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友贵
每年清明节，我都要倒上几趟汽车，到距我工作地点五百里开外的地方去给父亲的坟添土扫墓。那地方是神秘天书“红崖古迹”所在地，与黄果树大瀑布遥相呼应。每当我伫立在父亲墓前，望着对面气势磅礴的关索岭，心底便汹涌澎湃思绪万千……
我的祖籍在江苏淮安，父亲解放前因战乱逃难到贵州，在通讯线务段架线。父亲的名按字辈取庞志显，“显”同危险的“险”谐音，线务段段长说这名一叫出来，那个显（险）字总觉得别扭且不吉利，三国庞统的字叫庞士元，干脆沾古人的仙灵气就叫庞士元吧。如此这般父亲的这名字就一直沿用到去世。
我母亲家乡在贵阳市郊的一个小镇上。当年由于外公家生活困难，母亲在18岁那年只身来贵阳当保姆，后经段长夫人介绍与父亲结为秦晋之好。听父亲说他在我三岁那年由于积劳成疾生了一场大病，是母亲悉心照料，彻夜守候在父亲病床边，奔波于医院和家之间，才使他转危为安的。那个年代根本没有什么营养品可买，母亲只好从乡下买来干藕块，一块一块地把它磨成粉，再熬成粉糊，一口口地喂父亲吃。
后来，母亲在我七岁那年死于心脏病。母亲那朴实且善解人意的贤妻良母风采，常常使父亲魂牵梦萦。每到母亲祭日，父亲总是亲手备上几样佳肴，祈祷母亲在天之灵保佑我们父子平安吉祥。每次总把母亲对他的恩德向我讲述一番，此时父子俩眼里总充盈着泪花。
1958年，父亲响应号召支援基层，调动到离省城500多里的关岭县邮电局。在三年困难时期，父亲为了正在长身体的我能吃饱，自己常常是半饱去上班。由于他长期缺乏营养，年纪又偏大，一次竟从电线杆上摔下来，跌断了腰骨。
父亲住医院这段日子里，我们的房东，一位丈夫去世守着三间老屋和一个女儿的寡妇阿姨走进我们的生活里来。阿姨姓刘，与去世的母亲同姓。那年我们搬来关岭，由于单位职工宿舍很少，单位租房给我们住。父亲公伤住院家里像天塌下来一样。刘姨见此窘境，主动过来帮我煮饭洗衣。那时的我还是一个不到10岁的顽童，正是需要大人呵护的年龄。单位领导见刘姨古道热肠，就与她协商，由单位出钱请她看护、照料我父亲。刘姨说钱不钱倒是小事，主要是怜悯我们父子，而且邻居之间帮一把是应该的。于是刘姨替代我在医院照顾父亲。父亲不能翻身，刘姨和护士帮助父亲翻身；父亲大小便失禁，又是刘姨不嫌脏臭为父亲洗刷……父亲常被刘姨的热心肠感动得热泪盈眶。
有一天晚上我陪床，半夜忽被父亲的喊声从梦中惊醒，只听见父亲在高喊母亲的名字，接着又喊刘姨。我怕影响其他病人休息，忙叫醒他老人家。父亲说他梦见母亲正与刘姨悄悄地说知心话，刘姨见了他来，就匆匆跑开了，他才急得大声叫喊的。
刘姨无微不至地照料父亲的点点滴滴，被护士长看在眼里。父亲康复出院，护士长就向父亲提媒来了。父亲对护士长的热心和刘姨的照料表示感激，但对婚姻之事一时难于答复。母亲临去世时嘱咐他一定要带好我，一定不要委屈了我，因而即使在困难时期，父亲也总是想方设法让我吃饱，每年的里外三新衣裤是决少不了的，甚至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辅导我的功课，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父亲担心他再婚后继母若对我不好，他对不起九泉之下的我的母亲。那天晚上父亲特地和我商谈此事，而懵懵懂懂的我，根本无法理解父亲苦心，只是一个劲地流泪。
父亲向护士长谈及他的顾虑后，护士长对父亲说：“这一点你尽管放心，她是我看着长大的，她的心特别好，她尽心尽力服待你们父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刘姨出身于一个贫苦人家，临近解放时被当地一个土匪头子抢去了做了小老婆，并生了一个女儿。解放初土匪头子被镇压，刘姨遂成了县郊的农民。在护士长的撮合下，她与父亲的关系明朗化了。父亲看着刘姨身单影只地在自留地劳作，想替她承担一些力气活，但刘姨不让父亲干，说父亲的腰伤刚好，只让父亲替她做点手上的轻巧活。
转眼中秋节来临了，那晚刘姨特地烧了几样菜肴，邀请父亲和我去她家吃饭。父亲同刘姨商量，是否能让他把我母亲的牌位供在她家神台的一侧，一起祭供一下。刘姨不假思索欣然同意，这使父亲感动得又一次热泪盈眶，要知道这是很悖常理的。当我跪下给母亲的牌位磕头时，刘姨叫他女儿也跪下对我母亲的遗像磕头。
那晚月亮如同明镜，我看见父亲和刘姨相偎着同坐在院里的石凳上，很久很久……
街道上的人有好有歹，好心人自然说此事再好不过，是天作之合。那些心怀叵测，特别是原来追求过刘姨又遭拒绝的小人却乘机嚼舌根，说父亲和刘姨是“爹公娘母”，意思是老一辈（父亲和刘姨）成了一对，小一辈（我和刘姨的女儿）将来也会被他们凑成一对，说我们父子没安好心。一个痞子竟专程去乡下那土匪头子大老婆处进谗言，那妇人立马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伙人赶进城来。她人高马大，俨然一阴曹地府钻出来的夜叉，站在刘姨家堂屋中间，气势汹汹地跳来跳去谩骂刘姨，说若刘姨敢和父亲结婚，她就有本事收掉房子打死刘姨母女。骂了刘姨母女，又把矛头指向父亲和我。说“是哪个缺德鬼挨千刀的介绍租房子的，什么情况的人家不好介绍租房，偏偏介绍这样的‘老寡公’和小子来住，这不是存心让我那死鬼老公在阴问还要戴绿帽子嘛！”骂我父亲是“癞哈蟆想吃天鹅肉”、“想占王家家产！”又捎带着骂我“小子不学好，打我女儿的坏主意！”等等很多不堪入耳的脏话臭话。这时看热闹的人里三层外三层，不时传来哄笑声和幸灾乐祸的嘘声，间夹着叹息声。
等那泼妇充分表演后，父亲才义正词严地说：“你这样骂人侮辱人是犯法的，刘姨的丈夫已死多年，早就没什么名分可言，更谈不上给你丈夫戴绿帽子！我们单位工作的人是讲道德讲道理的，不会乱来。新社会讲婚姻自由，国家有婚姻法，任何人也不能干涉我们的婚姻自由！”那妇人被父亲的严词驳得哑了口。刘姨羞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最后铁青着脸跑进房间重重地关上门哭喊着捶打着，过了一阵又没有了声息。我和刘姨女儿急了，赶紧打门叫刘姨开门，不见动静。我们急得直哭，那泼妇又来了劲，骂骂咧咧地一手一个把我们拽了回来。这时几位大妈怕闹出人命来，几位劝说泼妇，几位过去把门下开（老式木门可从门轴处下门）一看，只见刘姨吊在梁上。大妈们赶紧抱住刘姨割断绳索，把刘姨抬到床上，一摸鼻子还有气，一位大妈赶紧叫她当赤脚医生的女儿为刘姨做人工呼吸，经过一番折腾总算把刘姨救活过来。那妇人见差点闹出人命，才在众人和儿子的劝说下悻悻离去。
然而好事多磨。当父亲和刘姨去居委会登记结婚时，有关工作人员竟不给办。当时正值“四清”运动，讲阶级成分。他们说刘姨“历史不清白”，而父亲祖宗三代是贫农，本人属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怎么能够跟一个土匪头子留下的小妾结婚呢？”他们“义正词严”地质问道。迫于形势，单位领导只好劝说父亲放弃这门亲事，医院的护士长也吓得从此不敢再提此事。可怜父亲和刘姨的婚事，没有夭折在世俗的淫威下，却被扼杀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
出于好心，单位领导在征得父亲同意后，调父亲到离县城16里的断桥邮电所搞内勤。
彼此理解又彼此怜爱，彼此接纳又彼此宽容，但美好的花期，在反常的季节里推迟。一生的错过，缘于一时的错过。
以后，我响应伟人的号召上山下乡，父亲在乡邮投递时在一布依山寨认了一个干儿子。刘姨与她女儿曾专程来看望过父亲和我，忧郁的眼神中饱含着无奈。我有时去关岭赶场，刘姨总是留我住宿，用好吃好喝的款待我。我知道刘姨是为了补偿那份期盼不到的亲情，慰藉那份失落的恋情。当我去省城读邮电学校时，老人家还送了一床新棉被给我。1974年父亲去世时，刘姨不顾世俗偏见，特地前来哭灵……
我结婚成家后，把这件事告诉妻，妻满含热泪，说应常去看望他老人家。因此每年清明节我去关岭扫墓，都要绕道到县城看望刘姨。老人家每次见到我都激动得眉开眼笑，嘴都合不拢。1989年，比我父亲小一轮的、59岁的刘姨永远离开了我们。听她女儿说，老人家在弥留之际，还呼唤着父亲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