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有了国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田汉《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
《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
那是1935年，中国大地上乌云翻滚。在四年以前的193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一举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接着，日军又于1933年侵占了我热河省，并大举进攻长城的冷口、古北口、喜峰口，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了我国华北土地，为大规模侵略中国铺平了道路。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一方面是日本侵略有的剑拔弩张，步步紧逼；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当局屈膝妥协，步步退让。而千百万劳苦大众发出怒吼：“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田汉这时正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由于敌人的疯狂搜捕，他只好搬到上海的法租界居住。当时，音乐界有一些人，竟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滥写靡靡之音，以什么《妹妹我爱你》、《桃花江》、《毛毛雨》一类歌曲，腐蚀人民的革命意志；有一些人专门写与现实斗争无关的所谓“艺术歌曲”来粉饰太平。虽然也有人写了一些救亡歌曲，但由于作者的思想感情没有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这些歌曲只能在小范围唱唱，无法流行。针对这种情形，田汉同志想要写一些能唤起民众，鼓舞人民革命斗志的歌曲。
恰在这时，上海电通影业公司在拍影片《风云儿女》。这是一部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反映国民党统治区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中勇敢地走向抗日前线的故事。剧本着重描写了从东北流亡到上海的两个男青年的遭遇。一个男青年投身抗日斗争，英勇牺牲了；一个男青年虽一度沉沦，但在穷苦女朋友的帮助以及男友牺牲精神的激励下，终于幡然猛醒，走上抗战前线。这部影片的故事梗概原是田汉所写，他并按照电影情节的设计，为影片主人公、诗人辛白华创作的长诗《万里长城》，拟写了最后一节诗稿，即“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后来它被作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词，即《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由于田汉那时正面临白色恐怖的一次新的迫害，处境十分危险。歌词是在仓促中写在一张香烟盒的锡箔衬纸上的。田汉在写出电影故事梗概和歌词之后不久，就被反动政府逮捕，投入监狱。
《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就是这样在敌人的刀丛中，以满腔的激情写就这战斗的诗篇。曲作者聂耳的处境与田汉一样，也正面临着反动派的威胁和迫害。聂耳当时在上海另一家电影制作公司——华联公司搞音乐。而他已得到敌人即将逮捕他的警告。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决定要聂耳出国暂避，他本人也考虑可趁此机会到国外去学习一段时间，以求在音乐上得以深造，同时，他抓紧出国前短暂的时间，尽力多做一些工作。《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在这个时候作曲的。文艺界的老前辈夏衍，当年曾和田汉、聂耳一起战斗过，是《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和问世经过的见证人。他回忆说，田汉被捕后，我接手他的未完之作，把这个故事改编成了电影，主题歌的作曲任务交给了年青共产党员聂耳。过去，有的报纸在介绍《义勇军进行曲》创作过程时，说夏衍曾对这首歌的歌词进行过修改。那完全是误传。夏衍证实，当时的真实情况是：田汉写主题歌的那页纸，放在故事梗概稿本的最后一页，有些字被水浸湿了，夏衍怕别人看不清楚，就在旁边重新誊写了一下。
田汉胞弟田洪曾回忆：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大举进攻我国，上海的党组织转入了地下。我和哥哥田汉也搬到上海法租界里。当时在华联公司搞音乐的聂耳常来我家谈论国事。有一天，哥哥冒雨从外面回来时气愤地说：“国家都快要亡了，还有人在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然后对聂耳说：“我想了很久，我俩合作来写一首歌，用它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聂耳高兴地说好。从此，他俩常在一起交谈，并且研究和哼唱了《国际歌》、《马赛曲》、《船夫曲》，他们认为这些歌很有气势，里面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
当聂耳接受为田汉写的这首歌词谱曲时，他把自己对祖国、对人民和对党的赤诚，对敌人的无比愤慨，都倾注到每个音符之中，使歌曲的基调和谐、高昂，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全曲铿锵有力，浑然一体。前奏曲像嘹亮的进军号；首句，“起来！起来！起来！”把音调立即推向高潮；结尾的“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不仅坚定有力，而且使人有歌声并未结束，仍在耳边回荡的感觉，宛如战斗的中华儿女正在前仆后继，勇往直前。1935年7月，田汉由南京宪兵司令部出狱的那一天，正逢《风云儿女》拍成后首次放映。但令人痛惜的是，我们伟大的人民音乐家聂耳已不在人世了。这一年的7月17日，年仅二十三岁的民族歌手、优秀共产党员聂耳，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殁于海涛之中，《义勇军进行曲》也就成为他的绝唱。
上海出版的《电通画报》于1935年5月16日首次刊出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接着又灌制了唱片。由于电影和唱片的宣传，上海各个角落都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后来，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巨浪、救亡歌咏的热潮和抗日战争的硝烟，这支歌传遍了祖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这支歌曲调高昂激越，旋律铿锵有力，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强烈愤怒和反抗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勇敢、坚强、面对外敌团结一心的优良传统。这支歌是我国革命歌曲的典范。
美国朋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反抗的歌声》，谈到他30年代在天津，第一次听到人们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动人场面。
大约是1938年5月的一天，爱泼斯坦路过天津青年会堂体育馆时，远远就听到一阵阵粗犷昂扬的歌声，从会堂里传出来。爱泼斯坦凭着自己对中国社会和民族艺术的深刻了解，立即感到，这歌声是一种强有力的新型的中国风格的曲调。他驻足聆听，心驰神往。渐渐地，竟被歌声所吸引，信步走进了会堂。
那时，日本侵略者正在酝酿着大举侵略中国，天津的气氛十分紧张，这个城市实际上已处于日军和他们的特务控制之下。但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仍然在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这天，是天津青年会的秘书刘良模正在教唱《义勇军进行曲》。体育馆的大门敞开着，馆内约四百人站在那里齐声合唱。他们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中学生、小职员、工人、小学生、报童，甚至还有洋车夫，他们的表情严肃认真，重复着教他们唱的歌曲的单句，然后两句连起来唱，然后是一整段。爱泼斯坦感到，歌曲的每一句都是一个口号。这给爱泼斯坦的印象十分深刻。他在文章里说，这种类型的歌曲只要听到一次就会终生难忘。它的急促而充满胜利信心的词句，像是一位紧张得喉咙沙哑的指挥员在战斗打响之前作动员报告。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刘良模在教唱，又好像是在呼喊。这歌词不正是中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共同呼声吗？
当时的天津，日本人已有一支四千人的军队，并且又有一支比军队人数还多的特务队伍。就在教唱歌大会发起以前，特务们就已经出现在现场了。当刘良模发现有特务混在场内时，他停顿了一下，以一种坦然的声调大声说：“会堂的大门，对任何想来学我们歌曲的人是大开着的。假如有人不是为了唱歌，那他一定另有打算——可能是来捣乱的，现在，我要大家看看自己周围的人，是不是在唱？”他盯住两个日本人看了一小会儿，然后挺直身躯，又开始教唱。
几分钟之后，在激越、高昂的歌唱声中，四百人愤怒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两个日本特务身上——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在燃烧着怒火的目光威逼下，那两个日本特务的脸变成了猪肝色，嘴皮动了动，嗫嚅着，踉踉跄跄逃出了大门。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几十年来，以它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的品格和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共同前进的深刻思想，教育着全国各族人民。
可是，不仅如此。《义勇军进行曲》还以它高昂激越的曲调、鼓舞人心的歌词，飞越国界，传遍全球，激励着许多国家的革命者团结战斗，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后，海外华侨怀着对祖国无比的爱、对侵略者刻骨的仇恨，高歌《义勇军进行曲》，在侨居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1940年以后，世界着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见到这支歌，非常喜爱，开始热情演唱，还专门录制了唱片。随着罗伯逊雄壮高亢的歌声，《义勇军进行曲》像插上了翅膀，在全世界传播。
1942年，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伸向南洋群岛，于是，《义勇军进行曲》又响遍了南洋的椰林、橡胶园。
1944年，马来西亚的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在雪兰莪州的一个根据地，有一支由华侨和其他各民族青年组成的抗日队伍。他们把《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的“中华民族”改为“马来亚民族”，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同时，还把歌词翻译成马来文、印地文。各族人民的抗日队伍，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在密林深处的营地上、在打击侵略者的征途中，一直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胜利前进。一次，在日本侵略军疯狂围剿抗日队伍时，有一位名叫阿乜的马来亚抗日战士不幸受伤被捕。在刑场上，他大义凛然，面对敌人的枪口，用马来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视死如归。凡有《国际歌》歌声的地方，就有无产阶级在战斗；同样，凡有《义勇军进行曲》歌声的地方，就有被压迫民族在战斗。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在一次谈话中说：“《义勇军进行曲》，不仅中国人会唱，外国朋友也会唱。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东南亚，马来人、印度人和我们一起唱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示威游行，开展斗争。”有位美国朋友曾写信给田汉，说：“美国也很流行这首歌，有很多人都用口琴在马路上吹奏。”
由“代国歌”到国歌
国歌，是国家制定或选用的代表国家，并作为国家民族精神象征的歌曲。
1949年6月15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做准备工作。筹备会分设6个工作小组，其中第6小组负责国旗、国徽及国歌词谱的制定。
征集启事自7月15日登报，截止8月20日，评选委员会共收到应征稿件694首，包括郭沫若、马叙伦、欧阳予倩、冯至、柯仲年等名家的作品。小组评选了一部分歌词、歌谱印发给大家，有的还组织乐队演奏试唱。但评委们经过仔细评审，感到应征稿件不够理想，而短时间创作出符合要求的作品难度很大。为此，第6小组向政协筹备会写了报告：“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映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内可以完成。”
政协筹备会关于国徽、国歌的征集评选工作一度陷入了困境。关于国徽，毛泽东建议可以放在建国后继续进行。可是开国大典举行在即，主席将在天安门广场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届时，代表新中国主权与尊严的国旗冉冉升起，而听不到象征中华民族精神的国歌，那是多么令人遗憾啊！
毛泽东闻知此事，便亲自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20多位各界名人举行座谈会，商讨国歌事宜。会议开始后，大家都沉浸在严肃认真的思考中，无人发言。这时，着名的美术大师徐悲鸿首先打破沉寂，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在来参加座谈会之前，徐悲鸿与其夫人廖静文女士讨论过国歌问题，廖夫人对徐悲鸿的想法曾表示异议。她说：“那怎么可以呢？歌词中不是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不太好吧！”徐悲鸿笑着解释道：“这有什么不好？人民的精神继续前进。”徐悲鸿还以《马赛曲》为例：“法国的《马赛曲》就是一支悲壮的歌，它的原名是《莱茵军进行曲》。1792年，马赛工人革命队伍高唱着这支歌曲挺进巴黎，后来便正式确定为法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正是这样，它歌唱了人民的意志，民族的自信，这是对敌人斗争的胜利标志。抗战时期，这首歌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投入抗日前线。今天，它仍将鼓舞人民以帛扬的精神继续前进。”一席话，令瘳静文由衷叹服，连连点头。
徐悲鸿的建议立即得到周恩来的赞同：“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很好，《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雄壮而豪迈，很有革命气魄，而且节奏鲜明，适合于演奏，也适合大家演唱。用这首歌作为代国歌是很合适的”。
接着，清华大学建筑学家、第6小组成员梁思成教授也表示同意。他说：“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我赞成。我想起了以前在美国时，有一次上街，听见有人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骑自行车的美国青年，这说明这首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用这支歌代国歌很好”。
从国外归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当时也在座，他对《义勇军进行曲》的国际影响感触尤深，即席作了一番声情并茂的发言：“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歌，它的产生应该有历史背景，像法国的马赛曲，还有国际歌。这些歌曲在法国大革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唤起了广大人民的斗争。《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抗战时期，唤起民众向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保卫祖国的神圣战斗。还有这支歌也可以用来纪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聂耳。此外，这首歌在国际上也有它的地位。我在美国时，一次同美国最勇敢的黑人歌手罗伯逊见面，他对我说，他爱唱《义勇军进行曲》。美国的中学生、小学生从广播电台和电影中学会了这支歌。无论在娱乐场所还是朋友间都唱。罗伯逊又问我，是不是你们的国歌？我说，不是，我们的国歌是丧歌。当然，是指国民党时期。这样看，《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上确已建立起伟大的历史地位。从一支歌曲本身讲，好不好不能单靠几位专家评判，而是需要广大人民评判。《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内国外人民中间获得了一致颂扬，所以根据它自身的价值，也应采用作国歌。当然，歌词可以按新的国内外情况编拟。这是我本着在国外宣传工作的经验，谈的一点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