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几节里，顺着一个叙述的系统，把政治方面说得太多了，而日本的社会情况，完全没有提及。现在我想回头来就日本的社会心理，加以观察。
前几年上海民权出版部印行一部平江不肖生著的《留东外史》，描写中国留学生和亡命客在东京的生活，自然他的叙述里面，有一部分是日本的社会，这种日本社会的观察，在中国恐怕是很普通的罢。我可以说，中国人对于日本的社会，观察错误和判断错误是很普遍的。平江不肖生所描写的一部分社会，固然是社会的黑暗面，然而连黑暗面观察也是很肤浅而且错误的。不过他的目的，不在观察日本的社会，而在观察“中国人的日本社会”，我们也可以不必多事批评，只是晓得中国人对于日本的社会不留心研究便了。
在最初几章里面叙述了一点神权的迷信和佛教的问题，大家看了那几章书，总可以感觉到日本的国民，是一个信仰最热烈而真切的国民了。一个人的生活，不能是单靠理智的，单靠理智的生活，人生便会变成解剖室里的死尸，失却生存的意义。而尤其是一个国民、一个民族的生活，绝不能单靠理智的。民族的结合，是靠一种意识的力量。这一种意识的力量，当然是由种种客观的事实而来。但是种种客观事实的观察和判断，不变成一种主观的意识时，绝不发生动力。“观我生”“观其生”的观，如果不到得自强不息的精神上来，什么“省方”“观民”“设教”都不能生即生，也不能久。理智仅仅是观而不是行，理智的世界是静的而不是动的。不过一切情感的意识，活动的意识，如果不经过理智的陶融，则感情不能“醇化”。不能醇化的情感，就不是文明的作用，而只是动物性的本能作用。然而缺乏了情感的人，永不能创造理智。缺乏了情感的社会，也不能作生活的团结。一个人一个社会的创造进化，都是靠着这醇化的情感来推动来组织来调和，程度和方面有不同，而其作用只是一样。信仰的生活，是个人和社会的进步团结最大的机能。总理说主义是“信仰”，就是很明显地说明冷静的理智不化为热烈的情感时，绝不生力量。我们在无论什么地方，都看得出日本人的民族意识是很鲜明的。他们那一种“日本迷”，正是他的鲜明的民族意识增高到了极度的时候变成的无意识作用。白热度的热体，触到我们的指头，我们一刹那间的感觉，会和冰一样的冷，一粒子弹刚刚洞穿人的身体时，不感觉疼痛，都是这一个道理。所以我们看到日本人信仰生活的热烈和真切，便晓得他这一个民族，真是生气勃勃正在不断地向上发展的。
人生是不是可以打算的？如果人生是不可以打算的，我们何必要科学。如果人生是可以专靠打算的，人们的打算，自古来没有完全通了的时候。空间是无量的，时间是无尽的，任何考古学者，不能知道星球末成以前的历史；任何哲学者，不能知道人类绝灭的时期；任何天文学者，不能超过现代的机械能力，测算无尽无量的宇宙。人是要生存的，打仗是杀人的事，在战斗的进行上，人人都晓得强制的命令是必要的。有一个军官说：“没有统一的命令，谁肯去打死仗？”我要问他，“如果大家都不服从统一的命令，效力在哪里？”如果失却了信仰，发命令的指挥官，也可以私自脱逃；受命令的士兵，更可以全场哗变。读《扬州十日记》的人，该晓得那时候五百个满洲兵，断没有屠杀扬州的能力。读《桃花扇》的人，看到四镇兵哄的时候，该晓得失了信仰的命令，不过是等于烂纸堆里的臭八股。完全不要打算是可以通的吗？迷信枪打不进、炮打不伤的义和团，到底敌不过钢弹。所以打算只是生的方法，不打算是生的意义。“迷”是没有理智的意识，“信”是醇化的感情的真力。我们如果知道人生是“力”的作用时，便晓得信仰是生活当中最不可少的条件。“自强不息”是自信力的工作，“厚德载物”是自信力的效果。只有信仰，才能够永生。只有信仰，才能够合众。人的生活是时时在死灭的当中。如果人人专靠着一个打算时，何处去生出死里求生的威力？
一个城隍庙里，城隍老爷高坐着，香烟缭绕，烛炬辉煌，下面跪拜着成百或千的男女，他们信仰什吗？一个黑夜挖洞的贼，他祷告说：“神啊！请你保佑我不要犯案，我十五日买一只雄鸡来谢谢你。”隔壁正是被那贼偷了东西的失主，他祷告说：“神啊！请你保佑我，使我能够破获偷我东西的贼，使我被偷的东西能够回来，我买一个猪头来谢你。”这样一种打算的国民，哪里去找信仰，这是“迷”极了的一群愚人，是愚极了的一群弱人，是弱极了的一群没有将来的半死人。把这样的迷信做对象去反对信仰，是中国人的一个极大的错误。信仰是无打算的，是不能打算的，一有了打算就不成信仰。尤其是一个民族，在生存竞争剧烈的当中，如果人人这样打算着，绝没有人肯拼着必死自己炸沉了自己的船去封锁敌人的军港，绝没有抛却有一切所得去研究目前没有一样效力的纯正学问，绝没有人舍了自己的财产去救济社会国家的危难。“下井救人是不行的”，这是中国人普通的观念。如果没有下井救人的决心，连不下井而救人的方便事也没有人肯去做了。“下水思命，上岸思财”，这一种打算的民族，何从产生奋斗的精神，何处去创造永久的历史，一切思想行为，何从有彻底的究竟？心里想共产革命，口里说国民革命，手里做的是个人主义的生涯，这一种矛盾的虚伪的生活，是从打算里来的谬误。世界一切都是真实的，如果没有真实的努力，创造是做不成，模仿也是做不成。且看今天的中国，无论什么好的理论，好的制度，一到了中国，立刻会变相。通电的主张，报纸的批评，群众的口号，哪一样不是很正大堂皇的。然而实际怎么样？王亮畴说过一句极调皮的话，他说：“中国人的事，你望坏处一猜就着。”这真是中国人亡国的表现啊！
我们细细考察日本的信仰生活，的确比中国人要纯洁得多。我们很认识得出他们的信仰生活是较为纯洁的、积极的、不打算的。他们的牺牲精神，确是由这一种信仰生活的训练而来。就宗教来看，无论是哪一教哪一宗，我们看得见他的教义和组织，比起中国人来，确是真创的。他们大多数的信徒，不是像中国的信神拜神一样，做自己利益的打算。他们有一种把自己的身体，无条件地奉给神的决心，有一种“绝对的”观念。对于宇宙和人生，有一种“永久”和“一切”的观念。他们能够把自我扩大，造成一种“大我的生活”。他们“物质的无常观”是立在一个很积极的“精神的常住观”的上面。这些观念，不是从和尚的念经、神官的祝告、牧师的说教里去看，是从社会生活的种种实相，尤其是男女的恋爱和战争两件事上面去看出来。我们看中国人的男女生活，真是枯寂悲哀到极点。中国人的家庭里面，固然看不出一种热烘烘的爱力的结合来。连野男女的自由结合，也都是很冷冰冰的打算。在这种地方，或者很多人不把他拿来同信仰生活一样看待。不晓得人类的生活，在一切真实性上有一个绝对一致点，而尤其是生命的存在，不容有一点虚假的。男女的关系，是人类生命的总关键，他在“生”的意义上，只有和“杀”的意义集中的战争，可以相提并论。在生死过程当中的“食”的问题，尚不足与之比大。性生活的虚伪和打算，可以说是生存意义的错误消失。一个民族到得把男女关系看成游戏时，他的生存意义已经衰弱。到得在男女关系上面只剩得一个打算的时候，他的生存的意义，可以说是完全绝了。
自杀是一件顶懦弱顶愚蠢的行为，是最无自信力的行为，而且是最贪生的结果。如果一个人生存的能力是强的，具备一个顶天立地的信仰，把宇宙人生看得透透彻彻，一往直前，毫无愧怍地行过去，无坚不破，无敌不摧，什么恶魔，也都可以服下去，何至于在生死的道途当中，恐怖忧疑，至于怕死到极点贪生到了极点的时候，走到“不敢生存”的绝路上去。固然社会的一切制度，一切习惯，足以在有形的无形的上面，压迫着个人，使个人社会的生存，生出不可救的缺陷，于是把个人逼到自杀。然而这一种“社会的生存意义上的缺陷”，如果个人不是在外的生活上自己造成缺陷时，内观的心理上，也绝不会体认出罪恶来，而自己苛责自己，至于自刑。倘若很真确地认识缺陷是在社会，那么自己的生命的意义，也可以体认到和社会同大而敢于对社会作一个紧对手的敌人去摧破他。如果斗不过而死，还不失自己承认自己生命的意义。所以最贪者莫过于自杀，最弱者莫过于自杀，最无自信者莫过于自杀。在人道的意义上，最残忍的更莫过于自杀；在精神的生活上，最矛盾最纷乱而不能统驭的心理无过于自杀。佛家说：“一切罪恶以自杀为最大，杀人尚有成佛之因，而自杀决无成佛之果。”这一个判断，是从很多方面判断而下的总评，的确是确当的。但自就“自杀”一个行为而加以分析研究时，我们很看得出世界自杀最多是日本，他们对于自杀的观念，确有和其他民族不同的处所。我们可以说：“自杀的观念，在最和其他民族不同的地方，最最看得出日本人的特性，而这一个特性，最足表现日本人的强点。”我这一个观察，并不是批评自杀者的本人，而是就他的观念上看出他背后的社会生存意识的特质来。
日本人的自杀，我们可以用两种区分来研究。一种是普通和别的民族没有分别的，懦弱至于不能生存，乃至不敢生存的自杀，属于这一种。一种是很特殊的，在自杀者的心理状态上，舍得有一种积极的意义，物质无常和精神常住两种观念，很明晰地现出在自杀者的意识上面。在别的民族，自杀方法的选择，普通是选择世人所认为痛苦最小的最消极的不须努力的方法，行投水投缳者之多，全是为此。而在中国，更多一种吞鸦片烟自杀的人。在这一种人当中，有许多自杀的决心很不明确，最后因为到底遇不着救星或是救的方法时间错过了而死，然当其服毒时还是希望着中途遇见救星，使他既可以不死而他生存中的可怜又得原谅，这更是懦弱至于不敢生存时尚存着不愿死不愿即死的幸存心理。在这一种心理当中，绝不看出半点物质无常和精神常住的观念来。日本人的切腹，绝不是如此的。切腹是痛苦最多的、积极地，必须努力而后能达到目的的自杀方法。自杀者在死的时候，还是积极地保持住很明晰的生存意识，很坚强的奋斗精神，到最后一刹那为止，不愿意抛却努力的义务，不使身体有倾斜，不使十字纹有偏倚，不把使用后的武器随意散乱着。生存中作他生存意义的主义，是贯彻到底，更不存在着自杀途中幸而得救的打算。由思想所生的信仰，由信仰所生的力量，继续到他最后的一刹那。
情死的事，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有很多情死的人，不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不是为达共同的目的，是为达所爱的对方的目的，很勇敢地积极地作所爱者的牺牲。他们的世界是很小的，只有相对的二人间的绝对的恋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为了这一个世界能够舍去一切世界。情死的事，不用说最多是在花柳社会，其次是社会阶级不同的男女间的恋爱。这两种境遇，都是打算最多的境遇，而有许多的男女，会把一切打算抛却，这一种“超世界间的性生活”，是堕落的、懦弱的、苟且偷安的、放纵贪淫的性生活社会中的男女们所意想不到的。热烈的性爱和优美的同情，这两重性的超性的生存意识，是引着他们走向死路去的动因。在中国的北地胭脂史上已经没有这种激越的性行供我们追怀，南朝金粉史上更看不见这种深刻的人生意义。在自杀这一种死的事实上看得出很丰富的生意来，是日本民族一种信仰真实性的表现。
至若在战争的历史上，可以给我们坚强而深刻的印象的事实，更是很多很多了。这几年当中，中国国民战斗能力的确是增进好多了。我常说：“这十几年来国内的战争，在几十年回头一看，才可以晓得为了要训练国民战斗能力而设的真剑演习。其他一切个人的地方的乃至党派的目的，都不是要造成这种真剑演习不能不有的动力。而真正的目的，是目前的人们所不能知道的。”这个批评，我总希望它是真实的。但是生存的意义上如果没有一个大的革命，这一种战斗的训练，对于民族能力的增加，功效是很小的。士兵们为了十几块钱，官长们为了升官发财，子女玉帛，把这些很小的打算做全部意义的战争，正是太过把生命看得轻了。古人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这两句话或者说明的方法不完全，然而要在物质无常的上面，建设精神常住，在小我的里面，显出宇宙我的力量，实际些说，就是要离却了个体生死的观念而置重群众的生死，如果这样主义的战斗观念不彻底、不坚强，民族战斗力不会增加，打算的竞争，当不起不容打算、不能打算的战斗。中国人在过去一千几百年当中，所以敌不过四围强蛮小民族的缘故，都是为此。这一回的北伐战争何以一到长江，便生出很多破绽来？固然英国的压迫、日本的压迫、共产党的压迫，这三个大压迫是使我们失败的原因。而打不过腐败堕落的社会，破不了打算的因袭，更是我们的弱点之一。这一个弱点，是中国民族通有的，谁打得掉这一个弱点谁就成功。总理给革命军下的定义说：“一个人打得过一百人就是革命军。”这个话是真实的。我们要用精密一点的话来讲，就是“能把一切私的计算抛开，把永久一切的生存意义建设起来，从死的意义上去求生存的意义，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的军队，就是革命军”。信仰的形式和内容有不同，而目的只是一样。一个民族，如果失却了信仰力，任何主义，都不能救得他起来。“要救中国，要把中国的自信力恢复起来。”这一个伟大而深刻的精神教育，在今天总应该有人明白了罢！
这几年来中国的思想界庞杂极了，但是我们看得出一个很大的进步来，就是从前一切战斗，没有达到思想战争的地位。思想的战争，只是限于思想的形式，不曾晓得思想就是生命，思想不统一，则是生命不统一，思想的不同，可以生出很悲惨激烈的战斗。这过去三年的经过，在十五年来民族战斗力训练之真剑演习上，加上更重要的意义了，现在训练到作战基本动力的思想上来了。思想不是纸上的空谈，不是不负责任的儿戏，是生命的中心。思想不变成信仰时，不生力量，不到得与生命合为一致时，不成信仰。鄙弃信仰的唯物史观，绝不能说明人生的意义，更不能说明民族生存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