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玉洲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不容侵犯的绿地。——题记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说，对我来说，作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一生中除了贤慧的妻子外，还应该有许多志同道合的知心女友，甚至情人。当然。我说的“情人”不是那腰缠万贯的老板为了摆门面充好汉，或纯粹为了肉欲需要被“金屋藏娇”的女子，也不是那些特权阶层为了声色犬马、淫逸刺激而明招暗聘的“小蜜”。所谓的“情人”，就是男女之间没有任何权钱功利关系而特别有感情的人。虽说不排除表面上通常被诅咒的性爱行为，但主要是神交，心灵之交。无论在工作、学习、生活上都关心你、体贴你而不计效任何报酬的人，你可以向他（她）倾吐心中的任何秘密。我与罗咪的关系就源于这种思想和行为。
随着经济大潮而从外地涌进这个小山城的打工妹并非都是庸俗之辈，文化程度有小学、初中，也有高中甚至大学的，有的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也有并不愁温饱的人，用传统的道德观念根本无法诠释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这些女性群体。罗咪就是她们之中最平凡的一个。我和她相识是在一个酒宴上，一位称我为老师的老板宴请他的朋友，我这位“老师”也在被邀请之列。在包厢里，按老板的习惯要求，每位男士都有一名漂亮的女郎来陪喝酒、唱歌、跳舞（后来称为“三陪”）。在酒桌上，望着这些个个如花似玉的年轻女郎，我的脑海中忽然闪现出一则有关鲁迅先生的轶闻来。1932年间，日本武装侵犯上海，鲁迅所居受到战火威胁，被迫逃走。从元月到三月都同其弟一家转移于书店或旅社之间，生活十分困难，有一次同朋友到酒吧饮酒，意未尽，带着醉意又往青莲阁去喝茶，席上烦闷，遂邀一妓女作陪，并以一元钱作小费。当年岁末，鲁迅为日本友人内山夫人写一张条幅，想起那件事，就题了一首诗曰：“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装待玉樽。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泪痕。”我体味到她们这些陪酒女郎是以卖色相为业，可她们绝大部分甜蜜微笑的后面，都暗藏着辛酸的眼泪。我曾是个流浪儿，我同情她们，跟其中的一些人交往，她们向我要书、要名片我都不避嫌，自然招来种种流言蜚语，尤其是那些想进包厢又无法去的穷单位的领导。好笑的是，我在搞调查研究时想试探那些平时都道貌岸然，整天红着眼睛骂“三陪”女郎是狐狸妖精、破鞋、野鸡，是腐败祸水的家伙们的心里状态，借了一个名目到酒家去宴请他们，有意请来几位既漂亮又会耍嘴皮却绝不上床的女子陪他们，结果无一人反对，而且还大手大脚把小姐们搂着喊爹喊娘还不罢休，看到群魔乱舞的场面我才明白他们原来是吃不上葡萄就讲葡萄酸，并非真正的廉洁奉公一尘不染。
江湖苦吟士，天地穷文人。我平时只喝低度的酒，一元钱一斤，头一次品尝到精装的沱牌、秦池、茅台这些名酒，搞得天昏地暗，醉得不省人事，幸亏有罗咪送我回家，服侍了一晚上。
我对她说：“凭良心讲，我比你大30岁，交我这老朋友太委屈你了！”她咯咯地笑着说：“亏你还是个诗人，竟这么庸俗。我虽然因家穷供弟妹读书才出来打工，做陪酒女郎，想捞钱就不会主动跟你这种人交往。你虽然不是我生命中的惟一，但毕竟是我生命中的一小部分，小插曲。不管是游戏还是缘分，相处多久就算曾经拥有多久。你我的相识将是我生命中一段最美丽的记忆……”
罗咪也不算美人胚，但聪明伶俐，善解人意，是我所认识的女子中口才最佳，文学水平最高的一个。和她在一起，我仿佛年轻了许多。很多事情我本来已心灰意冷，是她用自己青春的火焰重新点燃我这颗孤寂的心，使我在走向生命的最后一段路时多彩辉煌。我很爱我老伴，她对我非常关心，但有些问题老夫老妻仍然无法沟通，比如无法和她谈文学、诗歌、人生这类话题，她只懂得童话、民歌、家庭、孩子。而罗咪就不同了，思想很超前，尽管有些观点让别人接受不了，但都有一定的哲理性。一年后她要走了，我彷徨、惆怅，我无法挽留她，也不应该挽留，我们不得不用剪刀把那枚月亮剪断，她留一半，我留一半，只有在梦里圆。
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她，只有一本诗集，里面有一首题名《红豆》的是写给她的：
我在希望的沙滩上播下那粒相思，
谁知岁月的硬壳却把她紧紧裹住；
就像贝壳锁牢着山泉遗忘的珍珠，
任凭雪雨的摧残，风浪的冲击。
血泪凝固了那一页沉重的历史，
梦里只有被野火烧焦了的一丝绿意：
想不到在冰雪的襁褓中竟长出嫩芽，
让春风把片片绿叶重新缠上枯枝。
我终于找到了十几年前的那颗小树，
血和泪冲不掉那满身斑驳的伤迹。
我用颤抖的双手掰开那沉睡的种子，
啊！蹦出来了那粒期待着的甜蜜。
我不敢说我的诗写得如何得好，但每一首都是心灵的呐喊，尤其是爱情诗，每一首都有一个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