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思想是每个社会人或多或少都有的东西，而在我们驻足过的几十上百个院落里，读书求名、经商取利的现象更为突出。这既是商人经商立业的原始动力，也是他们事业有成的奋斗目标，更是人生价值的最终体现。每一处豪华庞大的老宅院里，都深藏着鲜为人知的拼搏和奋斗历史。晋帮商人形成时间早，经营规模大，资本雄厚，实力强劲，到明朝中叶时，山西商帮成为与徽州商人平分秋色的国内南北两大商帮，拥资数十万、数百万的大贾并不鲜见。明嘉靖年间（1522—1566），内阁大学士严嵩操纵国事的20余年，儿子严世蕃吞没军饷，杀害忠良，严世蕃曾与人评说天下豪富之家，提到资产在50万以上的共有17家，其中山西3姓，徽州2姓。明代学者沈思孝的《晋录》提到：“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朝前期，两淮、两浙的盐引基本上由山西商人控制，以撰写《天工开物》著称的明末科学家宋应星，谈到盐政情形时也说，扬州业盐大户大抵都是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
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出任宣大总督的王崇古，出生于山西蒲州府的一个业商业儒的大家族。王崇古的父亲王瑶，一生以读书、经商二业并重，显姓扬名于乡里族邻。王瑶的兄弟王现，是当地有名的盐商，在他的墓志铭上，有一节训诫后人的话引人深思：“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经，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矣。”王现认为，正当的商业活动与万人师表的士大夫相比，道德方面毫不逊色。他还认为，只要是正当的经商活动所取之利，即使蓄积巨万，也不可耻，那是天赐之福，应该坦然接受。
在平遥、太谷、祁县几地的古城里，明清时期的商家院落，矗立街市的两旁，不少就是当年的店铺、票号所在。山西票号执掌了一个世纪的清代金融业，因此民间盛传着“金太谷，银祁县”歌谣，说的都是当年这里的繁华和富足。在日升昌票号的几进院子，有一副非常醒目的楹联：上联“日丽中天万宝精粹同耀彩”，下联“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横联为“丽日凝晖”，日升昌票号的东家和经理，将他们的美好愿望和商号发展的远景宏图统统寄予其中。日升昌票号，从其字面意义讲就是取其如日东升之意，在中国最早的经书《诗经》中说：“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票号如日月般光华，如日月般永恒，后来日升昌的经营业绩确实有如一轮朝阳，曾经普照着巍巍中华的九州大地。
在日升昌票号影响下，平遥好几家绸缎庄跟着改组票号，祁县茶庄也有改营票号的。继日升昌票号出现之后，平遥县出现了“蔚”字五联票号，蔚盛长、蔚丰厚、蔚泰厚、新泰厚、天成亨等几个绸缎庄统称为票号。到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晋中榆次、介休、祁县等地的商人，又在平遥县开设了协和信、协同庆、百川通、乾盛亨等票号，山西票号渐渐形成了祁县、平遥、太谷三大帮垄断的局面，平遥则成了清代山西票号的总部和渊薮。道光年间（1821—1850）山西票号刚刚兴起时，有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日新中、广泰兴、合盛元、志成信等10大家。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票号又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光绪年间（1875—1908），票号在规模和数量上都达到鼎盛，最盛时保持了30家总号的规模。票号业务最好的几年，如光绪二十八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2—1906），每年汇款的总额达到1000多万两，光绪三十四年（1908）全年汇兑达2000万元以上。
票号的股东大多是地主兼商人的双重身份。日升昌股东平遥县达浦村的李家，在宣统末年时家有土地两万顷；介休侯家有蔚字五联号票庄，兼有杂货绸布店大小各色字号五六十家，资产达到四五百万两；祁县乔家除经营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外，分布在东北、西北以及京、津、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钱庄、当铺、粮店、茶庄总共有200处以上，仅流动资本就有700万至1000万之多；经营志成信、锦生润票号的太谷曹家，总资产也在六七百万两之多。这些票号开业时的资本，多则二三十万两银，少则几万两，然而东家的资财却是票号资本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这些山西财东的实力不能不令人惊叹。
19世纪后期的三四十年，是票号发展最好、发展最快的时期。山西票号一时遍布全国各主要城市和商埠，市面流通全视票号账房盈实程度进行周转。票号的活动区域，还从国内扩展到国外。道光年间（1821—1850），山西票号已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开封、西安、苏州等地设立了分号；同治年间（1862—1874），相继在盛京、南京、扬州、清江浦（在江苏境）、河口（今江西铅山）、汉口、长沙、湘潭、常德、广州、重庆、成都等27个城市设立分号。以后，又向东南沿海和边远城市发展，东至营口、上海，西至甘肃兰州和新疆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南至香港，北至库伦（今蒙古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等地，在边远的贵阳府、云南府（今云南昆明）以及泉州府（今福建厦门）等地都有了山西票号的分支机构。光绪年间（1875—1908）票号发展达到鼎盛，山西票号除总号外，分号达到400余家，分布于21个行省的85个重要城镇及蒙古、新疆等边远地方。票号的势力范围以黄河流域为基地，向东西南北四处扩展。以日升昌票号为例，道光三十年（1850）时已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江浦、济南、张家口、天津、河口等18个城镇建立了分号；光绪十二年（1886）后，又陆续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等5大城市增设分号，在全国的分号达到34处。票号设庄之广是空前的，获利也是空前的。据晋商研究专家张正明先生《晋商兴衰史》记载：日升昌在北京等地的14个分号，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这个账期获利就有583v2两银，而当年这14家分号的收交汇兑白银是32"5 4两。与此同时，山西票号将业务范围扩展至海外，在朝鲜的仁川和日本的大阪、神户、东京都设立了山西票号。如祁县最早的票号合盛元于光绪三十年（1904）在日本东京、神户设立了分号，国内的分号也有10处。山西票号由总号控制着众多的分号，构成了四通八达的金融汇兑网络，并且开创了国内银钱业办理国际汇兑的先河。
山西商人在本省和外省开设的钱庄、当铺也很多，据清代京畿道御史祥章在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三日（1840年4月24日）的奏折称：“京城内外，钱铺不下千余家，且山东、山西商人俱多。”在苏州，乾隆三十年（1765）时，山西商人开设的钱铺有81家，并由他们出资兴建了风光几个世纪的全晋会馆。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统计，民国元年（1912）山西全省有钱庄412家，主要集中在省城太原和晋中的榆次、太谷、祁县、平遥、平定，晋南的曲沃、安邑、洪洞、汾城、霍县，晋北的大同、代县和晋东南的晋城等地，钱庄的势力遍布全省城乡。以塞外之地的归化城为例，截至光绪末年，该城的钱铺有数十家之多，东家有祁县帮、忻州帮、代州帮，也有榆次常家开设的大厚玉和大丰玉钱庄。清代全国的典当业江南以徽商为多，江北以晋商为多。据咸丰三年（1853）的统计表明，当年北京的当铺由晋商开办者达到2/3，达到109座的规模。其中介休人开设59家，灵石人开设23家，其余为平遥、孝义、太谷、文水、汾阳、阳曲、榆次人开设。晋中巨富祁县乔家，不仅开设大德通、大德恒票号，而且在西北、东北、京津地区和长江流域各大商埠以巨资经营当铺。介休的冀家除经营票号外，10万两银子的当铺就有钟盛、增盛、恒世、世盛、永盛等多家。
另外，山西商人在各地开设印局和账局，放钱收利，山西商人的印局遍布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北京、天津、汉口各大商埠尤其突出。清代张焘在《都门杂记》中称：“印子钱者，晋人放债之名目也。”山西籍大学士祁寯藻的一份奏折中说：“窃闻京城内外，现有山西等省民人开设铺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铺户及军民人等，俱向其借用钱文。”“京师地方，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各铺户籍资余利，买卖可以流通，军民偶有匮乏日用以资接济，是全赖印局的周转，实为不可少之事。”印局是对贫苦劳动人民发放的高利贷，账局则是经营城镇工商业存款、放款业务的金融组织。由于城市商业发展的需要，各行店铺全恃借贷流通，于是由商业资本中分离出来一种专业信用组织——账局，以山西汾州府和平阳府的富商开设账局者最多。山西富商携资进京设局，特别注重给予候选官吏借贷方面的支持，从中谋取厚利。中国较早的账局，是乾隆初年由汾阳商人王庭荣出资4万两兴办的张家口祥发永账局。账局发展到咸丰年间（1851—1861）实力大增，主要分布在北方各大城市，如北京、天津、张家口等地和山西本省的汾阳、太原两府，进而发展到东北三省和南方的福建、四川等省以及蒙古的库伦，其规模也是相当可观的。咸丰三年（1853年）京城有账局268家，其中山西人开设的有210家，其他为顺天府商人和山东、江苏、浙江、安徽、陕西商人开设。由此可知，山西人经商不只是万里行商，坐地取利的也不在少数。
阳泉近郊的官沟村，清代属平定州辖境。这里的一处清代宅院，被当地人称做是张氏梅花宅院，也有人称其为银圆山庄。透过张家院的兴衰历史，展示出清代中后期晋中工商业发展的一鳞半爪。明末清初，阳泉赛鱼张氏第六代张文秀迁居官沟，成为官沟张氏的第一代传人。几代以后，张家人丁逐渐兴旺，有人外出谋生，与介休冀氏在河北承德合开“永义公”商号，主要经营山西铁货。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永”字号不断壮大，到清朝中叶时，经营范围由单一的铁货发展到了日用杂货、绸缎布匹、票号钱庄、车马旅店等等行当，在热河的赤峰，辽宁的锦州、大连、营口，吉林的长春，山东的德州，以及本省境内的榆次、寿阳等地，都开设了分店分号。官沟张氏在第八代时分成了永庆堂、广和堂两大股和忠义店一支。永庆堂下有四门：长庆堂、德庆堂、三义堂、忠信堂；广和堂下有忠和堂、义和堂、致和堂、天锡堂、孝友堂。忠义店一支因兄弟不睦而返回赛鱼。官沟张氏宅院就成为永庆堂和广和堂两支的大本营。在官沟的大院里，张家后人不断拓展家业，积聚财富，直到抗日战争前夕，张家的私人商号在当地依然有一定的名气。夕阳西下，古道凄清，走在几百年前铺砌的一条可以并行两三辆马车的石头路面上，看着那些方方正正的花岗石垒砌的堡墙、院墙和屋墙，跟随当地人出院又进院，听他们讲述张家零零星星的往事，对生财有道的山西商人在积聚了相当的财富之后，不惜财力物力修建起一座座传世之宅，哪怕是藏之深山僻壤，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