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往往会把自我的认知放在次要的位置上，把生存放在首位。于是人们的意识力量就集中在对外在财富的获取上，而建立在自我认知基础上的价值发挥往往在隐性的层面发挥作用。只有在面临外部获取困难的情形下，人们才会去激发自我的潜能，所以人类创造力的发挥往往是无意识的。
人们被承袭的观念所左右，文化也被当成是置于人之上的存在。而偏离固有文化的意识创新往往被认为是危险的，因为那将使人缺乏安全感，同时也会使固有的文化权威受到挑战。
文化不仅仅是文化的具体形式，更应该包括在文化当中的主体性存在——人的自由选择性，但这种关系又往往被颠倒了。文化是人思想意识的产物，不应该是凌驾于主体人之上的存在。人才是文化的主体，在面对文化的时候，人始终是自由的选择者和创造者。
文化又是一个活的意识系统，如果人们只是将文化的继承作为文化建设的使命，而没有在文化的自由选择基础上进行创造，整个文化系统就会僵化最终失去生命力。
在文化的创造中，并不是谁的学说或者某类文化占据主导的问题，而是人能否成为文化创造的主体，并且不同的文化是否能够得到自由呈现的问题。在文化的自由选择中，只有人的意识具有了主体性，才能实现文化层面的觉醒。
自我意识始终是人的基点，如果离开了自我意识的掌控，人就会偏离自我本身，而这恰恰是自我迷失以及产生一切邪恶的根源。人们对于利益的追逐并不一定会产生邪恶，只有逾越了自我的边界才会丧失自我，丧失人性，步入邪恶的深渊。
人们常常将自己的问题，尤其是道德的沦丧归咎于外来文化的侵袭。这种推论有着潜意识层面中文化优越感的心理根源，认为自己的文化本来是优秀的，而外来文化倒是有很多的糟粕，认为别人先进的地方主要是物质方面而非精神层面。从获取型意识模式的角度来认知，人们往往将物质方面的发达归为是满足物质欲望的结果，而这恰恰是导致邪恶的根源，因此就会得出“物质先进，精神堕落”的悖论。就像一个人犯了法，不会说“我看到别人犯法所以我才犯法，别人犯法导致了我犯法”。但是这样一种缺乏常识的论调，却还大行其道，原因在于可以推卸自己的责任，同时又回避了自我认知。将道德的沦丧归咎于外来文化的侵袭，似乎为一切问题找到了现实的答案，但实际上从人的主体性来说，根源在自己，或者说就在自身的意识层面。
很多时候人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个世界的，而且还会长期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只要将文化承袭作为主导，人始终就是被文化驱使的对象，就不可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真实的世界。
按照大部分人的理解，利益与财富，主要是用来满足利益获取的欲望需求的。表面上承认利益与财富是创造的结果，但是在潜意识层面，又会根深蒂固地认为财富是外在获取的结果。所以就会得出结论：社会的发达必然会导致物质欲望泛滥成灾，因此要用人家的好东西，同时又得摒弃创造这些物质财富的意识动因。但从意识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世界本身的逻辑，文化的有色眼镜往往使人失去了对世界的客观判断力。自以为自己看到了真实的世界，其实只是看到了自己认为的世界。
不可否认的是长期受农耕文化的熏陶，人们始终有着农耕文化的意识判断。在农耕文明时代，人的创造力是有限的，人的发展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一个人在农业社会中，要获得更多的利益与财富只有依靠掠夺剥削他人，也就是说，人们获取财富与利益只有靠背后的物质欲望驱动去实现，这就涉及对他人利益与财富的剥夺。因此，在传统道德领域，物质财富的增长往往同邪恶联系在一起。
在农业社会，人的道德进步往往与财富的积累没有必然的联系，于是抑制人的欲望需求，成为了农业社会道德的根本。
很多人错误地认为，物质欲望与物质的繁荣不可分割，财富和利益往往与邪恶联系在一起。所以，才会将发达国家物质繁荣的根本推动力与物质欲望的泛滥联系在一起。这样就会陷入一种悖论：物质的发达是由糟糕的精神推动的，发达国家的精神与物质文化严重背离，由于我们的文化能够对物质欲望进行遏制，因而在文化方面具有优势，这是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然而这种认识，其实是我们承袭的意识模式本身自然推理的结果，并不是今天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