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有利于对法律和政府的公共政策对制度变迁的作用作出分析。究竟把制度的博弈规则看作是从经济领域中内生的，还是在政治领域中外生的，这对解释法律和公共政策的作用有重要的影响。青木昌彦教授认为，“如果人们接受制度是政治决定的规则并对经济绩效影响重大这一观点，那其隐含的推论将是绩效不佳的经济应该从别国借鉴更好的规则，重新设计并推行之，以改革自身，如果做不到就应拿政治家是问。这种观点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政府自身是一个组织，它由具有自己动机和抱负的个人所组成。在政治领域的博弈中，政府是一个内生的参与人，任何改革制定的结果都应理解为政府、政治家、个人等参与人策略互动决定的，谴责政治家道德或能力低下，这本身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初期的制度条件，如旧制度的遗产、理性的非正式规则，人力资本存量的水平和种类都会对制度变迁发生影响。看来，在制度变迁中，必须注意在实际博弈和博弈规则的变化中能建立某种共同的理念，而法律和政府的公共政策能与此相耦合，这样，就能发挥较好的作用。
要理解特定的制度安排为什么在特定国家里形成，就需要比较历史的知识，制度分析本质上是比较性的，因而被称为比较制度分析。比较制度分析的意义在于能提供关于体制变动的最重要的特征和浓缩的信息，从而有助于人们在制度变迁中形成某种新的共同理念，因而对体制改革是很有意义的。
比较制度分析是一些经济学家用历史制度分析和转轨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发展起来的，是比较经济学在当前的重要发展，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
（第五节）中国开展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自从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的经济学界开展比较经济学的研究首先是比较经济体制和比较经济发展开始的，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我国的比较经济学的研究逐渐以经济社会体制的比较研究为中心。1985年，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筹办《经济社会体制比较》这一刊物，并开展经济社会体制的比较研究。在刊物名称上，曾经有两个方案，一种《比较社会主义》，另一种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前一个名称容易局限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而且又容易陷入“主义”比较法的框框，而后一名称，既能同马克思《资本论》中使用经济社会形态这一说法相衔接，而又能反映中国改革的实际情况，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体制改革不仅涉及经济改革，而且会涉及政治、社会、法律以及文化观念的改革。目前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是体制，只有推动体制改革，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只有在经济发展中，改革才能取得成功，这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回想十几年前，对刊物的名称的讨论，实际上涉及到对比较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内容和方向的把握。回头来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研究经得起时代的考验，这种研究具有以下优点：
1．有利于把握中国改革的特点。在1984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我国处于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过渡的时期。在原来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体制如何过渡到市场体制，虽然做过一些有益的尝试，但是，没有完全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日本从统制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则是比较成功的经验。同时，在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也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因为我们不是从“主义”比较出发，而是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出发，所以，我们可以从广泛的角度加以比较。从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同德国和日本不同，在战前，它们已经有较完善的市场体系，而在我国市场体系本身有一个发育过程。但是，也应该力求避免前苏联和东欧改革中的教训，使改革停停走走，旷日持久，一再错过机遇。中国改革大体可分为两步走，第一步重点建立商品市场，第二步在建立商品市场的基础上再建立劳动、资本以及土地市场，在商品市场基础上建立较完整的市场体系，较为稳妥。事实证明，中国改革大体上是按照这个顺序发展的，改革的效果也较好。
2．在前苏联和东欧发生激变时，我们通过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就可以看出，这里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主义”问题，并不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问题，而是在于经济社会体制问题。在这里，首先要弄清前苏联和东欧经济社会体制的现状。“过去，在比较经济体制的通常文献中，总是把苏联说成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把东欧某些国家的经济体制说成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体制，看来这些说法并没有正确地反映自50年代以来它们经济体制演变的实际情况。据苏联学者自己分析，斯大林时代的经济体制可以概括为国家用直接行政手段管理的经济体制，但是，自从50-70年代以来，即所谓影子经济不断发展，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后期，在全面国家控制下，影子经济很容易繁荣，但同时却限制了自由企业的首创精神，因此，现行的体制可概括为国家用直接行政手段控制的经济和用间接行政手段控制或国家管制的影子经济或第二经济（计划外的经济）相结合的体制。东欧某些国家的体制同这种体制在本质上有共同点，只是两者在规范和范围上可能存在差别。这种经济体制同东欧改革前存在、拉美地区至今存在的国家直接控制的公共经济和国家在价格等方面控制的私人经济相结合的体制似有共同点。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是，这类体制对经济运行具有相同的影响。”即使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激变，但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研究角度看，我国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比较研究任务不仅没有结束，而应是重新加以认识和研究。
3．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研究的优点是注意把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结合起来。在经济实行部分商品化、货币化，而又保留着大量行政干预、行政控制时，商品和货币就会出现价格双轨制，即同一种商品有市场价格和计划价格，同样的货币有市场利率和计划利率，或有市场汇率和国家规定的汇率，通过这种价差、利差和汇差，就可以获得非生产性的巨额利润。这就是由于政府管制产生的“租金”。寻租是在我国改革进程中某些官员腐败现象有所发展的根源。而且，“寻租”和官员腐败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链，因为有了政府的管制，会产生“租金”，所以某些官员会以种种借口，不愿意放弃这种管制，这又是改革发生逆转的根源。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双轨”价格有所缩小，“寻租活动”有所减少，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在部分放开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时，则由商品寻租变为要素寻租，在部分放开国际贸易时，这方面的寻租活动则相应加剧。某些官员通过土地批租、股份公司批准上市等等而大发横财，而某些官员则通过进出口权，纵容走私而收取巨财，等等。通过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可以认识到，（1）发展市场经济，并不是必然会带来腐败，不能把腐败看作是体制的滑润剂；（2）要从根本上清除腐败现象，只能是取消政府对市场的行政管制，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加强民主和法治的建设，在反腐败斗争中，惩办一些违法乱纪的官员是必要的，但是，必须着力于体制改革。
4．开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有利于探索中国改革的“路径依赖”。改革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这类系统工程包括计划、价格、财税、金融、外贸、工资、劳动、企业、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土地管理以及政府职能等各方面的改革，目的是建立民主和法治的符合公平竞争原则的市场体系，以保障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人民福利的不断增进。但是，中国改革的实际说明，决不能靠政府一夜之间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就可以从旧体制过渡到新体制的。中国的改革存在着自己的“路径依赖”，即离不开自己过去的历史。中国的计划体制除了受到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外，还有自己的体制历史上的根源，这就是中央集权下的官僚体制的影响，或者也可以说秦汉体制的影响。这种秦汉体制的基本矛盾，是官员对资源的支配同自由农民的矛盾，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在农村推行家庭对土地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以后，农民取得了一定的资源支配权，农民能面向市场生产和经营，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在农村中的民营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是中国市场经济中最活跃和最具有生命力的部分，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也推动了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改革，使企业朝着“产权明晰、政企分开”的方向发展。同样，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从村民自治开始，再发展到县乡两级政治民主制度建设，以建立真正民主法治的社会体制，这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
5．经济社会体制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学习，建立共同的理念。中国革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取得胜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谋取劳动人民的解放为自己的目标。从事体制改革，并不是抛弃革命的理想和目标，而是把理想和现实、把理想和实践、把目标和手段结合起来进行新的探索。我们开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研究，恰恰是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开始研究德国历史学派，后来又研究英国古典学派，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社会制度变迁的某些规律性。而上面提到的“寻租理论”，是继承和发展了反对国王对市场的垄断特权的英国古典经济理论，上面提到的“路径依赖”理论，则是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学派制度理论，我们在研究体制转轨中，注意吸收新古典学派和新制度学派的研究成果，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
开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研究，是我国一些经济学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研究比较经济学的一种创新的认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同国外比较制度分析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共同的理念是在体制参与者博弈过程中形成的，而开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则可以促进适合经济发展的新的共同理念的形成，因而有利于新的制度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