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住得热闹是很好，但是现在清净也不错。我一个人住在这里，生活很简单的，平时有空就看看电视，或者是和朋友一起聊聊天，喝喝酒。我从岸上拉了电线过来，住在河上风大，很凉快，不用安空调，有电扇就行了。后面那间是厨房，但是我很少自己做饭，到上面市场去买来吃就行了，比较方便。用水就更方便了，以前都是直接取河水来用，但是现在河水受污染，比较脏，我就从岸上接了自来水管过来，但是平时擦擦洗洗还是用河水比较多。旁边这个小筏子是我用来养鱼的（网箱养鱼），养的不多，基本是都是自己吃，或者是送给朋友。以前在河里有很多鱼，可以随便抓来吃，我们泰国人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自然资源丰富啊！绝对不会有人被饿死。但是现在河水被污染了，鱼也少了。说到这一点我是比较气愤的，政府官员说我们住在水上的人把生活垃圾和排泄物丢到水里污染了河水，其实我们这点东西算得了什么，何况排泄物还被鱼都吃光了。我看最主要的原因是那些工厂，政府大力发展工业，工厂把那些污水都排到河里来，那些水都是有毒的啊！他们才是真正的污染源！政府号召水上居民上岸根本就是本末倒置，你看他们都上岸那么多年了，河水一点改善都没有。
……当然政府也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强制上岸，但是他们对这种传统文化一点都不关心，你看叻丕府把水上市场辟为旅游景点，我们阿育他耶原来的水上市场比那里的大多了，而且还有那么多的浮屋和船，我敢说当年泰国没有哪个地方的水文化有比阿育他耶丰富的。但是现在，阿育他耶连一点水文化的特色都没留下来，可惜啊！都是因为政府不关心……
有人劝我把浮屋卖了到岸上住，但是我不愿意，我还要继续住在这里，可以的话一直住到死为止。我对现在生活还算满意，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能够再去读书，我对电脑有兴趣。当然，如果以后经济方面有问题的话，我会考虑把浮屋改造成餐厅，但我还是要住在上面，总是需要有人来坚持传统文化的……”
在此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郭四强有条件离开水上浮屋到岸上去生活，但他却选择坚持这种目前已经变成边缘文化的水居生活方式，而且还有心呼吁政府和民间对水居文化加以注意和保护。因为他认为这是祖上传下来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有价值的传统，若是轻易舍弃了将是文化的一大损失。在这里他把水居文化看作自己的“根”。
个案2：“我仍然住在浮屋里”
今年60岁的郭女士也是潮州人的后裔，但是和其他华人不同的是，当年郭女士家里在浮屋上开的是印刷店，而且方圆几里独此一家。她的父亲购买了一台老式的手动印刷机，承接打字、印刷、书籍装订等生意，靠着这台机器养活了全家十口人。
郭女士觉得当年住在浮屋上的生活和现在住在陆地上并没有多大的差别，虽然她家里也曾经被歹徒危害过，甚至差一点就被放火烧了屋子，但是她仍然很怀念住在水上的时光。
访谈对象：郭女士女60岁
访谈时间：2005年3月27日
访谈地点：郭女士的印刷店里
“……我们家有两座浮屋，全家都住在上面。我是老三，上面有一个大哥和一个姐姐。我十岁的时候父亲从曼谷买了一台印刷机回来，开始做印刷的生意，之前我们家只是卖点杂货。大哥帮助父亲工作，我喜欢看着他们干，后来父亲发现我有兴趣，就让我一起来帮忙。那时候的生活比现在的简单，因为附近只有我们一家印刷店，所以人家都是来找我们。我们帮寺庙里的学校印过课本，印过传单，也印过电影广告……除了印刷以外，家里还买有一台留声机，有哪家要办喜事或者是聚会想热闹，就会来请我们，我大哥用船载着留声机和扩音喇叭去给他们放音乐，（那时候大家都住在水上的）这样也可以赚点钱。
我们家是1963年搬上岸来的，我父亲买了地，然后请人把两座浮屋都搬了上来。当然不能整座一起搬，那时候还没有机器，他们把屋子拆成几部分，一点一点地搬，然后再盖回原样，只是不要下面的浮箱了。
浮屋搬上来之后，我们还是全家人住在一起，后来我大哥因病去世了，其他兄弟姐妹也都去了外地，父亲就把屋子留给了我。现在有一间屋子因为年代太久，很多地方已经坏了，我就把它拆了。另外一间我还在住，我把它搬到我的印刷车间的上面，住在里面，会感觉和以前一样……”
郭女士继承父亲从事印刷业，只是她开的已经不是一家印刷店，而是有这两个车间三家门面的私营印刷厂。在她家楼下的车间里，工人们流水线上忙碌。我们看见屋顶上悬挂着一块老旧中文招牌“森记发受”，旁边挂着一个神龛，里面是一个大大的“神”字，神龛下面，是一台很古老的机器，看起来与车间里的先进设备很不协调。郭女士告诉我们，招牌、神龛和机器，都是当年在浮屋上用过的东西，她把它们放在这里，是一个纪念，也是一种鼓励。
在此个案中，郭女士虽然已经上岸，但却把原来居住的水上浮屋整座搬上岸作为自己的居所。这种做法刚开始不能排除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但现在她已经事业有成，衣食不忧，却仍然居住在老屋子里面，那更多地就是倾向于心理方面的原因了。她怀念当年全家在水上一同生活的日子，如今父母双逝，大家庭解体，她只能靠“睹物思人”来满足自己对往日时光的凭吊。在这里，她把“家”视为自己的“根”。
个案3：“住在陆地上才会感觉塌实”
张福诚，潮州人的后代，从他祖父辈开始就是经营大米生意。当年米店开在浮屋上，全家人也住在浮屋上。作为家中的长子，张福诚17岁就开始接管米店的生意，21岁成了家，娶的是同为华人后裔的许女士。26岁的时候，张家从原来泊在华罗水上市场上的浮屋里搬到了现在岸上华罗市场的附近，仍旧是做大米买卖。不久张的两个兄弟各自成家搬了出去，但是也都在阿育他耶城内开米店，兄弟间一直保持着合作的关系。如今张家的生意越做越好，家庭生活也和谐幸福，他一直以一种愉快的心境与笔者交谈，不时还会朗声笑起来。
访谈对象：张福诚男58岁米店老板
访谈时间：2005年4月5日
访谈地点：张家米店内
“住在水上是为了方便做生意，那时候货运、买卖都是在水上的，如果住在陆地上生意就不会有那么好，因为交通不方便啊！但是住在水上其实是很不安全的，刮风发大水是一个原因，更可怕的是那些歹人。我们家曾经被抢劫过七次，最严重的一次把我们家值钱的东西全部都抢走了，包括仓库里的货物，还打伤了我的弟弟。不是偷，全部都是拿着枪冲进屋里来抢的！他们每次都是一群人来抢的，专门挑华人的浮屋下手，因为华人大多是开商店做生意的，他们认为会有钱。抢的时候有几个人会守在外面，一发现不对劲就砍断浮屋的绳子，水流急的话就会很危险了。家里即使有人在也不敢呼救，怕他们开枪。报案没有用的，警察根本抓不到他们。有好几次我们外出回来，就看见家里一片狼籍，也只好自己收拾收拾就算了……搬到岸上住之后就好多了。我并不是说住在岸上就不会有歹徒来犯，而是住在陆地上才会感觉塌实，起码我能逃，也好反抗，不会像住在水上那么危险……
……其实我父亲早就在岸上买了地，他很会做生意，赚了钱买地，后代才会有依靠。华人很多都会像我父亲一样的……
……我现在的生意还不错，足够供我的两个儿子读书。我一共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是建筑工程师，已经结婚了，现在全家在意大利；二儿子是搞电脑的，现在德国读博士，他有奖学金，不用我养；我去年刚把三儿子送去北京学兽医；小儿子就是刚才你们进门的时候看见的那个，他明年考大学，想象他大哥一样做工程师……
……我小的时候父亲教我说潮州话，但是那个时候泰国政府禁止开办华文学校，华人的小孩都得和泰国人的小孩一起去上学，教的都是泰语，所以我不会写中文，也不会说普通话。但是我有兴趣，现在我在自学，靠听广播、看华文报纸学中文，到现在学了6年了，你觉得我讲得怎么样？我和太太去年趁着送老三去北京读书的机会到中国去旅游了一趟，感觉那里很好，比在电视上看到的发展得更好。如果我儿子能留在中国工作的话，以后我们就能有更多的机会去了……”
张福诚在整个访谈过程中尽量用汉语表达他的意思，面对一个在知天命的年纪才开始学习中文的华人，笔者的心里充满了敬佩之情。在访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张福诚在纸上用中文写了一副对联“大厦平安宅，福城富贵家”，他说这是自己作的对联，想让笔者看看写得怎么样，如果好的话就把它贴到店门口。在得到笔者的称赞之后，他的脸上洋溢着骄傲的笑容……
在此个案中，张福诚更满意自己目前的陆居生活，他认为在陆地上“更塌实”，尽管实际上这只是他个人的感觉。其实我们可以从他的言谈中看出，他所谓的“更塌实”不是出于人身和财产安全方面的，而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方面的：先辈买了地“后代才会有依靠”的重土观念、年逾五十仍坚持学中文的行动、对中国的向往等细节，无不表现出一个海外华人的民族文化认同意识。他的“根”在中华文化传统上。
类似的个案在当地还有很多，但限于篇幅关系本文只以此三个个案为代表进行分析：从以上三个个案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自己所认为传统的事物带有一种执着的感情。但是他们每个人所认定的“传统”在表面上看来却有所不同。解释家大师H.G.Gaclamer认为：“传统并不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因此，传统不只是“过去的已经固定的东西”。即便是同一民族的传统，它也会随着社会环境背景的变迁而变迁。比如个案1中的郭四强把原本属于泰国当地人的水居传统认作是自己的传统，因为他的祖辈和父辈也是这样生活的，这是从他出生以来就已经认同的文化。但是，他对水居文化的坚持却和当地泰国人完全不同，更多的是投射出中国人业缘认同的影子。而个案2和个案3则明显地表现出对“家”和“土”的依恋。总的来说，不管表现的形式如何，地缘、血缘和业缘还是华人认同的“根”。
（二）泰人的“随遇而安”
与华人相比较，当地的泰人对变迁的态度却比较平淡。虽然也来自传统的农耕社会，但是他们对生活的起伏跌宕却表现出惊人的耐受力。与习惯于“向后看”的华人相比较，他们对历史的感觉淡漠，更多的是关心自己当下的行为。
个案4：船上的日子
现在阿育他耶的船上居民多集中在巴沙河沿岸，其中又以碾米厂前的码头最多，停泊有10艘住家船，长住居民有43人。他们都不是本地人，来自泰国北部的彭世洛府，父辈本是碾米厂的华裔老板雇佣的船工，负责从北部运输大米到阿育他耶，或是从阿育他耶运输大米到曼谷。后来大米运输多取道陆上后，他们索性就把运输船彻底改为住家船，在阿育他耶定居下来。由于与碾米厂老板关系不错，老板就允许他们把住家船停泊在厂前废弃的码头上。老板去世后，后人念父辈旧情，也不驱赶他们。如今他们虽然都已经和碾米厂解除了雇佣关系，但对收容一事一直都存有感激之心，当厂里忙不过来时，都会主动去帮忙。
43人中只有2人承认自己有华人血统，但已经完全不知道祖辈的情况，也没有任何家族记录，其他的人都声称自己为纯正的泰族人。他们之中有些人是亲戚关系，比如说森里·搓迪隆与顺颂·肯密一家就是姑侄关系。
田野日记
2005年3月22日星期二晴
……森里·搓迪隆现年67岁，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都已经出嫁，但由于工作忙，5岁的外孙女和4岁的小外孙都交给森里照看。小儿子今年34岁了，但还没有结婚，和母亲一起住在船上，平时开机动小舢板在河上做出租船，闲时打打鱼，一个月大概有6000多铢（折合人民币1200元左右）的收入。森里的老家在北部的披吉，娘家姓肯密，据她的记忆从父辈开始就从事船运。后来在她在阿育他耶结了婚就定居此地，丈夫家住岸上，有祖田，很少到船上来住，如今大概一个月来看她一次。她自己倒是觉得住在船上比较自在和方便，况且有娘家的亲戚住在附近，倒也不寂寞。
顺颂是森里的侄子，今年41岁。他就出生在这条船上，随着父母到了阿育他耶。父母去世后他和叔叔婶婶住在一起，结婚后也没有搬出去，妻子跟着他住在船上，如今他有一儿一女，儿子17岁，读中6（相当于中国的高三），住在学校，成绩不错，他是顺颂一家的骄傲；女儿10岁，还在上小学，活泼好动，很得父亲的宠爱。顺颂的工作是建筑工人，刚接了一桩在外府修葺庙宇的工程，过两天就要起程了，现在家整修一下。平时闲下来，他也会开着小舢板去打鱼，所得多是自家食用。象他这样一个月大概有8000铢（折合人民币1600元左右）的收入，叔叔婶婶和他的妻子再做一点来料加工的小手工补贴，全家也就够吃够用了。和森里一样，顺颂也安于在船上的生活。他说上岸居住的话得花一大笔钱买地盖房子，这样会使全家的生活突然变得很拮据，现在住在船上，省下这笔钱将来还可以供儿子女儿读大学。而且住在船上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这条船住了40年了，定期保养一下，到现在还挺结实的，也有了感情，舍不得离开它。
森里和顺颂以及附近船家的住家船都是大型的拼接船，结构和外观都差不多，分为船尾、中舱和船头三部分。
船尾分为两段，外面一段是一个活动篷盖，由四根柱子撑起来，形成一个小阳台，用油毡布做成帘子，放下来时可以挡风挡雨挡太阳。进来一点是主人的卧室，没有床，直接把床垫放在船板上，还有一个储物的矮柜，把卧室和阳台隔开。整个船尾顶部要比中舱和船头高出一点。
中舱本是货舱，但现在已经不再用来装货了，就全部铺上了船板，上面再铺上地板胶。变成了客厅，里面放有电视、音响、冰箱等家用电器，还有一些简单的家具。这些东西都是靠船舷两边放置，中间空出一大片通道，直通船尾，和船尾卧室之间有一道门隔开。
船头是开放式的，仅有一个雨篷遮顶，但这里是却是厨房、饭厅和接待客人的地方。避风处放有一个橱柜，用来放炊具和杂物，做饭用罐装煤气，所以炉灶和器具在使用完后都可以收起来，全家就围坐在甲板上用餐。客人来访也喜欢坐在船头上聊天，因为这里比较凉爽和光亮。船头上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船头的最顶端，那里被漆成红色，平时都会放上一点果品，祭拜媚亚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