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廷华
晚年的王明曾在病榻上立言：不斗倒毛泽东，决不回故乡。可是，最后他还是客死异乡。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明这一生》介绍了这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的一生，现摘登如下——
王明的这一生跌宕起伏，他两度入主中共中央，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他曾对人说：在中国搞革命活动，领导工作只能从上边来做，从上边去领导容易得多，在下边做实际工作困难太大，有力使不上，有本事施展不开。
然而，对他来说，“从上边去领导”并不容易。因此，他也成为“左倾”和“右倾”错误路线的典型代表。
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共中央全力进行两手准备。
王明看到中央委员人人身挑重担，也不甘寂寞。他向中央提出要求，希望能做点具体工作。中央考虑到王明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安排他负责法律方面的事务。对王明来说，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可他还是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安排。
王明的身体时好时坏。一九四八年五月旧病复发，中央安排他接受治疗，孟庆树（王明的发妻）负责护理。在治疗过程中，中央医院出现了一次技术事故。
王明经常便秘，有时吃泄药，有时灌肠，灌肠的药品经常更换。负责给王明治疗的医生黄树则有次开了药物肥皂。当时医院用的药物肥皂是日本生产的，名称叫药物石碱，瓶子上也是这样写的。
受条件限制，医院的管理不大规范，所有药品统统放在一个药架上，没有分门别类。司药看见处方上一个“石”字，就把石碳酸拿出来当成药物石碱，配成溶液，发了出去。
黄树则上门看望王明时，孟庆树正准备给王明灌肠。孟庆树见黄树则进来，若有所思地问了一句，“原来药物石碱就是石碳酸呀？”黄树则一听，连说不是。孟庆树一脸茫然，赶紧把灌肠管抽出来，用盐水冲洗。
尽管有惊无险，王明还是很有意见。孟庆树写了个报告，把情况向上反映。周恩来十分重视，在孟庆树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将药取错，就像理发员用刀子给别人理发，不是剃了头发，而是剃掉了眉毛，必须严肃处理。
卫生部门认为这是很不应该的事情，给了司药一个处分。黄树则说明情况并作了检讨。他说，如果当时把药物石碱写成药物肥皂，这件事就可能不会发生，因为司药对药物石碱不太熟悉。
事件过去了几十年，王明记忆犹新。他把这次医疗事故与毛泽东扯在一起，说是毛泽东采取措施，加速他的死亡。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王明写道：
由于这一事件，中央卫生处发了一个通报，通报确认：“药剂师在配药时犯了错误。”很明显，这种说法的目的在于掩盖加速我死亡的企图。这种企图是根据上面的指示而见之于行动的。
国内政局变化很快，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王明出席了会议。
他在会上对毛泽东大加颂扬，说取得今天的胜利，是毛泽东将中国的特点和马列主义结合起来了。他甚至把曾经最得意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桂冠，戴到了毛泽东的头上。此时的王明，往日的威风荡然无存。
在王明发言过程中，插话提问者不断。有人提到他有领袖欲，想当总书记，他说：“我心里没有想过当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出不许我当总书记。”
有人质问他为什么不检查自己的错误，他说：“过去我想，苏区的损失不是我的直接责任，而是博古……”
这是王明在党的大会上，第一次敞开心扉。他最后说：“我向同志们声明，今后一定抛开个人，好好想自己的缺点……我愿做个驴子，慢慢走，跟毛走，看将来能赶上吗。”
新中国成立后，王明被任命为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法制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对这份新工作，王明相当认真，他不断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请示汇报，给中央领导留下了好的印象。
然而，尽管王明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中央也给予了肯定，他却一直不肯提交关于所犯错误的声明。
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曾口头要求王明对历史错误写一个声明书，提交政治局审阅。王明当时答应了，几个月后，一直不见回音。他在这年十一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中央做出结论，我是一个党员，一切接受和服从。”他还向毛泽东提出，“我请求你最近几天来我处谈谈，并抽出较久点的时间，我迫切地期待着，如何，请示复。”
王明热盼着，可毛泽东没有来王明处交谈。毛泽东的观点很明朗，也没有时间和王明交谈，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对王明“即使不满”也“绝对服从”的态度，是不满意的。
正因如此，一九五○年六月的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王明同志至此时为止，对于他过去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对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不诚恳的。
王明收到这一决定之后，心情是沉重而又复杂的。八月，他致信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请示中央要求他在多长时间以内写成声明书。第二天，毛泽东在王明的来信上明确批示：王明的声明书应于十一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并送交政治局。
工作上的劳累，思想上的压力，导致王明的病情越来越重。一九五○年九月上旬，王明向中央提出去苏联治病的要求。按理，王明只有写完声明书后才能去苏联，但中央考虑到王明确实有病，而且当时苏联医疗设备和技术水平比国内好，还是同意了王明的请求。
十月二十五日，王明、孟庆树和两个孩子以及保健医生、保姆一行六人，乘火车赴苏联治病。王明走时匆忙，连在北京工作的弟弟都未告知。
二十多年后，王明把自己申请去苏联治病，说成是毛泽东的突然安排，是企图假借美国人之手，把他炸死在赴苏的铁路线上。
他说：“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点钟，杨尚昆来到我家通知，说已通知铁道部在当晚六时发往满洲里的列车上为我挂一节公车。”王明悟出了“道理”：“我和孟庆树，马上明白了为什么毛泽东突然决定让我们起程了。我们的志愿军为了抗美援朝通过鸭绿江大桥入朝参战，麦克阿瑟已经下令美国空军在中国志愿军赴朝时，集中轰炸从山海关到满洲里的整条铁路线，以破坏从北京到满洲里和从苏联到满洲里的供给……如果我们第二天早上到达满洲里，正赶上集中轰炸……尽管有风险，我们还是决定走；否则，走不走得成就难说了。”
事实上，由东北边防军改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四个军，已于十月十九日傍晚开始过江，进入朝鲜境内，根本谈不上“正好赶上集中轰炸”。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王明一行平安到达莫斯科，路上并未遇上任何风险。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王明病情稍有好转，便回到国内。这时的中国政坛，平静的局面已被打破，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一些部委被撤销，法制委员会也被撤销，王明在政府中再没担任任何职务。后来，王明致信刘少奇，要求中央考虑分配一些轻的工作给他。
然而，一九五五年初，王明病情复发，医生建议做胆囊切除手术。王明夫妇心有余悸，竭力反对。在国内治疗了一段时间，病情未见根本好转，王明再次向中央提出赴苏治病的要求，得到批准。于是，一九五六年一月，王明从北京医院的病床上，被人用担架直接抬上了飞机。
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筹备期间，邓小平曾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许可的条件下回国参加会议。王明回复称，身体状况仍不允许。
尽管王明因病没有参加党的八大，党中央还是把王明列入八大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王明仍当选为中央委员，可在九十七名当选者中，得票最少，按得票多少公布的中央委员名单，王明列在最后一名。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曾派人去看望王明。他表示已不愿再回国了。
“文化大革命”发生之时，王明身在国外，逃过此劫，可他在国内的亲人无一例外地受到打击。此时的王明，进入人生暮年。政治上的分歧，历史恩怨的纠葛，亲朋好友的遭遇，令其躁动不安。
“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客观上为王明攻击毛泽东创造了条件。这时的王明无所顾忌，对毛泽东破口大骂，仿佛要把心中多年的积怨喷涌而出。他说毛泽东是“极端个人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叛徒”、“敌人”、“当代的秦始皇”、“新暴君、新军阀”、“一个带着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
他甚至在病榻上立言，不斗倒毛泽东，决不还故乡。
一九七四年三月，王明终于带着遗恨，在异乡走向人生尽头。对于他的死，国内悄无声息，仅《参考消息》上略有见闻。苏联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
苏联政府将其安葬在名人公墓——“新圣女公墓”。他的墓碑上用俄文写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 ■
走在游行队伍前的竺可桢
一九四二年，大后方的学生掀起“打倒孔祥熙”的运动，要求国民党政府撤换贪污腐败的行政院长孔祥熙。搬迁到遵义的浙江大学学生也决定上街游行，教育部闻讯则电令必须阻止，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劝说学生只在校内活动，不外出，但学生情绪高昂，走上遵义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当时军警巳密集等待。竺校长立即派人到专员公署打招呼，又亲自走访警备司令设法阻止军警开枪。最后，竺可桢还是不放心，索性走在学生游行队伍前面，使这次游行得以安全无虞。他一边与当局周旋，一边要求学生“守法”克制。这就是当时竺可桢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