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烽火又燃起
历史上常常出现希冀与现实相背的时刻。百姓所盼望的和平如同昙花一现，
当八年抗战的硝烟刚刚散去，倍受蹂躏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安定和重建家园时，一场内战的危机又悄悄地逼近了。
重庆谈判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在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成了中国社会矛盾围绕的中心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希望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企图建立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力图通过和平途径实现建立新中国。国民党反动派为实现其反动目的，虽然想发动全面内战，但由于四分之三的军队在大后方，一时感到力不从心，于是打起了和平谈判的招牌，想借此欺骗人民，欺骗国内外舆论，转嫁挑起内战的责任，以便争取时间，调动部队，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内战。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3次发出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商国是”。
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为了获得和平，派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国共谈判。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由延安飞抵重庆。
下午3时许，一架草绿色的飞机缓缓降落。身穿灰布衣的毛泽东走下飞机舷梯，向欢呼的群众有力地挥起他的帽子。人们从他含笑的目光和坚毅的脸庞上，看到了和平的希望。
到机场迎接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着名人士沈钧儒和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代表，以及中外记者数十人。毛泽东的到达，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民主的真诚愿望，堵塞了国民党反动派把发动内战的责任加到共产党身上的借口，受到各界着名人士的热烈欢迎，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
重庆各大报纸纷纷载文，称赞毛泽东前来重庆是“弥天大勇”，颂扬毛泽东此行“一身系天下之安危”。《华西晚报》说：“毛泽东的到来，使整个重庆改观，不只是表面上，即在人民的心理上也起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就是增强了人民对于和平的信心。
对于蒋介石来说，和谈本来是欺骗人民和世界舆论，以掩盖其内战阴谋的招牌。因此，毛泽东的到来，他毫无准备，不能不举止失措，被动应付。在第二天举行谈判时，国民党方面的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12名代表提不出任何具体方案。他们妄图以“中国没有内战”之说，否定和谈的必要性，受到中共代表的批驳。中共方面则提出了具体的谈判方案。并拟出了谈判要点11项，交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其主要内容是：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承认解放区政权和抗日部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重划受降地区；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实行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国民党方面拒不接受中共提出的这11项“要点”。争执的焦点是军队问题和解放区政权问题。国民党企图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取消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广大解放区。中共代表严正指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解放区政权是人民的政权，都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国民党必须承认这一事实，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的性质不能改变。由于国民党顽固坚持其立场，致使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为迫使中共让步，蒋介石又开始诉诸武力，采取边谈边打的方法。
9月上旬，国民党军在晋东南的长治地区发动上党战役，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反击。10月10日，上党战役结束，国民党军被歼3．5万余人。蒋介石损兵折将，“以打迫和”的计谋落空。
为了力争和平，打破谈判僵局，中共对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又提出一系列新建议，作了重大让步。经过43天的谈判、斗争，10月10日，双方终于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会谈纪要》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国民党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召开有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有“人身、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承认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积极执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等。关于解放区政权和军队，以及国民大会等问题，虽然中共一再让步，均未达成协议，确定留待以后政治协商会议和国共双方组成的3人小组进一步磋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重庆谈判过程中取得了初步胜利。
其实在谈判过程中，蒋介石就向各地下令“剿匪”密令。进攻解放区的枪声一直不断，只是结果不大又宣布停战，美国人也忙派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
“停战”也好，“调停”也罢，当蒋介石认为一切准备停当后，就要开始打内战了。
内战爆发
1946年6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认为全国内战已经准备就绪，为了制造内战借口，竟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五项条件，要求解放军退出下列地区：一、陇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区；二、胶济全线；二、承德和承德以南的地区；四、东北的大部分；五、1946年6月7日以后解放军在山东、山西从伪军手里解放出来的一切地区。并声明中国共产党如不退出上述地区，则国民党政府不能考虑停战问题，中国共产党坚决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国民党反动派便在美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和策动下。背信弃义地公开撕毁了他们签了字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以6月26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了。
战争一开始，蒋介石声称：“三个月到六个月消灭共军。”为此他实行全面进攻的策略，派出全部正规军的80%，160多万人，并有美国先进武器的支援，在华东、华北、中原、东北，全面展开进攻。但是，他的如意算盘却落空了，仅仅依靠人民的“共军”毫不示弱，全面进行进攻。半年的时间一转眼过去了，蒋介石的各路人马均告失利。在1946年底，他又发出命令，要在今后一年中彻底消灭“共军”，再也不提3个月或6个月了。
全面进攻不变，蒋介石又改为重点进攻。一个重点是山东解放区，一个是陕北。1947年4月开始，蒋介石调集45万人，由其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向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5月13日，当“王牌”整编74师突进蒙阴东北一带时，遭华东野战军猛烈攻击。5月14日，解放军将该师分割包围于孟良崮山区。激战至16日，整编74师及整编83师一个团全部被歼灭，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也被打死。
进攻陕北的是国民党军队中最庞大的一支胡宗南部。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解放军和中央机关与敌人周旋了7天后，主动撤离延安。胡宗南占了一座空城，立刻身价百倍。蒋介石也大为高兴，发电祝贺胡宗南“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积愤”。而毛泽东在离开延安之前，就对朋友们说，几年后，他要在北京会见他们。后来战局的结果，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
解放战争初期，由于敌强我弱，解放军一直处于战略防御阶段。随着战局的发展，这一情况出现了变化。
1947年6月30日晚，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做出的战略决策，解放军由被动防御转入主动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守在河南岸的国民党军队乱放一阵枪之后，掉头就走，一夜之间，蒋介石的40万守黄大军就垮了。7月1日至28日，经鲁西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5.6万余人；从8月7日起，晋冀鲁豫野战军分路南下，迅速跨过陇海铁路，穿越黄泛区，渡过淮河上游及其各支流，粉碎了敌人的前堵后追，于8月底胜利抵达大别山区。
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主力于8月挺进鲁西南，9月进军豫皖苏；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太岳兵团亦于8月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以上三路大军成一个“品”字型，互为犄角。互相配合，纵横驰骋于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的广大地区，大量歼灭敌人，并调动和吸引大批敌人于自己周围，并且直接威胁着南京和武汉，迫使国民党军处于被动地位。昔日不可一世的由美式最新装备武装的国民党军队，此时士气低落、厌战、军心不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颓势。
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哀叹：“我们过去未尝没有内战，可是从来没有像目前遭遇的危机这样严重。”
战果辉煌的人民解放军开始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向国民党政权发起最后的攻击。
扭转乾坤的三大战役
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的英勇作战，到1948年秋，敌我力量对比和国内形势进一步发生重大变化，战争已经临近最后决战的关头。
这时，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原来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其中，正规军149万人，机动作战能力大大增强；缴获的大量美蒋现代化武器，极大地改善了部队的技术装备，并建立相当规模的炮兵和工兵，取得和积累了较丰富的城市攻坚战经验，大兵团攻坚作战能力大大提高；经过新式整兵运动，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有了进一步提高，士气非常高涨。全国各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其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解放区内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广大翻身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支援战争的人力物力更加雄厚，为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奠定了基础。
与此相反，国民党军在两年作战中被歼灭264万余人，虽经大量补充，其总兵力仍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降至365万人左右，能用于第一线的仅有174万人，且被人民解放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和西北五个孤立的战场上，部队士气低落，军心动摇，战斗力不强。国民党虽然还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地区和三分之二人口，但随着其政治欺骗的破产和国统区人民反美反蒋爱国民主运动的不断高涨，处境更加孤立，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经济更是急剧地走向全面崩溃。蒋介石集团已经陷于四面楚歌之中。对此，国民党为挽回败局，于1948年8月，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调整部署，放弃“全面防御”，实行重点防御，决定将作战重点置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计划在东北“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达到钳制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屏障黄河以南之作战目的。此次检讨会议还确定，在长江以南和西南、西北地区，利用地广人众的条件，迅速编练50个步兵师、10个骑兵师，共150万人。但因内外矛盾重重，计划不易实现。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已处于彷徨之中。
战争形势发展表明，人民解放军由战略进攻转入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十分英明地抓住了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九月会议要求各战略区在解放战争第三年准备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求歼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为适应夺取全国政权的紧迫任务，会议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都作了重要准备。九月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不失时机地组织和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正确地指挥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决战。
1948年9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攻济打援”的指示，华东野战军以32万人的绝对优势发起济南战役，其中，以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以18万人担负阻援和打援的任务，经八昼夜激烈的攻坚作战，于24日攻克济南，争取吴化文部2万人起义，合计歼敌10.4万余人。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大规模围歼敌军主力和解放敌人重点设防的大城市的开始，也是蒋介石以大城市为主的“重点防御”体系总崩溃的开始。这一战役，揭开战略决战的序幕。
决战辽沈
中共中央所以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选定东北战场，主要是因为东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东北解放区已拥有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控制了95%的铁路线，广大地区连成一片。东北野战军已拥有正规军70万人，地方部队33万人，并有一支颇具威力的炮兵部队，是全国五大战场上兵力超过国民党军的惟一战场。国民党军东北卫立煌部虽仍有55万人，但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孤立的狭小地区内，补给困难，士气不振。长春被围，无法解救，或撤或守，蒋介石一时举棋未定。首战选在东北，更加有胜利把握。
1948年9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下达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命令林彪、罗荣桓率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线，攻克锦州，截断蒋军陆上撤退通路，将其封闭于东北，就地歼灭；开始时，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强调南下北宁路作战很困难，主张先打长春。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和中共中央的一再帮助和教育，他才同意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作出南下北宁路的作战部署。10月3日，毛泽东再次电告林彪：“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至29日，东北野战军先后攻克河北省的昌黎、北戴河和辽宁省的绥中、兴城，切断了辽西走廊，完成了对锦州、义县的包围。10月1日，在孤立，包围锦州的同时，东野开始进攻锦州外围义县。激战4小时，全歼卢浚泉的第93军暂编第2师，占领义县。
此时，蒋介石正集中精力应付华东野战军9月16日发起的济南战役，顾了救济南，就顾不了援东北，只有令卫立煌经沈锦路出辽西，直接解锦州之围。卫又坚决反对这一案，认为锦州之围应由关内出兵直接解决，解围后与锦州部队会合出大凌河向大虎山攻击前进。这时沈阳主力才西出与东进之部队会师，所以就未实行蒋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