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从平源执政以后，争权杀伐，没有一天休息，战事的事越多，武士的权力越是强大。到了德川氏的时代，幕府的权势非常巩固，各国诸侯势力又能够保持均衡，所以大家都是注意保守自己的地盘，不愿意从事战争。文学哲学，当然随着平和的幸福发达起来。一种是古学派神权思想的复兴，一种是荷兰学问的输入，一种是汉学的发达。古学派神权思想的根源，前两段已经大略讲过了。荷兰学问的输入，在日本文明上，除了天文、数学、筑城、造兵、医药等智识而外，在精神科学方面，简直看不出什么进步。只是德川时代汉学发达，在思想上，在统一的制度文物上，的确是日本近代文明的基础。就是纯日本学派的神权主义者，在思想的组织方面，也完全是从汉学里面去学来的。所以中国哲学思想，在德川时代，可以叫作全盛时期。他们在中国哲学思想里面，得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呢？就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如阳明学派的中江藤树、朱子学派的藤原惺窝、中村惕斋，都是努力鼓吹“仁爱”的。从制度上看来，这种由日本社会进化自然程序发生出来的种种阶级制度和治者阶级的性格，可以证明日本在部落斗争的时代，最大缺点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的薄弱。德川氏时代统一的政治，使全部日本，达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时期。我们从儒家思想的发达，和明治初年民权思想的发达看来，就可以晓得，日本近代文明的进步恰恰和“仁爱观念”的进步成正比例。而这仁爱观念发展的原因，全在于政冶的统一和物质文明的进步，社会组织的整理。现在日本的治者阶级系统，都由封建时代的“萨木来”直传下来的。明治时代的教育主义，标榜一个武士道，更是因袭封建时代的食禄报恩主义。一部明治维新史，如果只把表面的事实，作为研究的材料，或者只注意他最近几十年的事实，忘却德川时代三百年的治绩，是不对的。因为一个时代的革命，种种破坏和建设的完成，一定不能超出那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之外。倘若哪一个社会里面，没有预备起改造的材料，没有养成一种改造的能力，单靠少数人的运动，决计不会成功。即使四围的环境去逼迫他，也不容易在很短的期间造成他的能力。所以我说，欧洲和美国势力的压迫，只是成为日本动摇的原因，成为引起革命的原因，而其革命所以能在短期间内成功，则完全是历史所养成的种种能力的表现，而绝不是从外面输入去的。
日本有许多自大自尊的学者，往往欢喜把“日本化”三个字放在脑筋里，不肯放弃，动辄喜欢讲日本的特殊文明。这种观念，当然不脱“日本的迷信”。日本的文明是什么东西？日本的学者，虽然有许多的附会，许多的粉饰，但是如果从日本史籍里面，把中国的、印度的、欧美的文化，通通取了出来，赤裸裸地留下一个日本固有的本质，我想会和南洋吐蕃差不多。文明本是人类公有的，如果不是明白认定一个人类，认定一个世界，在世界人类的普遍性上去立足，结果一定要落到神权迷信上去的。但是我们也要晓得，这一种自尊心，也是民族存在发展的基础。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文明的同化性，不能吸收世界的文明，一定不能进步，不能在文化的生活上面立足。但是如果没有一种自己保存，自己发展的能力，只能被人同化而不能同化人，也是不能立足的。在这种地方，我们很看得出日本民族的优越处来。他们本是赤条条一无所有的，照他们自己的神话来说，只有“剑”“镜”“玉”三样神器，也就大生问题。这三样神器是什么时代，由什么地方来的，究竟有没有这三样东西，也都当待考证。然而他们以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岛，居然能够滋生发展，平定土番，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支配许多土著和外来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们。更从高丽、中国、印度输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够通同消化起来，适应于自己的生活，造出一种特性，完成他的国家组织。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础，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民族的数量，现在居然足以和德法相比。在东方各民族中，取得一个先进的地位。这些都是证明他的优点。我们看见日本人许多小气的地方，觉得总脱不了岛国的狭隘性。看见他们许多贪得无厌、崇拜欧美而鄙弃中国的种种言行，又觉得他们总没有公道的精神。可是我们在客观的地位，细细研究，实在日本这一个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要算是十分可敬。总理说：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要以自信的能力作基础，这的确是非常的要紧，所以日本人那一种“日本迷”，也是未可厚非，不过从今天以后，是再也行不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