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有一种人自称为土人，或本地人，分布很广，除了东南角靠近广东的十多县外，没有一县没有土人。从桂林到南宁的铁路线以西，土人在乡村中占主要地位，百色专区境内，土人人口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左右。以广西全省说约有六百万土人，占全省人口三分之一。他们说土话。土话是广西通行的语言之一，在西部是民间的主要语言。会说土话的并不只土人，许多被称为客人的外来汉人也学会了这种话。土话又称壮话，依语言学的分类，和汉语同属汉藏语系，但并不属于同一语族。壮语是黔台语族台语支中的一个分支。这是说壮语并不是汉族的一个方言，在文法结构及发音上都有相当重要的区别。说土话的土人中有部分承认是壮人，如桂北地区，特别是边地，如龙胜、三江一带和苗、瑶、侗杂居同被视作少数民族的地区。在土人占多数，社会地位较高，又有苗瑶等人杂居地区，土人不承认自己和苗、瑶同属少数民族，而认为是“说壮语的汉人”。广西的土人用他们的土话自称“布越伊”（Puyuei）或“布伊”（pu-YI）。“布”在壮语中是“人”的意思，布越伊即越伊人。他们又有若干支系……这些自称“布越伊”的人虽则有一部分自己是汉人，但是和外面去的汉人是承认有区别的；外面去的汉人称作客人或客家。因之，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布越伊是一个民族集团，至于最好用什么名称，还是问题。因为他们所说的话，一般常称作壮话，所以我们在此姑称为壮族。
由此可见，在壮族确认以前广西土着族群是十分复杂的，但后来被确定为壮族的这个族群来说，又分为布壮、布叶伊、布侬、布纳、布友伊、布土、布东、布岱、布察、布斑、布羌、布砥、布江、布归德、布左州、布安定、高栏、天保、傣门、傣德等族群。解放初期广西土着族群的情况这么复杂，那么自二千年前秦汉至近千年前的隋唐，广西少数民族土族群的情况不是更为复杂吗？不仅是复杂，而且入桂的汉族与之相比，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在人口数量上可能都不能与之相匹敌，这种情况时代愈早反差愈大，所以为什么秦始皇经略岭南，入桂的秦军久攻不下，打了三年呢？从族群互动的观点来看，那时或避乱，或放谪，或经商，零星入桂的汉族，在汪洋大海的少数民族土着族群面前，很快地被土着化了。所以，前引《宜北县志》云：“自汉迄清，汉人自外省迁入，以由山东而来为多，湖南次之，因久相染，均归同化。”但是，如果入桂汉族或屯田，或留戍，或移民实边成批量地进入，情况就会不同，即他们虽然可能与土着族群发生文化的互动，但不可能被完全同化，如柳城平话人中被称为“百姓人”的入桂汉族，“闻其先多迁自湖南，散居于县境北部，古砦、洛崖、大埔等区，性颇诚朴，较壮族勤勉努力，然以居留年代已久，其风俗习尚一部分渐为壮族同化。”所以自秦汉至隋唐入桂的汉族必有相当一部分已同化于土着族群，但这种同化也是互动的，这些入桂的汉族虽然认同了少数民族土地着族群，但在经济文化上一直较先进的汉族的思想观念却不可避免地被带入了少数民族土着族群之中，加上汉族基本上占据着全国的统治地位，所以出现壮族韦姓“汉裔”的认同现象就不足为奇、也不足为怪了。这种文化认同现象的出现，正好折射出了入桂汉族土着化的互动现象。与此同时，自秦汉至隋唐没有土着化的入桂汉族也就开始形成为桂北平话人。
正因为桂北平话人是在成批量地迁入广西的，才有可能在某一个地方形成与土着族群文化相抗衡的社会文化力量，所以他们能顽强地保留汉文化。但是，由于在自秦汉至隋唐约一千年的历史上入桂的汉族有时代先后之不同，又有迁出地之不同，各自带入广西的语言和文化都具有时代性，沉淀下来造成了桂北平话人的差异。所以在桂北平话人形成的过程中就出现了“族群岛”式的分布状态，都操桂北平话，但相互之间又不能通话。所以桂林郊区、临桂和灵川的桂北平话人，融水、融安、罗城、宜州被称为“百姓人”的桂北平话人，三江被称为“六甲人”的桂北平话人之间均不能通话，且风俗文化也各异。这表明桂北平话人没有明显的形成过程，他们的形成是自秦汉至隋唐入桂汉族历史沉淀的结果。
二
宋代则是桂南平话人形成的时期。
桂北平话人的形成是历史沉淀的结果，桂南平话人的形成却是军事移民的结果。
宋皇佑四年（1052年）壮族首领侬智高在邕州起兵反宋，势力扩展到今靖西一带，建立“大南国”政权，号仁惠皇帝，改年君历，并自邕州沿江而下，攻破横、贵、浔、龚、藤、梧、封、康、端等州郡，所向皆捷，锐不可挡。侬智高的起义，震动了宋王朝，遂于皇佑五年派枢密院副使狄青率军入桂镇压。侬智高的起义被镇压后，宋王朝留下了部分军队镇守邕州，《大明一统志》卷八五引元代方志说邕州：“宋狄青平侬贼后，留兵千五百人镇守，皆襄汉子弟。至今邑人皆其种类，故语言类襄汉。”这就是桂南平话人形成之始。
经考，桂南平话人始源于狄青镇压侬智高起义的材料在地言志中是不胜枚举的，如：
民国《隆山县（今属马山县）志》第二编《人口》云，隆山汉族“同时狄青征蛮而来，遂留其地。”
民国《崇善县（今属崇左县）志》第二编《社会·民族》云，崇善汉族“至宋略有山东汉人随狄将军征蛮而流落斯土。”
民国《龙津县（今龙州县）志》第四编《社会》云：“宋皇佑四年赵鼎随狄武襄征蛮，以功世袭断土，所部将士多来自山东，因而居焉。”
此后，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交趾李朝派兵攻占邕州，宋朝任命陆逵为招讨使用权，率领10万大军南征，恢复邕州后，又留下一批军队戍守，其中又有一部分将士落籍南宁。
最近出版的《友爱村志》对此也披露了不少族谱材料。
解元坡遂昌户黄氏族谱“祖籍山东青州府寿光县，世居白马驿，自宋皇佑年间来粤西邕州卜居，古城、祖墓尚在黄茅坡，至明初福清、福佑二公迁居居横塘村……”
苦瓜村黄氏族谱“始祖山东青州府白马县，自宋皇佑年间随军平南，明代从皂角村迁居苦瓜村，从北南迁的先祖黄案公，至今已传下22代。”
罗屋树罗氏族谱“罗氏源远流长。祖根出自罗子国，子孙以国为姓。祖籍山东白马县，宋朝元佑七年（1092年）老祖南迁，明进有定居邕城之北罗屋树，传下后代至今已有25代，原族谱都有详细记载，由于日本鬼入侵南宁，族谱藏在米缸中埋在房里，被日军抄出毁掉。以至宋朝以来到广字辈历代宗支无法记载，经多方搜集材料，以及族长辈罗曾柏、罗曾儒、罗曾霖、罗莲有、罗辛孙等回忆，和对马口六、罗屋树等地保存下来的祖坟石碑考证，证明罗屋树始祖是罗广成（兄）、罗广胜（弟）。据有关资料记载，广字辈是罗氏到邕城后的第16代，罗屋树罗氏传下的后代有25代”（1996年5月重修）。
有意义的是南宁友爱村的平话人在修志时，为了弄清自己的祖源，于1995～1996年三次派人到山东、河南寻根访祖，终于弄清了桂南平话人的始源，正如广西方志学家唐志敬先生所说：“广西几百万讲平话的汉族人民和部分地区的壮族人民的根之谜，终于揭开了。”
根据《友爱村志》的记载，友爱村六大姓氏族谱所记载的，其祖先于宋代随军来自山东白马县（或白马驿、白马冉），就是古代太行山以东的白马县，即今河南省滑县。由于白马县的特殊地理位置，自古以来是交通要道和军事要地，历代朝廷都在这里建立兵营、招兵买马、屯兵戍守；其兵源有白马县人，也有北方各地人。有关资料记载：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屯禁军三千于滑州，以控制黄河渡口。狄青打侬智高，杨文广到广西任职都带走了大量禁军，白马县是军队自北向南调动的必经之路，禁军是北方兵，不管家在白马县或青州府以及北方其他地区，白马县是军队的集合地和出发地，所以给他们的印象特别深刻，时日旷久问起从那里来，只记得从白马县来，世代相传，正如今天居住中原和山东一带的群众，一问起祖先从哪里来，都不约而同地说：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来。尽管祖籍住在不同村庄，但都经过洪洞大槐树下，这样说也没有错。中国民间有句带哲理性的话：“宁卖田地，不卖祖宗。”他们记载宋朝来自太行山以东的白马县，的确是有根据的。
与此同时，广西与大理、安南西交界，侬智高的起义被镇压后，广西成了宋王朝在南方屯兵戍边的重点地区。据《岭外代答·沿边兵》所记，广西常年驻兵数，静江府（治今桂林市）5000人，邕州（治今南宁市）5000人，宜州（治今宜州市）2500人，钦州（治今钦州市）500人。宋朝驻军一般都带家属，如以平均1军人有家属2人计，上述军人及家属当有4万人左右。这些军人与家属成集团式地分布在广西，在力量对比上显示出了优势，在与广西土着族群的互动中才不至于土着化，从而遂形成为桂南平话人。
此外，广西是宋代流放谪官的主要地区之一，不少府州都有流官，仅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5年）十月一次安置的流官，流放地便有容州（治今容县）、钦州、宾州（治今宾阳县北）、柳州（治今柳州市）等四州。这些流官有的能生还，有的则死在岭南，家属往往无力北返，留居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