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驾临延和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参知政事冯京、王圭，枢密使文彦博、枢密副使邵亢、吴充已齐集。遂即宣李宪上殿。
李宪三步并作两步，直趋御前，跪拜道：“奴才奉韩帅令星夜兼程，七日不离鞍马，送回战报，请皇上御览。”上命吴充取来宣读。原是种谔兵克罗兀堡，向朝廷报捷。上欲详询细节，只见李宪仍跪地而已酣睡矣，动情道：“七日夜不离鞍马，行一千五百里，真铁汉子也！且勿惊动，命朕之竹轿进殿，抬李宪下去歇息。”竹轿进殿抬走李宪后，上道：“京城欢度新春，种谔及其将士衣不解甲，转战沙碛、严寒号风中，接连克敌制胜，辛勤之至。应遣使持诏抚问，枢密院即刻去办。”
文彦博领旨。
且说兵克罗兀堡后，宣抚使韩绛以为延路当筑四寨：令种谔驻兵增筑罗兀城，俟毕功进兵筑永乐川、赏捕岭二寨；令都监燕达、赵璞继筑抚宁城。又令河东路修筑荒堆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四寨，通接道路，各相去四十里。如此，由绥德可直通河东路之麟、府、丰三州。知太原府吕公弼不以为然，上疏云：“河东路转运司言，宣抚司计度运粮义勇数过大，又应付宣抚司科率民力已不堪。”神宗阅后以为然，恐别致生事，又虑过当处置，摇动边事。于是，遣御史范育乘驿体量以闻。继而，吕公弼又言：“宣抚使令河东路发二万兵，由荒堆新路趋罗兀城，与种谔期会。此路虽可通行，敌若设伏，则师无生还矣。永和关虽回远逾期，而可免敌袭之患，故使由永和关以往。果然由罗兀接应之援兵，遇伏不得进。今既城罗兀，又筑八寨，而河东路修筑之四寨散阔，未易守也。今寇方怀忿，日夜聚兵，且西贼冲突，修寨难为施工，愿罢筑四寨，专为坚壁清野之计。”
范育回，奏道：“臣自到河东，凡语劳费之状，无不归罪转运司，以调拨之烦，驱率之暴，文书约束之峻，皆转运司所出。及臣取索转运司承禀移文，乃知皆起于宣抚司军需暴并，而转运司仓促应命，遂使一路务本勤俭之民，荡析生业，濒于死亡之患。臣历访修寨利害，议者以为八寨齐兴，若计官私财力，决不可成；纵或成之，于边防有小利，于国计有大害。小利者，使绥、麟、府路通，内省沿河屯守之备，外收西贼所峙茶山、铁冶、竹箭财用之府。大害者，前日筑城荒堆三泉，民力已困，今继兴三寨诸堡，度境愈远，费什于前，将何以供亿？加以贼失所恃，必竭国力来争，边祸之大，必自此始。伏望顾大害损小利，以定安危至计。”安石是育言，请如育奏。冯京道：“闻夏人借兵契丹，探报契丹发兵三十万往西界，不令中国知。果如此，堪忧矣！”安石道：“虽有此不足怪。陛下即位，既经营绥州，又取银州，破其唇齿之势。契丹以为中国若服夏国，当觇幽燕；若乘中国有事之时，能挠我势，对其自为有利。夏国妇人用事，忿而无谋，或请师于契丹。从契丹计，许之，何亦不可？”上道：“果如此，则奈何？”安石道：“陛下诚能以静重待之，虽加一契丹，于边事亦不至狼狈。若欲进取，非臣所知；若我积极防卫，坚壁清野，积聚刍粮，无伤民力，而以静重待敌之衅，则外患非所恤也。且胜夷狄只在平时修吾政刑，使将士称职，财富兵疆而已。”上患陕西财用不足。安石道：“今所以不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未暇理财，而先举事，则事难继。臣固尝论天下事如弈棋，以下子先后当否为胜败。论理财以农事为急，论农事以抑兼并去其疾苦为急。此臣所以汲汲于差役之法也。”
于是，上以手诏付枢密院戒边将静重曰：“前日据河东边吏奏，北敌聚兵，虽未测虚实，恐边臣有以启衅者，况今朝廷政事之弊，方议修理，国财民力，穷乏可知。平时无事，尚虑天灾流行无以待之，若四方有惊，何以支梧，恐边臣未悉朝廷之计，宜戒谕之。”
军兴，边事繁扰，虽陕西不如河东，然知永兴军司马光无不抗争。
宣抚司请增修城壁，光以内地不被边，奏请罢之。宣抚司又请添屯军马于长安、河中、州，光言：“岁凶民艰食，惧无以供亿，乞罢添屯。”
宣抚司赋民造干粮刍饭；光言：“昔常造，后腐弃之，宣抚司令臣不敢从。”光又奏乞被灾地所欠青苗钱许停搁催理，并牒所部八州军，不得依司农寺指挥催理。上诏提举司催理如司农寺指挥，不得施行光牒。光以言多不用，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上章曰：
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此数人者，睹安石所为，抗章、对策，极言其害，而镇因乞致仕。臣顾惜禄位为妻子计，包羞忍耻，尚居方镇。臣闻居其位者必忧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为盗窃。臣虽无似，尝受教于君子，不忍以身为盗窃之行。今陛下惟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阿安石者谓之忠臣，攻难安石者谓之谗匿。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谓谗匿者也！伏望陛下圣恩裁处其罪。
章上，神宗道：“司马光怎可如此。西事方急，陕西、河东两路惊扰，岂可免哉！河东繁扰尤胜陕西，而吕公弼虽不附宣抚司某些运作，或建言止罢，或建言更正，皆以国事为重，顾全大局，朕深嘉许。其司马光不分皂白，凡宣抚司所为，皆以为非。延军兴，令民造干粮刍饭以支前，岂可缺乎？在陕境增屯兵马以备敌，岂谓多事！安石以财用不足，不主举兵，以坚壁清野待敌，辅臣皆知之，而光反罪安石大举繁扰。其感情用事颠倒是非如此，岂大臣之应为者也！光既不愿留陕，可允其请，诏移知许州。”
司马光乞辞许州，固请西京留司御史台。或谓：“光素不愿涉实务，知永兴军路尚且不为，岂屈就许州乎！”久之，上乃从其请。从此光留洛十五年，自称此后不言政事。
神宗会群臣于文德殿，道：“二年五月，王安石请兴建学校，罢明经诸科及诗赋取士，以经义、论、策试进士。朕诏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馆议之，已历时近两年。且今岁春试在即，应有裁处。”文彦博道：“自诏议后，时，直史馆、判官诰院苏轼上《议学校贡举状》，议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用今之法，臣以为有余。’其意以为不必变。”王安石心知彦博借轼言以述己意，乃问道：“文公亦以为不必变乎？”彦博避直答，乃道：“赵□亦是轼言。”安石道：“臣尝言，夫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
所谓陶冶而成之，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苏轼所谓知人、责实，安石固已在取之、任之条中详言之。今人才乏于上，求之于闾巷泽野，亦未见其多，岂非陶冶非其道而然乎？今州县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使民以修其事者甚少，而不才、苟且、贪鄙之人不可胜数。朝廷推行新法，其意虽善，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
孟子曰：‘徒法不能自行’，即此之谓也。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
“诚能使天下之才众多，然后在位之人可以择而取之，责以实而察之于事。此轼之所谓知人、责实也。轼言之不足，在于不知人才由陶冶而成；陶冶人才必先教之、养之，故其忽视兴学。轼言：‘庆历间尝立学校矣，天下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仅存。’庆历新政，昙花一现，学校废矣。轼岂不知其事，今反罪兴学，其可乎！今人才乏少，且学术不一，异论纷然，此盖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道德，则必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彦博道：“姑不言学校，以贡举言，轼以为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官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安石道：“若谓此科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以为科法已善则未也。今夫自壮时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之天下。”
上以为然。于是罢明经诸科及进士试诗赋，各专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大意几十道，次论一道，次策三道。中书撰大义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仅粗解章句而已。取诸科解名十分之三，增进士额。其殿试则专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赐进士及第，第三等赐进士出身，第四等赐同进士出身，第五等赐同学究出身。先置京东、西、陕西、河东、河北五路学官，使之教导。
既而又诏诸路置学官，州给田四十顷以赡士；并置小学教授。
这日，苏轼正在无聊，著作佐郎、中书检正章来访。轼道：“何风吹得子厚来？”道：“州路转运使罪杜安世等讨夷贼，斥地七百里，诏乘驿同转运司制置以闻，故来辞行。”轼道：“地险远，非美差也。”道：“王命安敢有违。”又道：“朝廷已决定兴学并更革科举，君其不平乎？”轼道：“无平与不平，已知王相无见责之词，轼亦知己言有偏颇之处。今谢景温劾贩私案既不了了之，轼拟求放外，抽身此是非地。回顾仕京三岁，真无意思。”道：“欲谋何地？”轼笑道：“自不尾骥阁下去夷蛮之地，若得宦苏、杭，借以优游，吾愿得赏。”道：
“试为君谋之。”
夏兵败于罗兀，损兵折将，失去银州大片土地，国内大哗。梁氏党无奈，只得遣使向辽乞援。辽道宗集群臣议。或谓：“宜坐山观虎斗，两败，固我愿矣；即使一胜，其力已竭，亦有利于我。”或谓：“夏人求救于我，其势已危。若宋人亡夏，必图幽燕，不可坐视夏毙，应允其请，出兵助之。”道宗道：“姑允其请，发兵西向，陈兵境上，作援夏威宋之势，坐观虎斗，然后视情势再作处置。”夏闻辽发兵三十万来助，士气复振。梁乙埋调集十二监司全部兵力反攻，先攻克抚宁寨，继破顺宁寨。宣抚使韩绛令种谔弃修通麟、府诸寨，追还大兵，先于近里修筑固障，力保罗兀堡不失。绛又去庆州，布置环庆路出兵牵制。
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庆州又生兵变。原来庆州指使王文谅，本夏国国相莫藏讹庞家奴，得罪投归延州，累官右侍禁，阁门祗候。宣抚使韩绛遣王文谅节制蕃将出师，文谅夺宁广锐军都虞候吴逵功，并诬与贼斗呼逵不至。韩绛误信文谅，将斩逵，部卒喧呼。知庆州王广渊入白之，乃止。夏兵攻罗兀堡甚急，韩绛急往绥德指挥，临行命庆州出兵牵制。广锐军两指挥军士谋拥逵为乱。是夕，叛军二千焚北城，大噪纵掠，斩关而出。王广渊亟召五营屯兵御贼。北路都巡检林广守南城，叛军据北城。林广自楼上望其众进退不一，曰：“是不举兵自乱也。”乃挺身缒城出其后，说叛军归顺，多投降之。时，吴逵已拥众出，余党三百人犹在城下，林广谕降者曰：“乱首去矣，尔曹本非同恶，且听我，不惟得活，且有功。”遂授以兵器，令反攻，北城遂平。
柔远、三都戍卒闻变，欲应叛贼。广渊阳劳之遣归旧戍，潜命赵余庆部间道邀袭，尽戮之。叛军初谋入据州城，东路都巡检姚兕以亲兵守西门，贼不得入，乃走耀州之石门山，兕追及贼，谕以大义，贼感泣罗拜，誓不复为乱。北路都巡检林广与贼遇，语贼曰：“速降尚可全。”
贼不听。广遂兵分两路，一部扼其先路，另一部尾击之。贼迫不得已，乃降。广曰：“不从吾言，今窘就范，非真降也。”皆斩之。庆州兵变始平。
因庆州兵变，援军不至，罗兀堡孤兵无援，遂弃守，退以保绥德、清涧。消息报至朝廷，神宗感伤道：“天不助朕，奈何！”为安定陕西，诏宣徽南院使、雄武军留后郭逵判永兴军；差赵□任延路经略使。
罗兀失守，朝廷罪韩绛宣抚失律，罢相以本官知邓州；判官吕大防落知制诰，知临江军；种谔以抚宁堡失守，责授汝州团练副使，潭州安置。安石又谓：“以往边事处置，吕公弼无罪。曾疑其欲坏边事，动辄诘问。今既付一路，而使其心每怀嫌疑，不敢自竭，于边计不便。今边事皆如公弼言，宜手敕抚谕，令其有事一一奏陈。”上以为然，道：“朕从此次边事处置中，深知公弼明大义，不同司马光也。”
近日，县君杜氏见神宗神情沮丧，知以西事不利故也。问道：
“为西事不乐耶？”上颌首。杜氏道：“何不说说，娘试为汝解烦。”上道：“朕欲雪祖宗屡败之耻，何其难也！”杜氏道：“汝即位仅四岁，欲一举而反数十年积弱之势，不觉性急乎？欲速则不达。依娘观之，此次西事失利，皆缘汝求胜心切，而韩绛又欲建功急报知遇之恩，以致考虑不周，措置失当之故也。”上道：“朕知韩绛忠心，但此次失利，不可不罪之，否则无以对朝廷众臣。朕乃挥泪斩马谡也。”杜氏道：“对此失利，似不应看得过重。夏人城罗兀，我夺之；我据罗兀，夏人又夺之，打个平手，无输赢。况辽出兵三十万助夏人，我方又偶生庆州兵乱，失利固有因也。”上道：“经娘一说朕心明矣。经这次失利，朕深服王安石之论。安石云：‘制胜夷狄，只在平时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财富兵强而已。’又云：‘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力不足，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论理财，又以农事为急，而农事则以抑兼并、去其疾苦为急，此臣之所以汲汲于差役之法也。’”杜氏道：“既服其论，当躬行之，切不可为异论摇动。”上道：“对阻行新法者决不姑息，尤以目下推行免役法，朕自会躬与，请娘放心。”
夏收回罗兀，梁乙埋欲攻绥州。保泰统军禹藏花麻说梁太后道：
“连年征战，银夏一带农牧业凋敝，生灵涂炭，若再南讨，民不堪命，不若就势与宋议和，既可得宋赐银帛，又可聚养生息，何乐而不为？”
梁乙埋道：“今幸契丹发兵三十万助我，一举破宋必矣。”禹藏花麻道：“汝以为契丹真助我耶，彼何以屯军境上不发？若引其兵入境，无异引狼入室。果如此，其亡宋未必，夏国危矣！”诸臣皆附禹藏花麻。梁太后亦自知再战不利，遂遣使去绥德城议和。
宋廷议夏请和事。安石以为当明示欲和，以怠其志，徐与之议，以坚其约。上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