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家人称八月十五为“快乐节”，船家还流传着一句俗语：有钱风花水月，无钱孤家望月。意思是八月十五有钱人热热闹闹，快快活活过节，没有钱的人家冷冷清清，望着明月哀叹。船家的后生在中秋之日都提月饼，拿上酒看望老人，他们说中秋是敬老的节日，在这快乐节里不能让老人孤单。船家人赏月拜月在自家船顶进行。船顶，船家称“天棚”。买来大柑即柚子插上香，称“插柚子花”。摆上柿子、月饼，各式水果，还要准备许多花生、板栗、田螺、芝麻糊、绿豆汤。全家人点上香叩拜明月，然后围坐一边赏月一边吃。
汉族大多有“冬至大过年”之说。但船家人并没有把冬至日当成什么节来过。这一天仅是船家“还福”的日子。凡年初如清明，或家有大事在行事前祈过福的都得在冬至这天还福。所以冬至日船家家家户户用糯米磨浆，拌咸、甜二种佐料(咸的用猪油、葱花、花生、盐等，甜的用花生、芝麻、油)，做薄铲饼装盘，配置三性、鲜果，点香燃烛谢神还福。
6行业风俗
旧时船家的木船都是请师傅制作的。船家造船就像常人起房子一样，是一家的大事情。准备造新船需请来风水先生，按主人的年庚八字，出生年月时辰来推算动工的吉日。开工那天请来木匠师傅好好招待，烧过香求神保佑，来观看的人都要说祝贺的吉祥话。
造船过程中若发现所请的木工匠中有技术不太好或主人家不满意的木匠，主人可以中断雇请他另请他人。在这种情况下，主人只要按船家习俗在吃饭时做一道“薄铲”上餐桌，木匠即可明白主人不喜欢他再做下去，饭后即卷起铺盖结账走人。
新船造好后，船下水之前，在蓬拱中间挂上一面镜子(照妖镜)，蓬拱上挂上数丈大红布，插上柏枝以避邪。推船下水时，准备好活公鸡仔，在船头杀鸡，将鸡血洒在船头，洒一圈，以避邪，然后点烛，烧香插在船头，一边许多人推着船，一边由主人放纸炮，边推边放，一直到船下水。船下水后的第一件事是先将“机器灶”，即船家的灶台搬上船，安放在船尾厨房的左边。船家说“灶”即“找”，就是找钱的意思，即意味新船下水首先可找到钱，也就是希望日后生意兴隆日子好过。按好灶就将灶王爷位立好，并摆上神台，点香烛请神。当晚宴请造船师傅和前来贺喜的亲戚朋友。
船家每次装了货准备行船前都要作好一切准备。按风俗，第二天要开船，今天小孩吃饭，大人烧菜都要格外的小心，若打烂了饭碗或餐具就表示明天出行不利。而行期是不能改的，所以开船后会令一家人心系胸口，提心吊胆直至过了险滩才放心下来。那天规定小孩不能洗澡，也不可以吃蛋，说吃蛋要打碎蛋壳才能吃，意即会打烂船。同时那天不许家人洗鞋子，说洗鞋意头不好。船家称木船叫“木龙”，行船那天，大清早先备好猪肉，杀生鸡拜船头龙神，并行祈福礼，求福保佑此行一路平安。待船回返后还福谢神庇护之恩，将一束柚子叶、二支花红插于舵头上，放炮起锚。若起航前船需调头行走则一边调头一边放炮。
打鱼的船家人也有其独特的渔家习俗。如不能穿草鞋是舢板，因为都是用舢板去捕鱼的据说穿上草鞋是抓不到鱼的。
出河打鱼时不能看见妇女梳头，要是你出门去打鱼，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女人在梳头，还不如回头不去打鱼算了，因为船家风俗认为看见妇女梳头是打不到鱼的兆头。
贺州船家的风俗习惯虽随着上岸定居有所变异，但传统的风俗习惯仍然居于主流地位。
二、梧州市水上居民
（一）来源及概况
梧州地处广西东部，是岭南古城。秦始皇南取百越，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梧州属桂林郡（一说南海郡）。汉高后五年（公元前183年），赵佗封其族弟赵光为苍梧王，建苍梧王域，此为梧州建城之始，至今已有二千一百多年的历史。如今梧州为省辖市，辖苍梧、藤县、蒙山三县，代管岑溪市。梧州市拥有丰富的水资源，浔江、桂江在此相汇成西江，与珠江水域相通，集广西784条河流水量，河流面积占总面积的9.82％。因此，梧州自古以来就是水上居民的聚居地，人称“水都”。
清《苍梧县志》中记载：“昔秦始皇使尉屠雎监史禄凿渠通粤，杀西瓯王，粤人皆入薄业中，莫肯为秦，意此即其遗民欤。唐宋时散于洲渚间，明洪武初编户立长，属于河泊所。岁征鱼课银二十八两七钱八分五厘。大抵皆舟楫为居，不通土人婚姻，不事耕织。其散处有扁舟枝桨，衣不掩骼。近市者兼业造舟或习舵工，岁有余资。在梧厂充当把水，其利浸厚，有胜于诸户矣。原分八甲：梧城甲、沙尾甲、长行河口甲、平埇甲、泗化洲甲、榕树潭甲、黎埠喙甲、（外界）安平江口甲。按安平江口甲。按蜑户今聚泊于梧城戎圩下郭、泗化洲、榕潭等处。在县当船水手、纤夫各差。其充梧厂巡役者多致富，骎骎欲自比于士人。其在东安江者自为族类。此外驾小舟聚泊城下及两岸江干，不下千余。皆以一人荡两桨，俗呼孖桨艇，盖读孖如嘛骂平声也。往来梭织。自浮桥废后专藉此载货渡客以为生。水西坊保长主之。”由此可见，梧州“疍民”实为先秦时期分布于两广一带的“越人”的后代，自古以来就生活在梧州及其周边地区的水上。
上个世纪初，梧州市的水上居民曾多达30000人（1915年），20～40年代期间，由于连年战乱，人数不断减少，甚至无统计数据。解放后人数又成上升趋势，到1954年为最高峰23915人，而后由于政府鼓励上岸、水上运输业和渔业的兴衰变迁等诸多原因，人数逐年减少。如今，梧州市的常住水上居民有419户共1262人，姓氏以黄、麦、彭、李四姓居多。他们大多是解放初从藤县、苍梧、平南等地迁过来的，也有一部分是抗战时从广东过来的，大部分以打鱼为生，操广东话，略带本地口音。大体分布在桂江二桥以上河段和西江的云龙桥以下河段，分属梧州市万秀区的南中社区和云龙社区管辖。
（二）梧州市水上居民的生活状况
水上居民在旧时被称为“疍家”，虽说经张寿祺先生考证“疍”是传承古南越语音对“艇”或“小船”的称谓以汉字所作出的音译，而非贬义词，但多数民众在使用这个称呼时，却或多或少地在潜意识里带有戏谑的意味。《苍梧县志》中记载：“……雍正七年谕曰，粤冬地方四民之外别有一种名曰蜑（疍）户，即猺蛮之类，以船为家，捕鱼为业，通省河路，均有蜑船，生齿繁多，不可数计。粤民视蜑户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蜑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踞蹐舟中，终身不获安居之乐……”
解放前，水上居民的生活状况惨不忍睹，日本侵华时，他们和其它中国人民一起受到了日军的压迫。今年82岁的杨炳旺老人回忆说，当年日军从广州沿河而上，要沿河居住的渔民村民都搬到离河边10里以外。他自己被日本人拉过两次夫，帮日军撑船，还差一点被他们打死。日本战败后，外来的压迫减小了，可国内的压迫仍使他们喘不过气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绝大多数水上居民的生活十分困苦。他们居住在总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小木船里，衣不遮体，食不裹腹。捕鱼淡季时甚至要到岸边挖野菜或农民收成后遗落的红薯、木薯、薯叶等充饥。当时社会动荡，土匪横行，他们经常被土匪抢劫、敲诈、殴打。同时，他们还要忍受陆上居民对他们的歧视，他们被唤作“疍家佬”，处处遭人白眼，小船泊在岸边时还被限制陆上水下活动的范围不能超过三丈。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尚且不保，更别提受教育了，所以现在70岁以上的老船民大多是文盲。
解放后，水上居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政府不仅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为他们解决生活问题，还成立了水上区公社、大队对他们进行统一管理。在政治上，他们也尝到了当家作主人的滋味：1953年，渔民彭称、黄荣作为梧州市水上居民的代表参加了全国中南区水上人民代表会议，回来后还召开了多场报告会。这些事直到现在还让一些老船民记忆犹新。用他们的话说：“毛泽东时代是我们船民的黄金时代”，“那时政府总想着我们，总照顾我们”。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百业俱废，船民们的生活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有的人被卷入了无休止的派系斗争当中。大部分船民由于出身贫苦并不会被连带上政治因素，但也都在武斗的枪炮声中成日担惊受怕，甚至不敢把住家艇湾泊在离市区近一点的河段上，就连打鱼卖鱼也都要绕到很远的地方去。市档案馆中许多关于水上居民的资料、档案也在那时被付之一炬。
1970年开始，水上居民大规模的移居上岸。“疍民”上岸编列甲户实始于清朝雍正年间，但在梧州真正有规模有组织行动的还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移居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政府行为，安排指定地点移居。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家中有人在国营单位工作（一般是在航运局）的船民家庭中。现在从梧州市航运局到平民冲一带的路段多为他们的定居点；也有一部分人不经任何审批手续就在沿江或者是离江边较近的荒凉地段建房定居。但不管怎样，上岸后的船民都是集中聚居，形成新的居民点，很少有分散居住到陆上居民区里去的（住在工作单位宿舍的除外）。
上岸后的船民有的仍会回到水上来劳作，有的就在岸上另谋职业。至今仍居于水上的船民们认为，能够上岸的都是“有钱人”，因为尽管政府给予了优惠，买屋建房对船民们来说仍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除了一些老人惯居水上不愿上岸外，绝大部分船民还是希望能够上岸居住的。因为住在水上不太安全，夜不能闭户，虽然他们笑称自己穷得“连小偷都不愿来”，但家家户户都养狗看船。发洪水时，老人和小孩又是他们最担心的对象。还有就是住在水上流动性太大，小孩上学非常不便。这个问题在从事运输业的船家那里尤为显着，因为他们一般就住在运输船上，跑一趟运输少则三、四天，多则十天半月，居无定所。渔民们则大都住在固定湾泊地的住家艇里，出海（河）打鱼用另外的小艇。现在渔民的住家艇大部分都是水泥船，最小的也有将近20平方米，跟几十年前的小木船比起来是好得多了。他们多以亲戚关系为纽带形成小团体，把船湾泊在一起，从岸上把电线转拉到船上来，虽然电费比陆上稍贵一点，但能用上电灯、电扇是很方便的，生活条件好一点的船家还能添上电视机、录音机等电器。
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后，船民们的适龄儿童都要入学受教育。但至今为止，船民的总体文化水平仍然很低，成人大都是小学到初中文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文盲。许多船民的孩子因家中贫困，念完初中后就回家务工。有的虽然继续升学但都是选择念中专或职校，因为这样能快点毕业工作。从建国到现在，梧州市的船民中只出过一个大学生，现已上岸到外地工作了。很多年轻人都不想再像父辈一样在江河上辛苦打鱼，但以他们的文化水平很难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找到好一点的工作，这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走”不出去的年轻人只好继承祖业，打鱼卖鱼，但这碗饭如今也很不好吃了，江河中的鱼越来越少。据梧州南中区居委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渔民的年人均收入仅有1200元，这在城市中生活是很困难的。在整个社区靠领低保度日的人当中，船民就占了一半以上。
个案一：挣扎在贫困线上的麦家
下关二段一组86-89号门牌的户主都姓麦，彼此间有亲戚关系，他们把船湾泊在一起是为了好相互照应，这是梧州水上居民中常见的情况。4户人一共有5条住家艇，3条小板艇。平时做饭、打鱼各顾各的，闲下来的时候就会聚在一起聊聊天。看样子和普通邻居一样，但深入进去就会发现他们是一个小团体，是一致对外的。
麦家的情况比较困难，寡母彭来妹今年已经76岁了，说起自己的身世来老泪纵横。她少时家中生活异常困难，有一次父母出门打鱼，谁知一去不归。当时社会动荡，土匪横行，来妹独自一人在家中守了两个多月，又惊又怕。在把存粮吃完之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找人牵线，匆匆地把自己嫁掉了，当时她只有14岁。谁知婚后的生活也并不怎么好过，丈夫早亡，留下两子一女，来妹一个人把他们拉扯大。大儿子后来在岸上的一家化工厂找到了工作，结婚后就迁到单位宿舍里去了，每个月给仍住在船上的老母一点生活费。但近几年国营工厂纷纷倒闭，大儿子夫妇双双下了岗，孩子又找不到工作，已经自顾不暇了。二儿子麦金德今年49岁，也曾上岸找过工作，做电工。有一次施工时从电线杆上摔了下来，脑震荡。治疗后留下了后遗症，不能再干重活了。但由于是临时工，单位没有提供任何福利，他只好又回到水上来，身体好的时候就打打鱼，养家的重担大部分落在了妻子李木娇的身上。现在他们的两个女儿刚在岸上找到了工作，虽然也是打散工，但对这个家来说总算有点帮助。麦细妹是三兄妹中的老幺，但也有30多岁了，却仍待字闺中，与老母住在一条船上。
麦窝坤与麦来养的年龄相差差不多20岁，但两人却是亲兄弟，都是渔民，偶尔上岸打打临工。他们与麦金德之间是堂兄弟关系。麦来养新婚不久，虽然没钱大摆宴席，但“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句话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他是众人当中话最健谈的，而且他读过初中，是他这一辈人中最有文化的，会说普通话，说话也很有条理。与弟弟相比起来，麦窝坤就显得情绪低落。他本来可以每个月领差不多200元的低保，但最近被查出超生，居委会就取消了他的低保资格，还要处以2000元的罚款。他对此怨气很大，认为是居委会干部在故意整他，理由是：他的大女儿（12岁）是在梧州市上的户口，而小女儿（4岁）是在乡下生的，户口跟外婆，因此自己的户口簿上只登有一个小孩，怎么能算是超生呢？
麦家的人对于现在的社会环境很不适应，他们一致认为现在的政府根本不关心他们（船民），而“毛泽东时代”的政府就不同，经常有领导干部下来体察民情，对他们嘘寒问暖，送钱送物。现在在麦金德家的主舱墙上，还贴着一幅4开的毛主席半身画像，这也是除了挂历以外的唯一装饰品，画像正对面的墙上，就是神龛。对于下一代的教育问题，麦家人也比较漠视。现在只有麦窝坤的大女儿麦冬妮还在念书（初中），但家人对她的期望却不大，只希望她快点毕业，好找工作养家。笔者问她在学校的成绩如何，还没等她回答，麦窝坤就在一旁插嘴说：“不好！她苯！”于是她就不再开口说话了。
（三）梧州水上居民的劳动方式
1.交通运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