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而本书所涉及的理论运用主要有两个方面：文化变迁和城市化的相关理论。
1．文化变迁的相关理论
社会生活的发展是社会生活持续增长和变迁的过程。关于文化变迁的研究，从人类学这门学科产生的开始，就一直是它主要的研究旨趣之一。而关于文化变迁的研究历史自人类学产生以来，也先后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古典进化论、文化传播论、功能论，涵化研究（或者称文化接触研究）、新进化论。每一派关于文化变迁的理论在其产生之时都有创新之处，同时也有其不足之处；其不足之处又为后来的学派所批判和发展，不断促进人类学在文化变迁研究上的发展和前进。
文化进化论学派认为社会和文化是一个有机体，其变迁和进化是一个生物过程，由低向高发展。并且由于整个人类的心智都是相近的，世界上各个民族都基本上经历相同的发展道路，即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单线发展过程。
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文化传播论学派则着重文化的横向传播的研究。他们认为，文化变迁的过程就是传播的过程。他们认为世界各地的文化都是由一个或者几个地区开始，然后经由文化的扩散、接触、冲突和借用等途径传播开来。文化变迁就是文化地域不断变动的结果。
自1896年以后，以博厄斯为主要代表的美国历史学派攻击过于简单的进化通论理论，而把注意力转向每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该学派以其对具有特征的文化元素的发明和传播所作的强调，再加上对文化及文化区的配置的分布研究，概括出一些“文化类型”，并进行一般规律的探讨，反映出更多的辩证唯物性。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功能学派一方面注重文化现象的静态研究，另一方面也承认文化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是通过功能的变化、消失和替代来实现的。
当功能论学派的研究重点从功能和功能论开始转向文化变迁的研究时，西方的人类学界已经投入大量精力研究文化接触及涵化的问题。涵化是文化变迁的一个主要内容。西方人类学家在研究西方影响力对各类社会传统的冲击以便能够排除外来以的文化元素和重建研究方法传统的文化的基础上，认识到对事件及变迁过程的了解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人类学家便致力于涵化的研究，提出各种涵化的定义以及涵化研究的途径和涵化的结果。
到了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怀特和斯图尔德为代表的美国人类学者开创了新进化论。怀特认为文化进化是由文化内部的条件尤其是技术条件决定的。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则认为既要关注特定文化的进化又顾及不同区域文化的变迁。新进化论的第二代传人萨林斯和赛维斯在综合上述两位学者的理论精髓的基础上，提出了“特殊进化论”和“普遍进化论”并存的观点，前者指特定环境中的社会变迁与调试的特殊进化序列，后者指人类社会的一般进化，其中较高级的形式是从较低级的形式中演进而来的。
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文化变迁研究更成为人类学的热门课题，人们的研究视野不断拓展，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印第安人的研究上，学术视野也不再是从文化到文化，而是把文化与社会、自然、人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综合研究；也不再是只进行静态的描述，而更多地关注作为一个动态系统的文化过程，把历时性与共时性结合起来，从而揭示文化的演进轨迹和变迁过程。
总而言之，上述各个学派都承认人类学社会文化变迁的存在，并且对于变迁规律提出各自的看法，这些都是我们现代进行文化变迁研究的理论基石。总结上述文化变迁理论主要流派的观点，通常我们可以对文化变迁做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归结：即文化变迁的原因、动力、途径、种类等。
就文化变迁的原因而言，宏观上来讲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内部因素，社会内部的变化引起的；二是外部因素，由自然环境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如迁徙、与其他民族的接触、政治的改变等引起的。这两个因素通常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就文化变迁的种类而言，不同的角度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种类。如从人在文化变迁中的主从地位出发，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无意识变迁和有意识的变迁。无意识的变迁往往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始于一个偶然的、甚至是细小的事件，发动和参与这一变迁的人往往是迫于压力而满足于眼前的利益，都无法预测到以后纷至沓来的有连锁反应的社会后果。而所谓有意识的变迁是指发动者有预谋、有计划地要改变某些不适应形势需要的文化要素，如改革或革命，则是属于有意识的变迁。还有从变迁发生的机制出发，文化变迁可以分为自愿变迁与强制变迁；从变迁发生的程度来讲，可以分为有限变迁与无限变迁；从变迁发生的性质来讲，可分为渐变与突变等等。
就文化变迁的途径而言，一般有发明和发现、传播和借用、涵化等。（一）发现和发明是刺激文化变迁的最基本的原因。所谓发现，是指客观存在的、但又不为人知的现象或规律变得为人所知，并运用于文化，从而使文化有所增益。发明，则是人类利用新获得的知识，在实际上予以运用，并且创造出过去不存在的事物。新发明的东西可以是某种具体的物体也可以是一种抽象的观念。此外发明可以分为两类：无意识的发明和有意识的发明。无意识的发明是事先缺乏预见的，即偶然得到了发明的结果。有意识的发明是指人类社会为自己确定一个目标，然后设法达到这个目标。此外，无论是发现还是发明，都是由本身内部去改变文化的方法，并且只有为社会所接受时才会导致文化变迁。（二）传播是引起文化变迁的另一个重要的途径，是指一种文化特质从一个社会群体传播到其邻近的群体中去，并为其吸收融合到自己固有的文化中去的过程。传播分为直接传播、间接传播和启发性传播（或称刺激性传播）。直接传播指一个社会的文化特质或事项可能会首先传播到相邻社会，再逐渐向外推延，传到其他社会。间接传播是指通过第三者的媒介作用将某一文化特质或事项传入另一个社会。启发性传播/刺激性传播，指某一社会掌握了某项知识以后，刺激了另外一个社会，给对方以灵感和启发，使之也相应发明或发展了类似的文化因素。这三种模式可以单独产生，也可以同时发生于一个社会之中。（三）涵化既是文化变迁的一个主要内容，也是文化变迁途径中的重要概念。不同的文化在接触中，常会发生大规模的文化变迁，“涵化”主要针对这种变迁过程而言。当有着不同文化的人类共同体进入集中的直接接触，结果造成其中一个群体或两个群体发生大规模的变化时，涵化就产生了。
就各种变迁的产生的结果而言，可以包括文化进化、文化代替、文化采借、文化整合、文化融合、文化互化、文化重组、文化抗拒、孤立或隔离、反应运动、文化退化或萎缩等。
变迁是永恒绝对的。运用上述文化变迁的理论来关注处于变迁中的南宁平话人，了解其文化内部结构和文化的相互涵化、替代等情况，了解其变迁的动力、原因、现状、途径和未来走向，把握其文化特质的变化规律，是我们综合运用人类学文化变迁理论进行南宁平话人人研究的目的之一。本书对村落的田野调查的内容大致包括对各个村落的历史进行寻根探幽，对其族源、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梳理；全面考察平话人村落的经济生活的变迁，包括农业、商业、工业、交通以及职业等变化；全面而系统地弄清平话人社会生活的变迁，包括社会政治组织、家庭婚姻、亲属组织等等变化情况；全面考察这一古老汉族族群的文化的变迁，包括服饰、饮食、居住、时岁节日、语言、宗教、教育、民族文化的方面的变化情况；通过上述的收集资料，对平西这个个平话人村落变迁的内在原因、动力、变迁中的冲突以及未来的走向进行分析和预测。
2．城市化的相关概念和理论
近些年来，对于城市化探讨在理论界十分热门。其中关于小城镇理论、乡村城市化理论尤其是讨论的热点。但是，城市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几个概念--城镇化、农村城市化、城市城市化、城乡一体化之间是有区别和联系的。由于它们与本书四个村落变迁相关联，故而需要对此进行一番界定。
首先，关于什么是城市化目前尚有争议，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定义。国内有些学者通过对城市化定义嬗变和分歧的系统整理，把城市化的定义分为前后逻辑发展的三种：传统型的城市化定义、现代性的城市定义和后现代性的城市定义。传统型的城市化概念认为，城市化是指随着产业经济向城镇的集中而发生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依据这类定义，城镇人口所占的比重是城市化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指标，至今国内外也大都用这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后来也有学者认为上述的关于的城市化的定义视野太狭窄，他们同时强调城市化的过程还应该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集中。这一类定义都属于传统型）。现代型的城市化定义在强调人口转移、职业转移和产业集中的同时，突出了生活方式和都市文明的扩散过程。该城市化定义强调了生活方式的变迁，相对与传统的城市化的定义，这个定义不仅关注“数”（人口、地域等等）的变化，也重视“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等）的变化。后现代型的城市化定义特别强调和突出了生活方式的转变和都市文明的渗透这些深层的内涵，甚至对传统型城市化定义中所强调的人口、地域、生产要素等集中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大致认为现代的传播、通讯、交通等的高度发达使得城乡文明和生活方式日益融合，居住地不能成为界定农村或者城市的标志，人们应该更多地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变化来重新认识城市化问题。国内的胡必亮、李强、周大鸣、郭正林以及国外的孟德拉斯、里兹、顾定国等对于城市化概念的认识都属于第三类。诚如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指出：“都市化并非简单地指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和城镇，而应该是指社会中城市与非城市地区之间的来往和相互联系日益增多这种过程。”城市和乡村相互影响，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相互融合而产生的一种整合的社会理想，城市化的进程中不仅仅包括从乡村向都市移民的内容，也应该包括“就地都市化”，也就是在整个地区，在乡村--都市连续体的所有层次上变得更为都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