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刊》将“抗议者”评为2011年年度人物，“抗议”从阿拉伯世界震惊到西方国家，波及面如此之广，可谓前所未有。
从西迪布宰德到突尼斯，从亚历山大港到开罗，从阿拉伯城市到 6000 英里外的波斯湾和大西洋，从马德里和雅典到伦敦和特拉维夫，从墨西哥到民众集结反抗犯罪和腐败的印度和智利，从纽约和莫斯科到数十个美国和俄罗斯的城市，对政府及其密友的愤怒和厌恶情绪变得不可控制，最终爆发。
这个世界似乎又重新陷入到动荡之中，但是阿拉伯世界反对压迫与暴政的抗议，与西方世界的抗议又有着本质的不同，甚至在西方有些国家的抗议者，不知道自己究竟要抗议什么。[17]
2012冬季达沃斯论坛于 1月 25日至 29日在瑞士东部小镇达沃斯举行，年会主题为“大转型：塑造新模式”。有近 40 名政要及 1200 名专家汇聚一起商讨“发展与就业”“领导与创新”“资源与可持续”和“社会与科技”等议题。
这一主题表明，人们充分认识到目前全球各领域存在着深层结构性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变革已不可回避。
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在其发布的“2012 年全球风险报告”中说，全球面临进一步遭受经济冲击和社会动荡的危险，这将大大削弱全球化所带来的进步。
这份报告由世界经济论坛、瑞士再保险公司、沃顿商学院等机构联合完成，汇集了全球469位专家和行业领袖的共同观点，认为，全球目前关注的焦点已从环境风险转移到社会经济风险。
报告认为，未来 10 年，全球发展的最大风险是长期财政失衡和收入差距。在全球面临金融动荡和潜在粮食与水资源危机的背景下，这两大风险很可能触发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威胁全球经济增长。
报告指出，在一些发达国家，前途渺茫的年轻人口数量急剧增长，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依赖债台高筑的国家养老，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这些趋势有可能使全球化取得的进展功亏一篑。
此外，报告认为，各国仍在沿袭的上世纪制定的政策、规范，无法再为当今世界的发展提供保障，次贷危机、欧债危机、资源枯竭和气候变化等问题暴露了现有制度的不足，社会抗风险能力更显脆弱。
需要指出的是，世界经济论坛本月发布的两个风险报告中，都强调了很多国家政府债务不可持续的问题，但是财政赤字具有长期性，这意味着该问题仍是关注的焦点。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将比以往更加关注现代市场经济失灵，包括讨论资本主义不确定的未来，而这一主题在金融危机前根本无人理会。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解释论坛主题时表示：“确定今年的主题，是因为我们处于一个深刻变化的时代，迫切需要用新的思维方式来取代旧有的商业思维，我们需要摆脱单纯的危机应急管理，取而代之以新的模式。”他还说，“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世界”，“试图用过去的方式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只会让我们走进死胡同。”[18]
这就说明，全球化的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人们在分享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的时候，同样要承担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全球化也不仅仅是进行自由贸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经济合作，全球化也意味着要面临全球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这种不平衡，还不仅仅在于经济发展本身的不平衡，更深层次的在于意识模式发展的不平衡。如果不能够深入人的意识领域，那么就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全球社会的冲突。
目前社会面临的激烈冲突也好，危险也好，实际上都反映了人类社会在建立新型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2011 年 8 月 6 日在英国首都伦敦爆发的一系列社会骚乱事件，很快扩散至伯明翰、利物浦、利兹、布里斯托等英格兰地区的大城市。尽管导火索是伦敦北部的托特纳姆，一名 29 岁的黑人男性平民马克·达根被伦敦警察厅的警务人员枪杀，但是事件的根源却是当地的移民问题。以前享受到政府提供住房等特殊待遇，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随后取消，而当地的移民没有很好地融入当地的社会，未能很好地解决生存发展问题从而引发了骚乱。
至于发生在美国华尔街的抗议活动，则是因为银行为了扩展自己的业务，无节制地贩卖金融衍生产品，最终导致借了银行钱的人还不起银行的债务，使很多人陷入困顿。而银行之所以能够过度发行金融衍生品，部分原因在于其他国家愿意借很多钱给美国。
从以上冲突来看，除了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是因为反抗压迫与暴政外，其他的冲突并不是为了民主本身，而是具有更深刻的文化意识背景。
正如有些国家的抗议者，有政府官员问他们究竟想要什么的时候，他们自己也答不上来。人们急于发泄不满，但是却找不到发泄的对象。这充分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已经不是表象化的利益关系问题，而是深入到意识关系领域。人人都是社会意识系统的参与者，同时又是社会意识系统问题的制造者。就像是华尔街的占领者，已经不单纯是被压迫的问题，自己虽然是受害者，但同时也是问题的制造者，谁让自己没有节制地去借那么多钱呢？
尽管很多问题是由经济问题引发，但是由于经济利益的隐性化、全球化，导致了经济不平衡，这已经不是单个地区、政府或国家的问题了，而是演变成了全球的系统性问题。从在这样一个层面来说，原有的世界经济结构也已经不能够解决这种矛盾，因而在达沃斯论坛上才会有新模式诉求的提出。
现实是，尽管民主制度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建立，对于人的平等人们也基本达成共识，但世界是否会仅仅因为这种外部的平等制度建立，就能真正实现民主本身？是否就可以享受民主所带来的太平盛世？从现实的矛盾来看，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尽管民主制度带来了平等尊重的政策待遇，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尽管英国政府给移民以提供特殊住房待遇，但是这些移民并没有真正地融入当地的社会。这说明虽然人们都认同民主，认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但是在自己的意识上，却并不能够将他人与自己看成是一样的人。也就是在意识层面并没有真正实现对人本身的确认。
试想一下，如果不能够以人的方式去对待另外一个人，那么自己这个人又怎样定位呢？
这些都说明尽管实现了外在的民主，人们也越来越享受到民主所带来的种种自由与好处，但这种民主与自由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停留在制度的层面，在人的意识领域还远远没有实现。甚至某些打着民主旗号的反抗压迫与剥削的运动，最终也演化成为了以暴制暴。陷入冲突的根源还在于人的获取意识模式本身。
尽管外在的制度发生了变化，但是如果人们的意识还是在生存主导的获取意识模式，那么就永远会处于意识冲突的牢笼中，人本身就不会在意识层面得到确认。正如古斯塔夫·庞勒所说，在“集体潜意识”的作用之下，人就像“动物、痴呆、幼儿和原始人”一样行为，变成另一种智力低下的生物。[19]
意识模式变革的起点，就在于人的自我认知与确证。实现人的独立，自我的自由呈现，又不把自己的意识凌驾于他人，让所有的人成为意识自由的选择者，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进步与最终的和谐。社会的进步并不是仅仅通过反抗暴政可以实现的，而是要实现主体自由意识的连接，这才是实质性改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