖资源。今后如果资源短缺的话，最先出现问题的是资源输出国，而不是消费国。”（易富贤）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自然资源也都很缺乏，但是它们都发展得很好，一度成为亚洲四小龙中的重要成员。另外两小龙是韩国和新加坡。
从富可敌美国的苹果公司及其CEO乔布斯的创业奇迹和“能量黑洞”，我们更加可以清晰地看到，资源对于一个企业、一个个体乃至于一个国家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甚至是相当不重要的。
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7月27日，美国政府运营现金余额为738亿美元。而苹果发布的财报显示，截至上一财季末，其所持有的现金和有价证券总额，已经高达762亿美元。也就是说，作为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苹果当前持有的现金储备，已经超过了全球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这一数字，还超过了126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说它富可敌国一点也不为过。与美国债务总额突破14.3万亿美元相比，苹果的债务为零。
苹果和乔布斯的伟大秘密在于，他有一股魔力能够洞见未来的技术趋向，并且能够“创造”用户自己都不了解的需求，并且通过对细节和美的惊人苛求，成功地将概念、技术、设计等一一实现，从而做出让用户都无法想象、无法抵御的产品，以至于闹出卖肾买iPhone等人间“惨剧”。让用户体验到“意想不到的惊喜体验”，才是其对“用户至上”的最新诠释。
也就是说，因为苹果公司和乔布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人而不是物资的身上，才引得世界各国的人们自愿自主地将自己的能量（金钱、关注、热爱）奉献给它，甚至到了不惜卖肾的地步；因为市场化的奉献（提供无与伦比的产品和服务）而获得巨大能量的企业主体，又必将以另一种方式持续获取来自世界各地的另一种能量——代工企业等的资源、劳动等付出。在这里，世界最一流的公司，需要的只有两点：智慧的创造性的头脑和对于潜在客户的无限忠诚！而这一切的基本出发点只有一个：最完美地服务于个人。
正是基于此，使他成为了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巨大的“能量黑洞”，源源不断地在全世界范围内吸收能量。而苹果公司尽管已经富可敌国，却只是从乔布斯家的车库起步，至今仍然偏居在乔布斯的故乡——加州的帕洛阿尔托市。
由此生发开去，任何一个个人、一个企业乃至一个政府、一个国家，只要真做到完美服务于每一个潜在的“市场个体”，其自身，想不成为超强无敌的“能量黑洞”都难。眼里盯住资源，永远没有前景；眼里盯住人，尊重人服务人，一切皆有可能。
我们一度认为人口过多是我们经济不发达、环境破坏大的主要原因。但我们的很多问题，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具体到水资源问题，等等，都不是因为人口太多，而是因为人口分布不合理，违背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近代以来，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是不断下降的，近两百年时间内下降了一半，意味着中国人均资源相对世界平均水平升高了一倍。2011年10月31日，世界迎来第70亿人口。与此同时，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也由新中国成立初的四分之一降到了现在的五分之一。但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的人类活动对大自然的破坏，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通过卫星遥感，对我国西部12省区的土地承载力（每平方公里土地上生长的绿色植物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西部有1/5的土地承载力处于超负荷状态，如内蒙古科尔沁沙地、陕西北部、甘肃的河西走廊、云南、四川、贵州等地，都处于超负荷状态。西藏的南部和西部、新疆的伊犁谷地及南部绿洲、青海东部等地则处于满负荷状态。这些严重超载已经造成很多地区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如科尔沁地区土地沙质荒漠化，陕北高原水土流失，云贵高原喀斯特地区出现石漠化。有人计算了一下，中国目前适宜生存的好地方只有国土总面积的1/3。半个世纪以来，荒漠化及严重水土流失地区的面积各增加了约一倍半，中国等于丢失了大约350万平方公里土地。可见自然界的破坏力有多么强大！而造成破坏的主要原因不是别的，正是人类的过度活动、过度开发开垦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开发性破坏”或曰“破坏性开发”，使自然生态没有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中国科学院《199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有这样一条信息：中国人每年搬动的土石方量是世界人均值的1.4倍。中国的人类活动具有明显的破坏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3.5倍。
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壁垒森严的二元户籍制度，将农民死死锁定在他们的出生地上，不能自由流动，即使生态环境已经使生存和发展成本变得很高甚至根本不适合生存，也不能迁移，因为居民没有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只好通过改造自然，改造国土来暂时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无形中、长远上又加大了对自然的破坏。在卫星上看地球，别的地方都是墨绿一片，中国版图则一片焦黄格外刺目。这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卖国吗？
因为我们没有尊重自然规律和人口流动的自由和权利，才导致现实这么一种后果。1935年，著名的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黑河（爱辉）—腾冲线即胡焕庸线，首次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规律：宋代以来，自黑龙江瑷珲（也就是现在的黑河，可以看北极光的地方）至云南腾冲（腾冲历史上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珠宝——翡翠进入中国的第一站，是毛泽东的老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的故乡，同时也是二战期间美国支援中国抗战极其著名又极其危险的驼峰航线之所在）画一条直线（约为45°），线东南半壁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仅供养4%的人口。
自1935年以来，我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基本不变。以东南部地区为例，1982年面积占比42.9%，人口占比94.4%，1990年人口占比为94.2%。从1935年到1990年，经历了55年时间，我国东西部所占全国人口之百分比仅仅有1.8%的增减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人口沿胡焕庸线的分布只改变了一点点，西部生态就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恶化得非常厉害。其中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单纯的人口增加，而在于人口增加以后，分布的规律被破坏。半个多世纪以来史上最封闭、落后、僵化的户籍制度难辞其咎。“大自然是不会犯错误的，是永远正确的，错误永远是人犯下的。”（歌德）我们曾经坚信人定胜天，相信人类的力量能够改造自然。但自然是不可战胜的，自然界有它自身的规律，此之谓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