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令开封府推官究治侍御史知杂事、判刑部刘述等三人罪，使权开封府推官苏轼犯愁。虽说前有推官王克臣担纲，自己还是权署，然事涉朝廷顶头上司；又是皇上罪将下来，怎可掉以轻心。
这年苏轼守丧服满，回到京师任职，适逢朝廷变法，廷臣争斗不已，气氛紧张，已使其感到沉重，这次又奉诏究刘述等罪，怎不犯愁，稍有失误，亦会卷入漩涡。他本是个豪爽不羁、直言不讳的有识之士。应试制科所写之《进策》和凤翔签判任上所作之《思治论》是名作，直言：“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当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胡，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胡不足以为中国大忧，而其动也有以乘内之祸；内之民实执存亡之权，而不能独起，其发也必待外之变”，揭示了内外矛盾之因应及其主次。并据当时“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等积弊，建言“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兵旅”之革改措置。其中亦主抑兼并，说：“富者地日以益而赋不加多，贫者地日以削而赋不减少”，“有兼并之族而赋甚轻，有贫弱之家而不免于重役”，主“均赋税”。他还写作了不少诗歌，揭示民间疾苦，如在一首七律写道：
南溪得雪真无价，走马来看未及消。
得自披榛寻履迹，最先犯晓过朱桥。
谁怜屋破无眠处，坐觉村饥语不嚣。
惟有暮鸦知客意，惊飞千片落寒条。
在签书凤翔府判官厅三年任内，写了一百多首诗，其中有不少是对关中景物的咏叹。但到后期诗调已显低沉，如《题宝鸡县斯飞阁》：
西南归路远萧条，倚槛飞魂不可招。
野阔牛羊同雁鹜，天长草树接云霄。
昏昏水气浮山麓，泛泛春风弄麦苗。
谁使爱官轻去国，此身无计老渔樵。
轼自嘉元年首次诣阙以来，屡经变故，两次回川奔丧，中伤妻亡，不免有怆凄之感；凤翔任满调京，任殿中丞、直史馆、差判官诰院等职，亦无多大作为。这次服满，又从陆路越秦岭经关中进京，在过渑池时，又写了一首诗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在嗟叹岁月沧桑路长人困思绪中，又遇上难题，自然更加疑惑了。
这时，小吏报说判开封府滕甫传其议事，遂到议事厅来，只见推官王克臣已在座。滕甫道：“刑部本主刑律，日今皇上却诏令开封府推究主刑部者罪，这已难为本府矣！叵料刘述不服，又纠合刘琦、钱颛二御史反弹执政。此案如何问得？原来本府可不论登州案曲直是非，判刘述屡抗诏令有罪，是可了结的。日今彼等又劾参知政事王安石，并及中书曾公亮、赵□及枢密陈升之等人，本府怎可问得！”王克臣道：“卑职甫奉旨接手此案，还无眉目，御史即劾克臣阿附当权，欺蔽圣明。”滕甫道：“刘述为人刁狠。前甫任中丞时，刘述向上谮甫无有作为，并诬甫揭其隐匿。幸上圣明，对其道：‘滕甫事辄争，但外人不知耳。其夸卿美不辍口，卿无言也。’今诏令本府劾述罪，不知其又如何鞭挞于甫？”苏轼道：“轼才回京数月，不悉朝廷之争，不敢历诋新政，以轼个人而言，此案确实不好参与。况如滕公及王兄所说，刘述这等刁滑，轼更撞不得也。”滕甫道：“这倒非愿与不愿，亦非个人恩怨，实是本府难以承办。明日，甫偕汝二人面圣，乞示如何处置。”王克臣、苏轼以为只好如此。
次日，滕甫等面上于便殿，叩拜，神宗赐坐。滕甫奏明开封府推官碍难奉诏劾刘述罪之由，并道：“陛下当忆及诏甫代王陶为御史中丞，时台谏诸人汹汹，势在逐韩琦、欧阳修出中书，甫何曾胆怯，屈从彼等邪恶。当年甫可以中丞钳制彼等，日今一开封府尹如何制彼刑部与御史台？乞陛下谅察。”上问道：“然则计将安出？”王克臣奏道：
“可否由中书按问？”上道：“刘述又率二御史劾王安石并语涉曾公亮、赵□、陈升之，中书未卦及者仅富弼，此案不便交富弼独按。”苏轼道：“陛下何不躬临按问？天子一言，孰敢不遵。”上顾轼道：“卿莫非作《进策》者乎？”轼道：“是臣苏轼。”上道：“卿以为行新法如何？”
轼道：“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裁减宗室恩例、修订任子条式、修营军械、阅习鼓旗等皆善政也。然均输法之行也，窃以为徙贵就贱用近易远，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虽不明言贩卖，既已许之变易，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上道：“商贾买卖，以通有无，有便于民；其以本求利，亦不可非。然富商大贾常乘公私之急，以擅取轻重敛散之权，又不可不制也。卿以为然否？”轼道：“如是，轼无言也。”上转对滕甫道：“准卿所请，刘述等劾王安石案，朕自为之。待此案了结，究治刘述、丁讽、王师元屡抗诏令罪，再交由开封府按问。如何？”滕甫遵旨。
神宗回宫，甫进内厅，只见太皇太后与皇太后落座榻上，皇后向氏及林、陈二美人一旁侍候。上忙请安。曹后气急败坏道：“御史中丞吕诲已贬逐，今又问罪刘述、刘琦、钱颛三御史，汝欲倾乌台邪？设台谏乃祖宗之大宪，吾将看孰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其母后亦道：“汝坐上皇位不到二年，朝廷闹得如此不安宁！变甚法，倒不如安安静静做汝皇上。”上道：“树欲静而风不止。先帝在位四年，未有变法，亦无大更革，何尝有一日安静？为称亲称伯一字，台谏闹得不可开交，吕诲、司马光等凶狠到非罢韩琦、欧阳修不可。幸太皇太后下了手诏，才解先帝之困。朕甫正位，前后有彭思永、王陶二中丞相继纠合御史蒋之奇、吴申等人，诬欧阳修帷屋不修，务必将修逐出朝廷，使韩琦难以独立庙堂而后可。此时，王安石尚未诣阙，朕亦无更革之举，闹得朝廷不宁者，皆缘台谏风气不正，以攻人为能事，博诤臣之美誉，以抬高自己，猎取高位。此风气一开，朝廷上下以至士人随而效之，务实事者反被讥讽、诬蔑，清谈者却被视为高雅之士。以致国困民穷到办不起先帝丧葬。请示两宫教朕如何安静度日？”上一席语，说得两宫语塞，太皇太后缓道：“汝勿躁，徐图之。”上道：“刘述等无视纲纪，屡不奉旨，退还诏令，傲物抗上，目中哪有朕这个皇上。要朕安静到做彼等之儿皇帝可乎？”高后道：“汝父在位，亦知彼等难缠。不过，行均输法以来，连宫女买脂粉、簪、花亦难，总不是事。速诏令停止。”上道：“均输法徙贵就贱用近易远者，仅粮、茶、盐、酒而已，何曾勾管脂粉簪花之类，要非奸人造谣，即是富商大贾借以生事，请两宫勿信以为真。”林美人道：“臣妾已查得明白，宫内滋事生非者，乃供备库史陈衍也。”上即命传陈衍来见。一时陈衍至。上斥道：“汝竟谣言惑众，朕非严惩不可。”衍忙分辩道：“是皇舅老爷关照奴才说，市上货物短缺，脂粉、簪花亦难购得，教供备库早做准备，以防宫内供不应需。是奴才多嘴，说给宫女。死罪，死罪。”太皇太后听后自然脸上无光；太后亦因梁惟简荐而信用陈衍，斥道：“还不快滚，站在这里作甚！”太皇太后道：“此事如何处置，皇上做主，怪吾多嘴。”说后拉太后怏怏而去。向后语林美人道：“又是汝这机灵鬼心眼偏多，留心此事。”林美人道：“妾闻之亦感诧异，故追节弄根，才知陈衍生事。”上深情语道：“难为汝为朕解围。”
又次日，神宗御文德殿，大会群臣。时辰未到，两府枢臣已并立侍候；台谏诸人、近臣两制、三省正郎以上主官分左右列立；开封府尹、推官亦与焉，气氛异常肃穆。稍后，殿值高呼：“皇上驾到。”霎时，侍宦、宫女拥神宗登上龙位。群臣连忙跪地，山呼万岁。上吩咐平身，并道：“今日，朕迫于无奈，请众卿来分个是非。去岁七月朕诏登州妇杀夫伤案减二等论，并著为令。刑部屡奏不可，以致拖延有年。登州以狱久不决，请速裁定，朝廷又敕：‘自今并以去年诏书从事。’侍御史知杂事、判刑部刘述伙同判刑部丁讽、审刑院详议官王师元，又一而再、再而三封敕还中书，拒不奉诏。此等必欲朕屈从其欲之抗上妄为，朝廷纲纪岂可容得。故朕诏令开封推官劾述等罪。开封府始奉诏，即有御史劾推官王克臣阿附当权，欺蔽圣明；同时，刘述又率刘琦、钱颛上疏劾执政王安石，并涉及曾公亮、赵□、陈升之三辅臣。今将此案公之于众，卿等均可评说。此案话长，非三言二语可结，赐众卿一齐坐下，从容议论。”众卿同呼“谢皇上”。上道：“朕先按问刘述劾王安石案，两造想均已到场。”刘述问道：“述同刘琦、钱颛二御史共劾王安石，何以不令刘、钱御史上殿？”上道：“刘琦、钱颛以诬劾薛向罪已罢御史，逐出朝廷，乌台何有刘、钱二御史？朕已罢之人，汝尚目为御史，率同上疏，可见这御史官，由汝封得，朕罢不得。刘述，汝是皇上，朕是皇上？”述听此，慌忙跪道：“臣一时糊涂。”众人见此，一时怔住。上道：“朕且权当汝一时糊涂。汝坐下说话，先将汝劾王安石章宣读众卿听听，以便相析。”述遂朗朗诵读，甚是得意。
上道：“汝章洋洋大观，只提到二事；一为章辟光案，一为登州妇杀夫案，其他多为议论，稍后再说。先辨章辟光案。此事，吕诲劾王安石章亦提及，当时已经查明。请曾相说给众卿知晓。”曾公亮道：“吕诲言：辟光之谋本安石及吕惠卿所导。查治平四年，章辟光建言岐王迁外时，安石尚在金陵，吕惠卿在杭州监酒税，安得教之？诲言妄也。吕诲又说，辟光扬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终不置此二人’，故安石力加营救。经查此语乃治平时辟光自言他事，非此也。后吕诲亦承认妄言。”上问刘述道：“汝尚有何言？”述沉吟后道：“即使吕诲有不实之词，而辟光献岐邸迁外之说，其离间骨肉还是罪不容诛。王安石却谓无罪，独进妄言，岂不荧惑圣听？”王安石道：“陛下容臣一辩。窃以自古乱亡之国，起于宫闱者盖多矣，而惟兄弟尤甚。前代以兄弟生乱，见于史者众矣，其如唐太宗兄弟亦不可免。故后世诸王分封，必使出居于外，以为与其地近而隔，不若疏远而可长保无虑也。我朝礼制，即是父子，年十五未立为太子者，亦须迁出大内，使居藩邸。兄弟更应如是。出居于外，是严朝廷之礼。故辟光之请，其不可以离间骨肉罪益明矣。刘述居台谏，当知礼。不以礼规君，反借亲情而迎合之，岂应是御史所为者哉！”安石引经鉴史，一席话说得众人无言，述亦语塞。上谓司马光：“安石之论，卿著之《资治通鉴》中亦引为史鉴，然乎？”光道：“然也。”上道：“若无异论，再议登州妇杀夫案。”安石问刘述道：“御史以此案劾安石，有何根据？”述愤道：“去年许遵妄议自首按问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见，妄立新议，以害天下大公，岂不为罪？”安石辩道：“许遵原与刑部争议不休，皇上诏司马光与安石共议。议不同，安石是许遵而君实是刑部，遂各自报上。共议，或同或不同，本属正常事。安石以为谋杀后果死与不死有差；按问遂自承罪与拒不认罪有别。若不计死与伤，将难以戒罪者穷凶之心；若认罪与不认罪无别，何以戒罪者止恶从善？因之安石是许遵减二等论。刘述判刑部有年，当知刑名律意，怎可随意加人‘妄议’二字。时安石与君实同为翰林学士，皇上诏议，安石以己见报上，乃本职也；即使议有不妥，亦不可加‘妄议’二字。去年七月诏：‘谋死已伤，按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此时，安石尚未进政府，自与安石无涉也。至于上采纳安石议或君实议，惟上圣裁，亦不关安石事，怎可诬安石荧惑圣听？若上纳君实议，是否荧惑圣听邪？
至于今年敕：‘以去年七月诏从事’，亦经政府议与皇上核准，非安石越权擅自为之，何以独罪安石乎？”述又质安石道：“如汝所言，未进政府前，汝只是妄议。进政府后，汝仍持妄议，与唐介争谋杀刑名，强辩不止，而上主汝说，介不胜悲愤，疽发于背而亡，岂不有罪？”安石笑道：“登州因狱久不决，请速裁决，政府安能不议？议而有争，亦常事。唐公与安石同为执政，自可争辩。至于上主何人议，亦惟皇上明裁。请问御史安石何罪？至于说因安石强辩，上主安石议，介不胜愤，疽发于背而亡。以前此话只是风言，今日御史说到朝会上，可知风源原在御史。即如汝言，唐公疽发而亡，罪责究因‘安石强辩’抑或‘上主其说’，或各一半？请说明白。”听到此处，上盛怒道：“唐公病危，朕挟太医视疾。太医偏视全身，说无外部疾患，要否朕传太医作证？刘述，汝有何证据，举将出来，当庭对质。”述道：“听自传说。”上道：“汝必须举证，否则以妖言惑众、诬君大恶论处。”刘述听此，手抖股□不止，顺势跪倒，连呼“皇上开罪”。上道：“刘述劾安石案，众卿有何异论，请各抒己见，即是说错，朕不怪罪。”诸臣相视无言。上道：“许台谏风闻言事，但决不容无中生有，编造事实，锻炼罪名，诬陷无辜。刘述即属此类。朕今日仍不以言罪刘述。但刘述以判刑部屡不奉诏，抗上欺君，罪不可恕。仍着开封府推官按问刘述、丁讽、王师元罪。此等妄为，若不加惩处，廷臣效尤，还有纲纪可言否？皇权何在，还有朕这个皇上乎？刘述劾章之主旨，在劾安石专肆胸臆轻易宪度，操管、商权诈之术，首建财利之议。然论及事项仅设条例司与遣八使二事，此皆朝廷之举，非安石个人妄为。若计较其利害，众卿均可畅所欲言，若以此诬人，抵制更革，其可乎？刘述劾章空论部分，无须再议。今日朝会到此为止，散朝。”
安石散朝回府途中，想到对方屡以操商鞅之术罪己，遂吟道：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司马光、范纯仁闻开封府按问刘述等，丁讽、王师元已服罪，不尽为刘述担心。二人约同来到相府，谒见富弼。司马光道：“事已至此，惟老相公向皇上进一言，开脱述罪。纵使远谪亦可，千万不可科刑。”弼道：“言而何用，弼不过尸禄而已！已屡向皇上求罢，经阅近来诸事，弼退意已决。”纯仁道：“老相公千万不可。今朝廷望重位高者惟老相公，虽年老体衰，犹可震慑奸邪，使彼等有所顾忌。”光道：
“老相公不可有此念头，让出道儿，便于彼等妄为。虽说身衰，然当年行新政之气不可馁也。”弼道：“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范、富、韩结为一体，又有欧阳修、余靖等人相助，日今政府孤我一人；吕诲、刘述等气壮如牛，却愚蠢之至，屡欲制人，反被人制，亦陷弼尴尬。倒不如早退，颐养天年为好。”光道：“即老相公要去，亦务为刘述一言。”
弼道：“老朽说倒不如二位说。弼看皇上还是看中二位，何不一试？”
光与纯仁不便多言，告退出来。
于是，司马光、范纯仁面上于便殿，为刘述求情。光道：“刘述、刘琦、钱颛不过疏直，还乞陛下开恩，不可深罪，免失群臣之心。”上道：“若说刘述直，朕看他赤？？不顾事实，血口喷人。此等直不可取也。但朕亦照顾到众卿中尚有不明事理者，准二卿所请，贬刘述远州，不予科罪。”光与纯仁忙道：“皇上恩宽。”纯仁道：“皇上所言台谏一直多事，纯仁知谏院，恐难符圣望，乞别差遣。”上道：“既如此，准卿所请，改判国子监，如何？”纯仁谢道：“谨听差遣，臣先去国子监，以后外州若有空缺，臣愿效力地方。”告退出来，光谓纯仁道：“果如富公所言，皇上还给面子。以光看事还可为，不可轻去外州。”纯仁道：“京城是非之地，不可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