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船民主要以鱼为菜，至于主食，在解放前，许多困难船民常常喝稀粥，仅有的几粒米只能等到晚上甚至是隔日方可煮粥吃，是一种“粥饭互补”的饮食结构。但现在所吃已与岸上的人们没什么两样，生活条件好的，大鱼大肉自是没问题。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现在很多船民的饮食结构已趋同于陆上的城市人，不再像过去主要依赖水上的鱼获量来安排膳食了。如东家彭叔，平日要上岸买米、肉。一般早餐是很少吃的（除非有事上岸，则会到邕江防洪河堤上的私人米粉粥摊点“过早”）。但这并非象陆上的城市人因工作节奏紧促而无暇顾及早餐，而是因为过去的船民一大早就出航或出河捕鱼，加之生活困难，那里谈得上早餐！久而久之，这就形成了一种传统，一天只煮午餐和晚餐，午餐比较简单，一般只有一锅饭和一菜一肉，晚餐则比较讲究，在午餐的基础上，会加一碗青菜，一个汤，或者再加一碗肉。不过，每逢春节，晚餐的菜肴上一般都会有鱼，据东家彭叔说，那表示年年有余（鱼），是船民新年的新祈愿，同时也是一个好意头。另外，在调查中一位姓谭的船民告诉笔者，一般来说，船民平常烧饭做菜热水等大都是烧柴和煤球，有客人加菜则用煤气。彭叔家的饮食结构是现代大多船民家庭的典型代表。
（三）居住变迁
反映在居住变迁上的最突出表现无疑是从水居到水陆两栖至完全陆居的居住生活了。过去船民一家老小都睡在船上，正如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疍蛮》里所描述的“居短蓬下”，“舟不盈丈，而炊牲畜资生之具咸备”。
船民所居的船叫“住家艇”，解放前船民的船只大的二、三丈长，小船不过七尺左右，载有网具、柴米油盐、妻儿老小，凡是生产、生活所需物品，大都一应俱全。他们白天浮行水面工作，夜晚聚帮泊岸而息。一条船前部长宽不过丈余，是撒网捕鱼、吃饭、休息、待客的主要场所。后部主要是鱼仓，船尾装橹。家中人的日常活动和睡眠都在舱内。上有船篷可挡雨，舱中狭小，最长可容一人直卧。解放后，富裕一点的船民则花钱让人制作水泥船，有一部分船民还拥有两层的住家艇，或称“楼船”。现在的住家艇已十分讲究，结构与过去不大相同，有专门的洗手间、厨房、卧室及底舱（放杂货）等功能分区。每部分都保持得很干净，入船要先在船头换拖鞋。一条住家船就如同我们岸上的一套房子，富裕的船民船上的装修精美，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有彩电、VCD机、高级音响及冰箱等。不过，现在相当多的船民已经上岸居住，只有老年人还留恋于居船的习惯。
据南宁市江南区政府民政局卜局长介绍，1995年，由于南宁城市的发展，邕江两岸不断开发，对世代以船为家、泊居邕江岸边的船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样，江南区政府应广大船民的迫切要求向市政府请示，在今天的亭子汽配总厂旁边划地165亩开发作为解决船民迁居陆上的土地问题。船民购地以每30-50平方米13000元左右为基准，其中包括水电、道路铺设、防水墙及其他城市增容等费用。友谊新村的开发，反映了现代船民居住的巨大变迁。
（四）社会组织变迁
过去船民大都是飘泊在江河或沿海一带，逐鱼而生，“居无定踪”，自然资源与生活条件使他们“没有什么严密的社会组织，族群组织较为松散，族群凝聚力意识不是很强烈”。25他们既无宗族作为维系群体的纽带，26亦无跨地域连成紧密的群体的粘合剂，更无自己族群至高的头人。他们过去往往是时合时散，聚散只凭江河地域的渔获情况。解放后，成立的组织先后有渔业合作社、帆船社、运输社，以及现在的友谊居委会。
以原江南区友谊居委会为例。友谊居委会成立于1997年12月26日，由原来的江北、江西两个居委会合并而成，隶属江南区福建园街道办事处管辖。居委会设立有党支部，共有党员4人，干部的文化程度有本科、高中及初中，平均年龄35岁。下设妇女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计划生育协会、人口与计生基础教育学校、文明市民学校、健康教育学校、老年人协会、青少年帮教小组、残疾人领导小组、科普工作站、社区服务站及再就业服务站等14个组织机构。到了今年年初，随着社区建设工程在广西的启动，友谊居委会并入了现在组建的江南区东社区委员会。如果我们摒弃族群社区内的这一套组织架构是否真正那样有效地达到建立初始时所期望的目的，而仅仅是以整个组织的基本架构完善程度来看，它们至少比过去进步了。
组织的相对完善与严密性，更便于加强对船民的管理，而社区社会生活的保障体系，无不显示了社会组织的卓越功能。
（五）养贤习俗变迁
由于过去漂泊不定的泛江涉海生活，以及社会等级歧视等种种因素所致，船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很滞后，所以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虽则家庭困难，但还是勒紧裤带，省吃俭用，千方百计让自己的小孩上学，且大多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因此他们都很敬重读书人，对教师也特别尊重。27
2002年3月下旬笔者在邕江大桥底访谈了一位五十多岁的默姓船民。他过去读书都在陆上的亲戚借住，到附近的平西村小学读书。后来亲戚对他产生憎意，只好到学校住，一般晚上就在教室拿四张桌并拢，简单搭睡。到了上课时间就把东西收起来。大多数的船民都是如此。这已经算好了，其他人要是跟船走货的话，陆上没亲戚或校内也住不了的，只好停停读读。加之家中普遍贫困，交不起学费，即使有岸上住的地方，也读不了多少书，甚至是文盲。可见，船民文化素质的整体滞后性是有深层的社会和历史背景的。
从以上的个案及船民文化结构可知，现在船民大多是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各占了总人口的39.2％和31.3％，高中文化很少，中专和大专更少，而文盲却占了18.1％！由此可见，这对于一个居住于文化氛围浓厚的现代化都市里的族群来说，勿庸置疑是严峻的，其边缘性相对来说是很明显的。
不过，由于解放后船民定居于邕江边，并形成了相对的聚落，具有一定的社会组织，生活相对稳定，加上由水而陆的社会文化变迁，生活水平较之过去有所提高，船民到附近的平西村小学读书的人数逐渐增加。据原友谊居委会主任张秀华说，解放后，大概是60年代初，政府还专门为船民设立了水上学校，当时张主任的办公室文书李莲英曾被抽去作水上学校的老师。如今，针对老一代的船民，政府还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了扫盲活动。直到现在，大多船民的小孩一般都可以普及9年义务教育，有的还上了职高、中专、大专、本科，整体文化素质渐渐提高，但相对来说，其变化速度还是很缓慢的。
（六）社会禁忌变迁
詹·乔·弗雷泽在其名着《金枝》中认为，巫术作为人们为达到其目的所必须遵守的戒律，可称之为“应用巫术”。禁忌是交感巫术体系中的消极规则。巫术教人应当怎样做，以达到所要的结果，禁忌则教人不应当怎样做，以避免不幸的结果。禁忌的迷信是一种消极防范性的信仰行为和手段。28
过去，船民在日常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禁忌，例如煎鱼不许翻面，水手不得翻卷裤脚；忌讳讲翻、沉、破、倒、散、火等字眼。“幡布”称“拌布”；为忌“沉”字，盛饭改作添饭，29且吃饭时，出于“船底拖沙”的忌讳，匙羹不能拖拿；出于“船搁浅”的忌讳，筷子不能直插在饭碗上；出于“翻船”的忌讳，碗碟不得倒置，点酱油时不能在碟中把食物来回搅动，倒水也要称为清水；行船时忌讳问到什么地方？几时可到？等等。居住于船上的妇女，过去常常被禁痼于船尾：要在船尾做家务，且按照传统习俗，船妇一般不到前舱去，吃饭也要隔着布帘把饭送出去给丈夫，生小孩，带小孩也都在尾棚。直到50年代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现在，已经搬上岸居住的船民，许多人仍然按照船上的习惯生活，如有的在凉台上铺一排光溜溜的船仓板，使人坐于上有如坐早船的感觉。住在边阳街的船民，有的在屋前搭上油毛毡屋蓬，里面铺上平平整整的船板，夏天就在上面睡觉。这两种传统的沿习在笔者2002年3月8-9日于菠萝岭船民彭家观察其二女儿的婚嫁仪式时，就深有体会。因为婚礼中的“摆歌堂”30和“绕台围”仪式恰好就在屋前的油毛毡屋蓬底下进行的，有许多邻居的船民、四周的居民以及路过的行人就坐在屋前凉台的船舱板上观看。
随着船民科学文化水平及思想觉悟的提高，现在船民的许多传统的生活习俗已经改变，日常生活中的禁忌亦已淡薄，如从1999年到2002年的多次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与船民交谈时，他们自己本身已完全没有以前诸如匙羹忌拖拿、筷子忌直插饭碗、言谈忌“翻”、“沉”字、行船忌问目的地等芜杂的禁忌了，倒是笔者自己开头谨小慎微地访谈，随后，也就不须再顾虑什么禁忌了。且妇女们的社会地位也在明显提高，她们已不再局限于船的尾棚活动，而是与男人一样从事各项水上或陆上的劳作。如调查时笔者入住的东家彭叔，他现在与彭嫂、三子及三媳妇构成一个主干家庭。彭叔现为江南区东社区的一个委员，负责收取电费，且又是一个道公，平日常常被村外的农民叫去做“法事”。彭嫂则自个种菜、卖菜。其子现处于待业状态，而儿媳则在附近的南宁世界文化娱乐城的某大排档作服务员。彭嫂和儿媳通过自己在社会分工中占有的职业来赢得获取家庭地位的某种资本。但无论如何，她们的地位是不能超过男人的，即使男人没有给家庭带来收入。
（七）社会风习变迁
邕江船民过去的社会风习中，较明显的为妇女抽烟和银行存款意识的淡泊。历史上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妇女抽烟现象已渐式微乃至消失，传统的银行储蓄意识也出现了由弱渐强的改变。
1．妇女抽烟现象的式微和消失
如果说男子抽烟是目前社会的普遍现象的话，那么南宁邕江船民妇女的抽烟行为则似乎有点令人难以理解了。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据说过去大多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妇女船民都有抽烟的习惯，而现在老年抽烟现象已式微乃至消失，不过，年轻一代的女子早已不染指烟卷了。一般地，抽烟行为只有在自家中才会产生，在家庭以外的场合，这些船家妇女们是极少、甚至是不抽烟的。而且抽烟行为的产生大都是在下午或晚上。如笔者调查时发现，东家彭嫂总会在下午收工归家后独自坐在住家船前正门的床上猛抽着香烟，或在晚餐后坐在僵硬的木板沙发上，与彭叔一边看电视一边抽着烟，整个船舱被此起彼伏的缭绕烟雾醺得乌烟瘴气，每次都让不谙烟道的笔者呛得近乎窒息了。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抽烟是与行为主体的心理是息息相关。抽烟行为具有镇静、麻痹及仪礼表演（如朋友见面、节日祈福敬烟）等特殊功能。彭嫂那种吞云吐雾的姿态看似怡然自得，但却难以掩饰昏黄老眼中折射出的那种令人捉摸不透的深邃忧郁和迷惘。不管彭嫂是否能从抽烟当中麻痹历史的沧桑和生存的压力，但是抽烟行为在老一代船民中的传统沿袭与式微及其在青年妇女身上的消失，正是船民社会生活变迁的侧面反映。
2．意外的个案：由弱渐强的银行储蓄意识
笔者在调查中无意发现，过去船民养成了一种在住家船上储钱的习惯。
2002年3月初，笔者在邕江船民调查时发生了一件另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在笔者调查中途返校汇报工作之后，东家彭嫂突然发现藏在住家船二楼柜子里的1400多块钱不翼而飞！根据东家所说，这笔钱一直放在原处好久了，且以前也是这么的放钱的，虽从未到市区上的银行存过钱，但也从未丢过钱。船家大都如此。这样，原来被东家安排在船上的二楼柜子旁边栖身的笔者竟然成了东家怀疑的对象！后虽经多方调查取证，证明了笔者的清白身份，且笔者在与东家结吃住的帐时多给了他们100块钱作为感谢，但东家失窃的钱至今仍未能找回。
这件事令笔者受到了极大的震憾，并一直感到很难过。后来笔者再次追踪调查得知，原来，历史上船民水上漂泊生活中养成了一个不良的传统蓄钱方式。解放前及解放初期，正象笔者的母亲及许多乡下五六十岁的农民一样，大多船民们总是把钱随意蓄藏在床角、米缸、衣袋等处，到后来才逐步用陆上的抽屉、柜子等蓄藏，直到现在，才有一部分船民陆续到岸上银行储蓄，虽然人数还是很少，但这毕竟有增加的趋势，说明船民的银行储蓄意识已经由弱变强了。
由于水上生活的不稳定性，加之船民整体生活水平较为滞后，手头没有多少宽裕的钱，故陆上银行储蓄对船民取钱不便，或许这是船民银行储蓄意识淡泊的真正根源。另外，也有可能是邕江船民对现代金融的不信任使然。但这却存在一个极大的安全瘾患，加上船民普遍存有传统的养狗看家的观念，白天和晚上船门很少关锁，从而给小偷造成了极大的可乘之机，或许这是船民应从彭叔家中失窃一事里吸取的经验教训，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吧。
由此可见，邕江船民在服饰、饮食、居住、社会组织、养贤习俗、社会禁忌、社会风习等层面的变迁也是从边缘到主流的渐变过程。
六、邕江船民人生礼仪的变迁
邕江船民的人生礼仪涵盖面很广，但很多方面与岸上的汉族族群差别不是很大，故笔者在此仅就变化比较明显的婚姻与丧葬礼仪这两个层面来展开论述。传统水上婚礼与现代陆上婚礼的融合，由土葬到火葬的葬式转变也蕴含了由边缘到主流的渗变因子。
（一）婚姻礼仪的变迁
历史上，船民实行一夫一妻制，进行“媒妁之约”，流行族群内婚，盛行传统氛围浓厚的船家婚礼。随着社会的发展及文化的变迁，出现了如前文所述的族群外婚姻互动现象，自由婚渐多，船家婚礼习俗也趋向简化和淡化。
过去男女青年交友择偶时兴唱情歌。结婚一般是通过媒人介绍，男女双方及其父母同意，便择取吉日，男家用船把新娘接回(红花女用披红挂绿的彩艇，再婚的不装饰船艇)。据原友谊居委会主任张秀华说，过去的聘礼大都是酒、鸡、猪肉、米等各一百斤，这简直令人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