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
亲昵怀返侧，骨肉还相仇。
这几句诗乃魏阮籍之咏怀，是说那些当年志同道合患难与共者，及跻身高位后却相互倾轧起来；此等人非全是原即品行不端作伪不易辨，而是在获高位后逐权逐利，才使心惑志移。考之历朝历代，率多如斯。
自熙宁五年起，赖安石力持，市易之法卒得以行。七年初，缘岁馑，攻者有机可乘，市易之争又起。神宗虑天变民怨，惑于近习诬妄，屡责市易务买卖苛细，多收息钱与免行钱，掊克财利，不顾国体而敛民怨。幸安石力辩，乞示所闻由来，以便考实。上支吾说：“何故士大夫言不便者甚众？”安石白上此乃近习诞妄之故，并点名后父向经及侍中曹佾不法，反诬市易务，并与文彦博辈谬说相呼应，此乃汹汹之由来。神宗对安石辩驳虽说不出话来，然心犹不释然。
安石将退之际，内讧已见端倪。市易务隶三司，此时曾布已代薛向为三司使。布素恶吕嘉问骄恣，及闻上数以市易苛细诘责中书，意欲有所更张。恰巧这时，神宗夜降手札赐布曰：“闻市易务近日收买货物，有违朝廷元初立法本意，颇妨细民经营，众语喧哗。卿必知之，可详具奏。”曾布奉手谕后，想到魏继宗必知底细。原来曾布早先受命察访河北，曾辟继宗为察访司指使，因有这一段交往，故召继宗问之。继宗愤惋自陈，以为嘉问掊克财利，不如初议，人不胜其怨。布遂携继宗见安石，具言曲直。安石责继宗道：“事诚如此，何故未尝以告安石？”继宗推说嘉问日在相公左右不便。次日，布对于崇政殿，具奏所闻于魏继宗者，并道：“嘉问务多收息以邀赏，凡商旅所有，必卖于市易务，或市肆所无，必买于市易务，率皆贱买贵卖，广收赢余，挟官府而为兼并之事。”上听后，以为果不出所闻，持见于色。布道：“事还须复案方可靠实。”上道：“朕久已闻之，虽未经复案，大抵如此。”遂召安石问道：“曾布言市易多行不便之事，知否？”
安石回道：“知之。”上道：“布言如何？”安石道：“布今上殿，必自言，臣不须代白。市易事，臣每日考察，恐不致如言者。陛下但勿仓促，容臣一一推究，陛下更加复验，自见曲直。”上问：“布言此，何故？”安石道：“布与嘉问不相能，与他事亦可见。”上道：“布素与卿相厚，何故如此？”安石道：“臣不敢逆料人情，但依实考验事情，要见曲直而已。”上道：“恐嘉问实欺妄，非布私仇移怒。”安石以为不然。于是上诏曾布与翰林学士吕惠卿一同根究市易事，访实以闻。
安石知曾布与吕嘉问素有间隙，但不当为市易故纠葛；嘉问提举市易务，固有急而行之之弊，而布不应以此意气用事，致摇市易之法。
原拟躬自干预，协调平息，故白上“但勿仓促，容臣一一推究”，但上惑于近习，急于究治，不容安石插手，而诏布与吕惠卿同按。安石又虑及自己将退，无暇深涉此事，只好处身事外，不复过问矣。
上诏布与吕惠卿同按市易事，非但无益，反而使布与嘉问二人内讧加剧，又插入一吕惠卿。上素重惠卿，目为明敏美才，以为与布同按，必附上意，孰料又生出事来。布受诏后，或为布言：“往昔中书每以市易不便事诘嘉问，嘉问未尝不巧为蔽欺，案牍往往藏匿改易，如不惩革此弊，虽根究无以见其实。”布亦风闻嘉问已嘱胥吏持案牍隐藏私家更改，遂奏乞出榜厚赏募告发者。次日，上即批：“依奏付三司施行。”布即张榜嘉问居所。又次日，吕惠卿召魏继宗及行人问状，又诘布所以辟继宗为指使缘由及布诱继宗与行人增添饰词事。
继宗否认，反具以告布。于是，曾布以急速公事求独对，具继宗所告以闻，并言：“与惠卿所见不同，不可共事，乞别选官根究。”恰在这时，安石告退，惠卿已入中书，奏说：“三司承内降后，当申中书复奏取旨，不合擅出榜案治。”上又诏：“元批依中书奏不施行，令三司收榜，缴纳中书。”曾布又奏说：“三司奏请御批，例不复奏，且三司尝申知中书。”于是上又是布。如此反复，莫衷一是。这时，吕惠卿又使出一招，奏道：“奉诏与曾布同根究市易事，勾集行人照证，而有臣未到以前布所取口供，臣当再行审复，乞令交送臣处供析。”上批：“可令布与惠卿一处取阅，方不致互有辞说。”布急求对，俱陈行人所诉，并疏惠卿奸欺以闻，以为惠卿不可共事，固求罢。上不许，勉令尽力。
从此，曾、吕凡三、五日一对，各陈所是。上初以布言为是，已而中变，从惠卿请，调魏继宗于开封府任官，盖防布与继宗串通。
吕惠卿参知政事后，令户房会计治平、熙宁财赋收支，与布所陈皆不同。上令布分析所以不同因依。后八日布对于延和殿，言与户房所以不同之故。神宗见此事已涉及三司，且惠卿已晋执政，乃改诏知制诰、判军器监章、枢密院都承旨曾孝宽就军器监置司根究市易违法事。曾布即白上道：“原委臣预市易事，今已置司根究。臣早晚鼠黜，自尔必无由复望清光。”上道：“卿为三司使，案所部违法有何罪？”布道：“陛下以为无罪，不知中书之意如何，况臣尝与章有隙，今乃以治问，其意可见。”上道：“有曾孝宽在，事既付有司，未必不直。”布道：“今惠卿已秉政，势倾中外。臣之权位莫如，即所陈之事皎如日月，然不得申于朝廷，孤远之士，何所望于陛下。臣得罪鼠谪，何所敢辞，惟恐自此议论谁敢与执政不同尔！”上慰之曰：“卿不须如此。”
神宗急于根究市易事，先诏曾布与吕惠卿同按，后又改诏章、曾孝宽置司案治。然欲速而不达，愈理愈乱，且使诸多大臣陷于内讧之中，自己亦陷入五里雾中，愈益糊涂起来。于是召首辅韩绛入对。
绛道：“此事本应依安石奏，令其根究，不难处置。日今愈理愈乱，难以收拾。臣又多年不在朝廷，亦不了然，一时难判明究竟。臣建言此事暂缓图之，待臣探明后，再奏请处置。”上只好依从。
这年七月，参知政事吕惠卿之弟、前曲阳县尉吕和卿建议行手实法，以均役钱。于是，司农寺奏言：“出雇役钱公允与否，全在户等之虚实。旧凭书手及耆、户长供通，隐瞒不实，检用无据。今《熙宁编敕》但删去旧条，不立新制，即于造簿反无文字可守，甚为不便。乞采吕和卿建议，使民自供手实并许人纠告之法，最为详密，贫富无所隐，诚造簿之良法。”朝会议行手实法。吕惠卿道：“雇役纳钱或未均，出于簿书之不善也。《嘉右敕》：造簿，委令佐责耆、户长采人户、丁口、税产、物力划为五等。但耆、户长岂能尽知其贫富之详？既不令自供手实，则无隐匿之责，安肯自陈？又无赏典，孰肯纠举？以此旧簿不可信用。”上道：“旧簿既不可信用，当用何法？”惠卿奏道：“宜仿手实之意，使人户自占家业；如有隐落，即用隐瞒产业赏告之法，庶得其实。手实法凡造五等簿，预以式示民，令民依式填写，纳县簿记，第其产高下为五等，乃定所当纳钱。”御史中丞邓绾道：“臣以为手实之法不可行。凡民养生之具、日用之物家家有之。今欲尽令疏实，则家有告讦之忧，人怀隐匿之虑，无所措手足矣。商贾通殖货财，交易有无，不过服食、器用、米粟、丝麻、布帛之类，或春有之而夏以荡析，或秋贮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书，何由拘录，其势安得不犯？徒使嚣讼者趋赏、报怨以相告讦，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三司使曾布道：
“市易法苛细，而手实法胜之无不及。使民自供手实，则尺椽寸土，检括无遗，恐鸡豚亦偏抄之。其法行之，必惊扰细民。”上问中书诸公，冯京以为不可行，王圭不语。韩绛道：“既然议相左，当徐议之，如何？”上从之。
韩绛独留，白上道：“臣考究市易事，诚如安石所言，吕嘉问是有急行之病，然无违法之罪；曾布纠市易亦有过毁之辞，两造皆缘失察吏属不实言辞故。臣以为急须结案，此案涉及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章等人，皆朝廷大臣，若拖延下去，人心惶惶，何以理政？几月来，三司、市易公务几停滞矣，乞陛下速决。”上道：“容朕慎思。”
上回到内宫，向县君杜氏俱道市易事由来及韩绛奏请言语。杜氏道：“此事易明，一者，皇上与左右大臣共治天下，抑或与皇亲、外戚、宦官、女子共治天下？若与大臣共治天下，不当惑于近习而责难大臣。二者，皇上以道义与大臣结为一体，抑或以权术制御大臣，使其倾轧而凌驾其上？若以道义待大臣，不当使甲攻乙，又使乙制丙。老身以为市易事，非乱自嘉问，亦非乱自曾布、惠卿，实皇上自乱也；即使诸人中见有机可乘以遂其愿者，乃皇上导使为之也。官家先不从安石请，容其究治，后又抛开新相韩绛而自究治，以致自陷旋涡不能自拔，咎自取也。”上道：“娘言极是，要当如何了结？”杜氏道：“韩绛已言之，何必难为老身，不意先帝之嘱托乎？”上道：“朕即与韩相相商处置。”上又问道：“朝廷事，朕日每思虑，犹不免时惑，娘何以见事明若烛火？”杜氏道：“无他，老身不谋天下，不希固宠，孑然一身，无牵无挂，与人无争，何能蔽我良知哉！”上道：“朕悟矣。”
后日朝会，诏曾布坐不觉察吏人及教令行户添饰词，理不应奏而奏，公罪杖八十，落职，以本官知饶州；吕嘉问坐不觉察杂买务多纳月息钱，公罪杖六十，徙知常州。同时，诏命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元绛权三司使；命权户部副使、太常少卿贾昌衡兼都提举市易司；大理评事、编修司农寺条例删定官吴安持为太子中允、权同提举市易司。
韩绛当国，原以为吕惠卿参加政事，必可同舟共济。绛在二府，惠卿犹为从臣，礼让谦恭。及惠卿参政却一改常态，平起平坐，绛不为意。惠卿荐弟和卿为崇政殿说书已引人非议，今又欲引弟升卿入朝，人议纷纷，绛亦隐忍不发。但从市易事已窥知惠卿有排曾布嫌，故急请皇上迅结此案，以免事态扩大。及布、嘉问同罢，惠卿又以中书名义奏言：“布所陈治平财赋，有内藏库钱九十万缗，于收数内除豁，故与户部所报不同。”并讽御史台推直官蹇周辅劾布：“意欲明朝廷支费多于前日，财用阙乏，收入不足为出。其奏事欺诈不实，当徒二年。”韩绛力白于上，使不从其请，致惠卿谋不得逞。至议手实法，绛见上主惠卿议，又虑与惠卿在中书共事，不便抗争，手实法遂于七年九月颁行。
这年朝廷可谓多事。市易案于八月结束，而另一案又起矣。
此案还是由郑侠而起。始，郑侠上疏及流民图，朝廷以侠为狂，置而不问，只令开封府劾其擅发马递之罪。擅发马递罪止杖一百。
郑侠停门职候调官出京，及闻吕惠卿执政，复上疏攻之。乃取唐魏征、姚崇、宋景与李林甫、杨国忠、卢杞传为两轴，分别题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在位之臣，影射为林甫辈，复为书献之，极攻时政之失，铺排民间疾苦。言今罢安石而用惠卿，犹如唐天宝之乱，国忠已诛，贵妃未戮，人以为贼本尚在，今日之事，何以异此。并言独冯京立异，敢与安石校，请黜惠卿，用京为相。惠卿见此大怒，遂白之上，以为谤讪朝廷，乞追毁郑侠出身以来文字，送汀州编管。上从之，遣侠已行于途。
这日，惠卿入对，上问：“郑侠一小官，如青苗、免役等事容于道路闻之，至如言有人被甲登殿诟骂，此禁中事，何闻之速且详？”惠卿对曰：“侠前后所言，皆冯京手录禁中事，经人持示导之使言也。”上编管，宋代官吏得罪，轻者曰某州居住，稍重曰安置，又重曰编管。在编管之州，受地方官约束，不得自由行动。
亦疑之。京一日早朝，留身奏事，上问：“卿，大臣，知朝廷有不便事，何惜自言，乃委令入郑侠文字？”京惶骇对道：“臣与郑侠素不相识。”
此际，侍御史知杂事张□已阴访冯京与侠交通状，遂即劾奏：“京，大臣，与侠交通有迹，而敢谩云不识。又侠所言朝廷机密事，非京告教，何得闻此？”上以劾章示京，京对：“实不识，乞下有司辨。”□又言：
“京身为辅弼，岂宜阴结小人，谤讪朝政？若京实无此，侠当坐诬大臣之罪。侠虽逐，而京之事状未明，乞追侠付狱究治。”诏送御史台究治。京乃言：“侠事因张□按劾，则御史台官属不得无嫌，乞治于他司，或遣官就御史台根究。”上遂诏知制诰邓润甫同根究。
于是，遣礼部侍郎舒乘驿追侠于太康，逮捕归京，付狱究治，令具疏所交通者，皆拘于御史台。邓润甫等深探侠词，多所连引，狱久不决，台官亦皆不得归家。及至十一月，上以其枝蔓，有诏促结案。
张□又言：“侠事连京，理须考实，而证左有所畏鉴，未肯尽情通说。勘司又被旨催迫，无缘究治。况侠毁斥朝政，讪骂大臣，非有所恃，安敢如此。若不推见事实，明正国典，则小人朋比，何以禁止？乞令尽理推究。”上又从之。
舒追郑侠途中，搜其衣囊，得银三十两，及《名臣奏稿》一书，题曰“杨君所赠”。考侠，侠云：其监安上门乃盐铁副使王克臣所荐；其逐也，有求于克臣，克臣遂遗侠白金三十两。侠又交代：杨君者，乃杨忠信，时为御史台知班；侠监安上门，忠信来访曰：“御史台职在谏争，皆缄口不言，足下一监门尔，乃上书不已，是责台中无人也。”因探怀中《名臣奏稿》一书授侠曰：“以此为正人助。”此二事证之克臣与忠信俱得实，但与冯京仍无牵连。狱官再诘郑侠，郑侠又牵出判登闻院丁讽。原来，冯京不识侠，见其数言事，屡对丁讽称之。侠遣门人吴无至诣院投疏，判院丁讽嗟曰：“当今台谏不言，郑监门乃能屡入文字邪！”且为无至言冯参政再三称奖之语。至此，狱讯仍不得有人被甲登殿诟骂来之冯京之证据，乃指事讯郑侠，侠供认听自内殿崇班杨永芳。原来侠与永芳邻居，二人辄谤议新法。拘永芳，永芳自承。
狱既具，京、克臣、丁讽等皆引罪。中丞邓绾及按官邓润甫上疏：
“郑侠肆意谤讪朝廷，人臣共嫉。冯京身为辅政大臣，称奖妖言，阴助郑侠；王克臣以戚里受国厚恩，知侠国之所弃，而资给银两；丁讽、杨永芳、杨忠信等传言惑众，尤为可恶，不可不惩。”熙宁八年正月，诏冯京守本官知亳州，王克臣追一官，丁讽落职，监无为军酒税，内殿承制杨永芳追一官，郑侠改英州编管；杨忠信、吴无至并决杖分别编管郴州、永州。此案历八月始告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