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了一篇报导，写了一位作家对于自己的信念。说这位作家当年被打发回到老家落户为农，陷入一个相当绝望的境地，前景十分渺茫的时候，他对他的妻子表示这样的雄心和自信，总有一天，他还会有小轿车坐。
这很有意思，使我知道人在逆境之中，是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美丽的梦来鼓舞自己生存下去，不一定那么崇高和冠冕堂皇的。从文学角度看，这种符合人物性格的真实，应该是可信的。
我觉得这位作家的可爱之处，就是坦率。一个不掩饰内心想法的人，总要比那些口不对心的人容易接近，何况想坐小轿车，比起项羽“彼可取而代也”，刘邦的“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一心造反，藐视皇上，要规矩得多。比起拿破仑说的，一个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野心，要本份得多。最远大宏伟的理想，就是屁股后面冒烟，是无可非议的。
车在中国古代，泛称轩。什么人坐什么轩，挺有讲究的。《三国志》载董卓得势后，“京师地震，卓又问邕。邕对曰：‘地动阴盛，大臣逾制之所致也。公乘青盖车，远近以为非宜。’卓从之，更乘金华皂盖车也。”董卓权倾一时，也不好意思躐等逾格，可见轩是代表着官职大小官阶高低的，也是一种权威的体现。文人也不例外，《新唐书》记载诗人李贺七岁，以神童名，韩愈等老前辈去看他的时候，他献上的一首诗，题名叫《高轩过》，也是很神往他们乘坐的车子的。由此得知，从老祖宗起，把坐车的和当官的，基本上当作一回事了。
不过，文人有愿意当官坐车的，也有不愿意当官坐车的。写《桃花源记》的陶渊明，属于后一类。《晋书》的《隐逸传》里，这样讲的：“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此公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传说，从此名垂千古。要是研究一下五斗米的价值，就会觉得陶老先生未免小题大作，真不如那位作家怎么想怎么做，更接近本色。他认为小轿车是最高境界，终生为之奋斗。而且和记者谈话时，大概已经坐在皇冠或者奔驰里了，才生出这番得意的感慨的。
假如是一辆桑塔那或者奥迪，而不是五斗米的话，恐怕陶潜也得掂量掂量吧？
过去，念书的时候，语文老师说，五斗米是一份俸禄。但并未讲究是年薪呢，还是月薪？就算一个月发给五斗米，就算古代的量器比今天大，半石米也只是百斤左右，二十来块钱的样子。说实在的，陶渊明要不要这点俸禄，还真是无所谓。放弃这份低工资，得到一份清高，何乐而不为呢？清高是视情况而定的，后来刺史王弘见他老人家连双像样的鞋也穿不出来，给他订做了一双，当然不是意大利名牌货，他不也收下了吗？
不论按古代或近代的生活标准，五斗米确实是太少了，大概每餐只能以咸菜下饭，炒鸡蛋也吃不起的，属于不致饿毙的水平。何况他有捏两盅的习惯呢？在《五柳先生传》里这样自况过：“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而陶潜又没有自己的党羽，动不动请他去赴宴；宴后，也没有人拍他马屁，住口袋里塞茅台酒，外加一只烤鸭之类。所以，他不清高也没有别的法子。
怪不得晋人尚空谈，勤劳奉仕就这么一点微薄的报酬，还真不如侃大山呢！不过，话说回来，假如不是五斗米，而是五百斗，一千斗，或者更多，为了这份钱，我猜不出陶渊明，会不会在腰里系上一根带子，去见那位督邮？
因为知识分子虽然讲清高，其实，这种情操，只能是相对而言。进入高度物质化的社会，清高必然要受物欲的制约了。你要清高，物质上就得舍弃一点；你什么都丢不下，又要当官，又要坐小轿车，又要吃不掏腰包的宴会，那你的清高恐怕剩不下多少啦！
不过，这种事情，也非鱼和熊掌那样绝对地不可兼得，聪明人照样能够两全其美，一方面，革命的词藻，是不能少的，另一方面，实惠当然也不怕多的。假如五柳先生见到这些左右逢源的文士，围着肥牛火锅，喝着扎啤茅台，讨论反资防修，狠斗私字于一霎那间的和谐统一，恐怕他对于自己那种“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日子，就不能那样怡然自得地“晏如也”了。
正如人和人不尽相同，作家和作家也是各式各样的。陶潜是位真正风雅的作家，这是没错的。他崇尚自然，爱好自由，害怕热闹，愿意隐遁，是个来不及逃避庸俗的，喜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派诗人。所以远离尘嚣，“躬耕自资”，那是他“颖脱不羁，任真自得”的天性，看来，他确实安贫乐道，不求闻达。不折腰也许是句气话，不想当官大概倒是本意。
他和后来被人讽刺为“翩翩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以隐逸邀名的人不同；和时下那些虽隐而不遁，却总是不甘寂寞，动不动骂街解恨的人也不同。他只求“樽中酒不空”，就相当满足了。
有一次，那位刺史王弘，突然关心起他来，“问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篮舆，亦足自返。乃令一门生二儿，共举之至州，而言笑赏适，不觉有羡于华轩也！”这就让人肃然起敬了，如果说，五斗米是老先生在故作姿态的话，那么，对于华轩的毫不动心，半点也不羡慕，倒表明他对于官场的兴趣，确实是淡泊的。如果这老人家“采菊东篱下，悠然羡‘华轩’”的话，他也许就写不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诗文了。
从这个意义考虑，如果陶渊明活在今天，宁愿他多多热衷“人头马”，或者“XO”一些，少去做“桑塔那”，或者“奥迪”的梦，对文学说不定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