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公公望十五，唔得团圆泪汪汪。九月刷沙下面上，刷沙歪嘴讲话唔灵。
官府衙门官人坐，穷人有苦无处伸。十月鲤鱼下面上，鲤鱼鳞大好遮身。
九冬十月风霜猛，我无棉衣抵风寒。（好似）十一月官鱼下面上，
官鱼唔甩身潺。十二月敢鱼下面上，敢鱼胃大倒劫鱼苗，官府恶人势力猛，
众人齐心打他低头。
“叹”则主要是婚礼中新娘的哭嫁歌或新娘与亲友相互的唱叹，这类歌咏叹人物的内心世界，多为长短句，每句的字数自由，也不一定押韵，但多在句首尾加上“兄嫂、大兄”等衬词。曲调多哀伤平缓，一唱三叹，似在哭诉。
梧州水上歌谣的表现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大量使用比兴或比喻手法，如：
冬瓜出世搽白粉，茄瓜出世搽胭脂
丝瓜出世青批批，苦瓜出世烂头皮。
有的使用谐音，以获得双关的意思，如婚礼歌中女方亲人与新娘道别时唱道：
船头种条狗尾香，久久回来看爹娘。
久久回来看大细，莫怕男乡水路长。
（白话中“狗”与“久”同音）
有的把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和民间传说融入歌中，做成谜面的形式，如：
大兄呀！
一划一企丁勾我问你乜野（什么）字呀？
丁山射雁就孝顺亲娘啊！
老一辈船民的唱叹功力十分了得，见花咏花，见树咏树，唱词信手拈来。66岁的黄雪英老人看着桌上简单的饭菜信口就将梧州人摆宴席时用的“十大碗”菜名一一唱出，声色俱备，令笔者惊叹不已：
兄嫂啊一碗上台名为敬肉啊兄嫂
二碗鲍鱼葵子来得清甜
三碗明虾煨南粉啊兄嫂
四碗雁鹅两个肉丸
兄嫂啊五碗尽兴下河菜啊兄嫂
六碗七烧八饼煨烧鸭
兄嫂啊七碗鲜鸡台上摆啊兄嫂
留返日后五更啼
兄嫂啊八碗鱿鱼切丝又连环啊兄嫂
熟油浸过起龙鳞
兄嫂啊九碗白扣肉上台莲藕底啊兄嫂
十碗出晒下海参
东津酒杯瓷器碗，桂花调羹象牙筷
锡壶斟酒五加皮，上海东津下细米
金锅煮饭贵手打饭来
十碗打开样样有，叫姑吃饭爱吃哪样吃哪样
但可惜的是，梧州市船民的水上歌谣正在慢慢地失传，江河上再听不到渔歌声了，年轻的船民中已无人会唱水上歌谣。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文化的存在必有其相对于社会的功能。水上歌谣的流传其实是当年水上居民在艰苦的生活中一种心理的宣泄，交流思想、传授经验和娱乐是其最主要的三个功能。如今水上歌谣的失传，并不是说水上居民已经不需要以往歌谣所提供的功能了，而是他们找到了新的代替方式。社会地位相对提高，使他们不必再用比喻隐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劳动方式的改变，使劳动经验的传授渐渐脱离了口传的方式；休闲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增加了他们排遣空闲时间的选择，并且在年轻一代的思想里形成了流行与过时的观念，使他们不屑甚至羞于继承这种传统的娱乐文化。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艺术，水上歌谣其实是民众智慧的结晶，若真绝迹，亦让人怅然。
五、西江流域水上居民的人文特征
作为一个古老的汉族族群，水上居民具有着汉民族的普遍特征，但由于多数聚居在两广一带，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影响，再加上其独特的生活环境，慢慢地在时间的长河中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人文特征，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
1、吃苦耐劳。水上居民的生活环境恶劣是众所周知的，水居环境漂泊动荡，水上劳作危险系数大，劳动强度大，所得的收获却相对少。水上居民祖祖辈辈在如此的条件下辛苦劳作，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质。不仅男性如此，水上居民中的女性也十分地强悍、能干。在岸上汉族民间的传统中，一般是男主外，女主内，女子应该相对柔弱贤淑，只要把家庭琐事照料好即可。但在水上居民群体中，女子不仅要照料家庭，还必须像男子一样能够胜任水上劳作。
2、勇敢乐观。靠水吃水的生活，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浪漫。水上居民为了生存，必须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做斗争，从有限的自然资源中争取一日三餐。水上居民的勇敢古有记载，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里描述水上居民“疍人善没水，每持刀槊水与巨鱼斗；见大鱼在岩穴中，或与之嬉戏，抚摩鳞，大鱼口张，以长绳系钩，钩两腮，牵之而出；或数十人张罛，则数人下水，诱引大鱼入罛，罛举，人随之而上。”但他们起早贪黑地工作，有时一天的收获不过几条小鱼，然而这并不会打击他们生活的信心，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养成了一种生活的韧性，严寒酷暑、大风大浪，只不过是衬托他们的背景，他们在自然的舞台上表现出了极大的乐观精神，这点从他们传唱的水上歌谣中就可以看出。劳动歌谣曲调粗犷豪迈，不仅把劳动经验融入其中，还把船家汉子的勇气和智慧表现得淋漓尽致。生活歌谣多由女子来唱，曲调比较哀婉，一唱三叹，故又名“唱叹”，歌词多为抒发感情，但运用多种修辞手法，质朴而唯美，即使内容再哀伤，也会让人感觉到歌者的希望和信心。
3、顺安天命。常年生活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不但让水上居民具有吃苦耐劳的品质，也让他们变得裹足不前，顺安天命。他们中很少有人想去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当然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是每个人都有的，但在他们大多数人的意识中，幸福的生活就是哪天运气好一点，多打一点鱼或多干一点活，能够得多一点钱。再往前看一点就是赚了钱再买条好船转为搞运输，可以比打鱼舒服一点。不可否认，水上居民中也有过成功者，但相对于他们的群体来说有如凤毛麟角。而大多数人对成功者的态度除了羡慕就是感叹自己命不好，不能像别人一样发大财。老人教导小孩做人要知足，切勿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这点从水上居民的童谣中可见一斑：“摇嘞橹，橹嘞腰，撑船过海捋柴烧。有力捋一担，某力捋几条，岩岩捋够细文仔烧。”知足安天命，在中国人看来也许是优良品质，但同时它也会让人变得欠缺斗志，逆来顺受。
4、憨实忍隐。水上居民群体处于社会底层，长年饱受他人歧视，他们又生性憨实，无论对同胞还是对外人，凡事低调处理，极少主动与人起冲突。笔者在调查过程中碰到以下两个案例，从中可以看出水上居民对冲突的态度。第一个案例是住在梧州市下关云龙桥附近的钟家，船主钟伯的兄弟钟老三原来是搞水运的，当年他靠自己的努力，本来也混得不错了，想扩大一下业务，刚好有个也是搞运输的朋友对他说自己不想干了，要卖掉货船，可以便宜一点给老三。老三去看了船，觉得还不错，就用6万块钱买了下来，而且由于相信朋友，在未办理任何交接手续之前就先付了钱，只让对方写了张收条。谁知那人收了钱之后迟迟不办手续，开始老三想反正船已经到手了，迟些再办也无所谓，但没多久，他就收到了法院的查封令，原来那位朋友犯了事，这艘货船是已经被法院限期没收了的。老三急忙去找那人，想追回自己的钱，但对方早已逃之夭夭。钟家人报了案，但由于作为证据的收条写得很模糊，而且嫌疑人也遍寻不着，所以直到现在还未能破案，而老三，却在不久之后的一次货船相撞事故中遇难了。现在那张收条在钟伯手上，他说等找到案犯后要替弟弟追回那笔钱，讨一个公道，但稍后他又沮丧地说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第二个案例发生在梧州市桂江二桥附近的疍家湾，那里湾泊了十来条住家艇。由于河湾位置好，经常有岸上的人来此垂钓。有次笔者随城东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去那里调查，碰上几位老渔民，他们向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反映说近来常有人在晚上到他们布下渔网的地方钓鱼，不仅把他们网中的鱼偷走，还把网也弄破了。他们曾经拿电筒警告过那些人，但对方吃过一次亏后就经常变化作案时间，令人防不胜防。他们述说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十分愤怒，要求居委会解决这件事情，但笔者私下追问他们如果此事不能解决的话怎么办，他们很无奈地说那就只能换个地方下鱼网了。
5、自卑。相对于在艰苦的物质生活上他们所体现出来的乐观和信心，水上居民在社会生活上由于长期受压迫，慢慢形成了自卑的心理。本来“疍家”这个称呼是岸上人给他们起的，其中带有讥讽的意味，但他们却默默接受了这个称呼，甚至自己也称自己为“疍家佬”。解放前由于社会动荡、生活贫困，绝大部分水上居民无法接受文化教育，因此在有些外人看来“疍家”就等同于“文盲”。解放后水上居民也有了上学的机会和条件，但可悲的是他们对自己缺乏信心，每每小孩学习成绩不佳，家长就自怨自艾地认为：“没办法了，疍家的小孩就是读不去书的。”“他们（小孩）就是这种水平的了，毕业后能找份工做就行了。”水上居民总体的文化水平不高，与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环境有关系，但心理暗示的作用也不可忽视。自卑心理除了表现在文化教育方面外，还表现在水上居民的为人处世方面，他们凡事都表现得比较低调，即使心存不满，也很少当众表达自己的意见，最多在自己熟悉的小群体中发发牢骚。笔者到他们中间做调查的时候，取得了一些人的信任，他们希望笔者能够帮忙向政府反映一些问题，有些的确是合理的要求。笔者问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向居委会反映这些问题，他们却回答：“我们的话哪有什么分量，他们不会听的。”长期的自卑心理，让水上居民看起来温顺本分，但对他们要在这个竞争社会中生存，却有害无益。
以上五点人文特征虽不能详细描绘水上居民的全貌，但也可勾勒出其大概轮廓。随着社会的发展，水上居民，特别是像梧州水上居民这样生活在城市边缘的群体，受到都市化的影响可谓不小，其一部分传统的特征会慢慢地被日益强大的陆地文化所湮灭、同化。在水上居民中的很多人接受了更广阔的社会视野的同时，一些年轻人也染上了当下的社会弊病如好逸恶劳、依赖性大、精神脆弱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只要水上居民族群还存在一天，他们和别的族群的区别就还是清晰可见的。
六、变迁
文化永远是在变迁当中的。相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说，水上居民所保持的文化传统已经少之又少，但通过对比，我们至少能够看到一个族群在社会发展的潮流当中是如何去适应的。
1、环境的变迁导致劳动方式的变迁
水上居民自古靠水吃水，水上运输业和渔业曾是他们的两大主要劳动方式。但在前面的劳动方式一节中已经可以看出这两大主要劳动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运输业如今已经十分萧条，而渔业由于自然环境恶化，自然资源减少以及市场竞争扩大等原因也很不景气。
造成梧州江河中鱼少的原因一个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电鱼、炸鱼、毒鱼等非法的捕鱼行为十分猖獗。水下一趟300多伏的电流，大鱼小鱼一网打尽，连虾米都不会剩下多少，规规矩矩的渔民也就打不到什么鱼了。电鱼的人多是岸上的村民，渔民们说起这些“电鱼佬”来都恨得牙根痒痒，但政府屡禁不止，也拿他们没办法。第二个原因是河水的污染情况日益严重。沿江工厂排放的废水，污油，还有居民的生活污水都通过沟渠排到江河中，导致河中的鱼受污染，不死也会带有异味。不仅梧州是这样，广西各地的情况都差不多。现在渔民们很少北上打鱼，多是南下到珠江三角洲一带。每年梧州都有一批渔民申请到广东去打鱼，但办一个通省打鱼的鱼证最少都要350元钱，而且名额有限，也不是谁想去就去得了的。面对这种情况，渔民们只好将劳作方式化整为零，改群体劳动为单打独斗，改单一的渔业劳作为打鱼打工兼而为之。
有些渔民打鱼之外还用鱼排养鱼，鱼排多为木制，简陋一点的为竹制。排上住人，排下拉网养鱼，也叫网箱养鱼，大的鱼排可养上千斤鱼。渔民买来鱼花，若无意外养至数月就有尺把长了，然后成批卖给饭店酒楼。养鱼的收入要比打鱼的好一点，但需要资金投入较大、风险大，回收期也较长，因此多为生活条件较好的渔民从事。如今梧州市的渔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创收方法：夏季炎热，傍晚到河边游泳的人很多，渔民们就出租自己的小艇，载人到河中心游泳或是在河上游览，包船一个小时15-30元不等，视人数和时间段而定（一般是18点到20点之间的时段最贵），倒也可以补贴些家用。
从事运输业的水上居民一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亲属之间合作，规模也不会太大，他们在岸上有较为广阔的人际资源，才能拉到生意。如今从事运输业的水上居民是他们这一群体中经济状况最好的，但毕竟是少数，在笔者的调查期间，只见到了3户水上居民是从事运输业的，其中以居住在下关云龙桥附近的戴家最为典型，以下是笔者对戴家的调查个案，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劳动和生活方面的改变：
个案三：从事运输业的戴家
戴家是从事水上运输业的梧州水上居民典型代表。身为一家之主的戴亚养今年已经62岁，身子骨还硬朗得很，也很健谈，以下是他的访谈录音：
对象：戴亚养，男，61岁
时间：2003年7月23日
地点：戴家货轮上
“我42年出生，原来姓何，广东走难日本时从清远过来。当时我的大哥13岁，我4岁，母亲已经死了，把我过继给戴家。我妈生了7兄妹。那时飞机轰炸梧州城，国民党抽丁，三丁抽一。我10岁开始读书，我是（戴家）婶娘带大的，读了三年书，13岁不读书开始跟父亲打鱼，用大刮打鱼到17岁在锅炉厂做了一年工，因家庭问题打了退职报告。我从厂里回来同父亲打鱼时，就参加渔业大队，鸳江公社的渔业大队。在梧州找两餐吃很容易，靠的是到南宁、百色、龙州、贺县（打鱼）。八步到龟石水库、龙床西沿小江到沙头石桥、桂江到平乐、蒙江河、运河到太平、北流到容县……在广西打鱼我到过八至九成的地方。我打鱼的方法是“七人罾”，梧州叫“拉大坝”。每年秋季10月开始出去上南宁、贺江，直到第二年清明才回梧州。做了10年，最多的一次是一网400多斤。那时南宁卖（鱼）6角4分一斤，有时卖7角，我们卖给他们4到5角一斤，一次可以卖百多斤。文革时渔业大队也分两派斗争。现在内河的鱼很少，因为河中电鱼的太多。以前各人打鱼要上交，渔业大队有任务，完成任务后发定量口粮，多交鱼按重量多发粮票，以鱼定粮，多鱼多得，没有鱼没得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