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的文化繁荣期，往往会有这样的特征：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如国家分裂、外敌入侵之际，社会就处于极其没有依靠和归属感的状态中。于是在没有外在依靠的情形下，不得不向内心发掘精神的创造力。正是由于社会的危机打破了人们的依赖关系，也为个人的意识自由打开了闸门，丰富的文化创造力开始显现出来。
这种文化的创造力所形成的推动，往往并没有明确人的终极性目标，也就是实现人的主体性确证。其最终的结果就是，由于文化惯性的作用，又会回复到原来的状态。可见，这些文化的繁荣往往是短暂的，在国家社会实现统一之后，人们在社会危机状态下的意识自由也就随之消失了。
当然人们换来了在统一之后的秩序与安全，这是生存价值最大化意识导向所能达到的最大目标，在根本上还是外在获取型潜意识模式占据主导的最终结果。在这种模式之下，作为文化复兴与意识的觉醒，只是在应付社会特殊危机下的“意识应激”行为。
很多国家，比如说历史上德国曾经有过的文化繁荣，就具有这种应激性的特征。德国的历史是一段文化极其灿烂的历史，出过很多世界级的哲学家思想家，但是这些文化成就的产生，是建立在社会分裂状态下应激意识觉醒的基础上的，人们的意识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所以文化振兴所追求的目标，最终并没有实现主体性人格的产生。
历史上德意志民族心理，就在于要使得德国成为一个国家，而国家的统一靠的就是政治、军事、财政权力的集中领导。在这一意义上来说，德国最灿烂时期的文化历史人物均不认为“德国”就是一个“国家”了，他们不断的发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德国到底在哪里？”这是席勒的一首诗的一句话：难道有了这片土地，就有了相应的“国家”吗？①
即使是西方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哲学，也体现出了“国家至上的理念”。虽然，他更愿意谈论自由，但是与英美国家的个人自由独立不同的是，这种自由仅仅是精神领域的自由，并没有落实到个人的独立和权利的保障上面，最终也没有实现人本身的确认。
民国时期的文化复兴运动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当时的文化觉醒是在国家遭受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产生的，原有的生存型依附关系无法应对当时的危机，迫切需要人的文化意识觉醒。这种觉醒所产生的动力，最终的目标并不是意识模式的变革，而是帝国梦想的延续。在这种情形下，文化所能够解决的问题仅仅是应付当下的危机，而不是进行持久的变革，并且最终确立人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