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们就没有停止过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中，这一美好的社会向往，就体现在对于大同社会的描绘中。儒家的重要经典《礼记》中的《礼运》篇描述大同世界的社会景象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根据《礼运》的这段描述，儒家思想中的大同社会具有以下一些特点：全民公有的社会制度；选贤任能的管理体制；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
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对大同社会的理想，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做出了细致入微的阐述。东晋文人陶渊明《桃花源记》也同样描绘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自食其力、自给自足、人人自得其乐的社会。
对大同社会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主要的落脚点集中在两点：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另一个就是物质上的保障。大同社会的理想千百年来从未实现过，虽然在历史上也有过这方面的实践，但都以失败告终，西方有乌托邦，中国有“大跃进”、“人民公社”。
在这里并不是说，美好社会的理想就是虚无的，也不是说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压迫，最终实现平等是不可能的。而是说这种理想，只有在改变获取型意识模式的情形下才能实现。
在不改变原有的意识模式的情形下，希望获得超越于原有意识模式的好处，是不可能实现的。所谓的大同理想，也仅仅是在获取型意识模式之下，指望能够满足自己更多的欲望而已。就像是没有长大的孩子，指望自己的父母能够给自己更多的东西。但现实是，人们只能够生活在相互依附、关系不清的剥夺与占有中。
其实，真正美好的社会，并不仅仅是人们之间和睦相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太平景象，这些都只是美好社会的表征而已。再美好的社会，也必须建立在自我价值贡献的基础上，那种希望外在的给予与获取，或者期望在物质极度丰富之后，不用依靠自己劳动就能维持自己的生活，这些只是在获取型意识模式下的幻想。
真正美好而又现实的社会，就是创造价值的社会，实现了人本身的确认与独立的社会。人们真正地拥有自我，包括拥有自我所创造的价值；真正地实现主体上的意识自由，在此基础上，最终实现意识的融合。
可以说，美好的社会并不是衣食无忧的社会，也不是人们可以关爱到你我不分的程度。即使社会创造再丰富的物质财富，对于每个个体来说，仍要经历主体性的成长，从而实现自己真实的存在和自我价值的创造。
也可以说，这样的社会还会充满挫折、痛苦、失败，但是每个人都在真实地做好自己，并生活在自我价值实现的快乐中。
美好社会并不仅仅建立在物质繁荣基础上，而是以主体性的人为基石。主体性社会，也并不是人人独立到没有相互之间关爱的程度。只不过实现人的主体性之后的关爱，与人身依附关系下所谓的关爱有着本质的不同。主体性的关爱是建立在自我独立的基础上的，以自我的自由帮助他人实现自由。每个人既是自我自由的一分子，同时又是扩展社会自由的一分子。在人类社会，没有任何一种关爱与帮助能够比帮助人们实现自身的自由成为自己，更能够体现博爱精神了。
因此美好的社会并不是幻想，而是伴随着人的主体性成长必然要实现的社会。美好的社会也不仅仅是为人们提供物质享受的社会，而是通过人的主体性成长去创造价值的社会。
关于主体性社会的形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有一段精彩的描述，理想社会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以往人们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就是物质生产极度丰富，人们不用再为物质生产所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由创造，实际上这种认识还是获取型的意识思维。
在主体性社会物质生产会始终持续下去，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主体，每个人都要以独立的生存，实现自己的主体性，所以物质创造是必需的。只不过在人类的主体性实现的时候，人的自由意识所具有的巨大创造力，已经使得人类的生存问题不再成为问题。
人的主体性，也并不是在生存满足之后去实现，而是贯穿在满足生存的整个过程当中，始终是人类的核心动力。
人类社会之所以拥有美好的理想，这种理想并不是来自于人的意识之外，而是来自于人本身。正因为人本身具有成就自我、实现意识自由的本然驱动力，所以在整个社会条件下实现人的自由与独立就成为人类的必然选择，所谓的理想社会恰恰就是建构在这样的基础上的。人的本然之内的社会，才是一个最美好的社会，偏离人本身的所谓美好的社会都只是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