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的半坡和姜寨遗址一期，分别出土一块铜片，经测定：半坡的为白铜，姜寨的为黄铜，都是最早的人工冶炼制品，时代分别距今6000年和5000年。中国最早出现的青铜制品，在甘青地区，年代都在距今5000年左右，也就是相当于黄帝活动的时期。生产力的进步、经济的发展造成社会关系的变化乃至变革。单纯的氏族共同体开始分化，经过多种婚姻形式，至此可以看到夫妻家庭，如果说半坡遗址的墓葬主要还是体现氏族的性质，那么到仰韶文化晚期河南郑州大河村第二期，成排房屋中出现了分间；同时的荥阳青台遗址发掘出数座男女合葬墓。半坡遗址发掘的118座墓葬，其中71座有随葬品，而47座则一无所有；此期间各处葬俗都以仰身直肢为主流，却也有极少数俯身葬。陕县庙底沟仰韶期的9个灰坑，有5个灰坑以一些猪狗骨和五具人骨架放在一起，有的人骨架存在被捆绑活埋的状态，视人如猪狗。濮阳西水坡m45除蚌塑龙虎外，又有3个殉人，其中一女性者头部有刀砍痕迹。这个墓主人已经脱离氏族公众而成为上层人物了。考古学者认为这都是非正常死亡，或犯罪、或身份低下者的遭遇，说明社会已出现不平等。这种情况，在下一阶段的龙山文化考古发现中进一步加剧，这自然是历史的、也是合逻辑的发展。临汝闫村出土的“鹳鱼石斧图”，据说就是鹳鸟图腾部落征服鱼图腾部落之后，其军事长官绘制以炫耀武力的纪念品；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墓葬中发现人骨架缺失头骨或腿骨，有两墓分别以石钺随葬，在人骨的附近放置成捆的骨镞；姜寨m275的壮年男性墓主左腿骨上亦见刀砍痕迹。这些现象，应该都是“兵刑”所致的纪录。从半坡和姜寨建造的围沟，到郑州西山遗址最早的古城的出现，是由部分功用“师兵营卫”到主要功用为“师兵营卫”的体现，下一个阶段的龙山文化时期，在中华大地上，大大小小的古城已经涌现出五六十座，真可以说，这些濠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高峻的城墙耸立说明开始进入文明时代了。
总之，从物质文化到思想文化，都可以判明炎、黄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文献记载加上一些考古实践，一再证明了黄帝时代的创制发明比神农氏炎帝时期丰富多了。经济的发展，把原始社会推进到文明社会、国家构成的门槛。文献上把问题说的最明白的，还是《礼记·礼运》篇引出孔子说的那一番话，我们这里再完整地录出，它的前段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说的是“大同”世界，恍如神农氏炎帝时代再现。它的后段说：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闭是用，而兵由是起。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是“小康”社会，就很像说的黄帝时代情形，试把前引《商君书·画策》的文字与之对照，也彼此相类。一是“大同”，一是“小康”，时代判然。
这个区别是社会性质的变化，原始社会质变为阶级社会，建立起国家，是一般历史规律。这一质变，古人也已经意识到了。《尸子》有言：神农氏夫负妻戴，以治天下。尧曰：朕之比神农，犹昏之仰旦也。《鬻子·数始》说：黄帝十岁时，便深知神农为政之非，立志改弦易辙，刷新政令。
战国诸子已经讨论到：天下立天子、立君立长的必要性，如：《墨子·尚同》、《管子·君臣》、《慎子·威德》、《荀子·大略》、《吕氏春秋·荡兵》和《恃君》等篇，他们都说到史前社会，到了众口异说，强凌弱、众暴寡、奸欺忠的状态，必须推选出贤能的人，作为正长，兴利除害，禁暴安民。这可以说是一种“国家理论”，也成为长期以来的传统观念——国家是从事管理的。但是，他们不可能看到国家与私有制的关联，国家的阶级性质。
本来，神农时代那一派平等和谐的美好景况，为什么不能永远如此？恩格斯盛赞氏族制的美妙无比，同时揭示那种非道德战胜道德的历史无情，是不依人们的无奈和义愤可转移，以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冷静，发现人类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国家的产生，也就是私有制和阶级的必然产物。所以，归根结底，这两个时代的更替是历史的进步，黄帝时代文化比起纯粹原始文化，乃是进步的文化。
三、文化传承的差异
炎帝文化和黄帝文化的起源不同，各有自己的元素。那末它们的传承也各自有别，在构成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用各有当，共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促进社会的发展。在长期传承的历程中，二者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尤其黄帝文化更适合文明社会政治的需要，从而逐渐占取主流，并且经历着变化。
（一）炎帝文化的传承
炎帝文化内涵，主要是重视农耕、民本以及原始平等、和谐的思想。我在以前的拙文里，概括为：在开拓洪荒的艰苦斗争中，当时先民们锻炼并展示出卓绝的自强自立、坚毅进取、为公奉献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已、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遗传基因。由此精神衍生出一系列的优良道德观念和淳厚的民风民俗。它的根本，正如《神农书》所云：“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农不正，食不充；民不正，用不衷。”这就是炎帝文化民本思想的核心。同时指出，民本思想之所以发源于农耕文化，除了氏族社会固有的性质之外，长期的历史社会发展、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无不仰赖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安居乐业，衣食无虞，才能供给国家机构运作的需求，天下才能稳定。农耕社会也最崇尚安静、和平与均等，赋有忠恕、求善的人际关系。参见冯天瑜《中国文化史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这个文化之源与流比较清楚，我曾将其分为三个流布的地区，也可说三个时代的延续王贵民：《炎帝神农与中华民族农业文化》，刘征主编《炎帝文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岳麓书社出版，2002年版；王贵民：《试论炎帝文化的民本思想》，霍彦儒主编《炎帝与民族复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即西周、春秋和战国。一是在西部，炎帝族在这里活动较早，时间较长，是重要的一方，从“五帝”时代，经过先周直到西周，在今陕西宝鸡地区留下了丰富的活动遗迹和考古遗址。姬姜在这里联姻，周人女祖姜嫄族地“邰”就在今武功县，周祖——弃幼居母家，学种庄稼，培育出良种，长大成了农业能手，他继承烈山氏之子为“稷”者而被尊为“后稷”。毫无疑问他是炎帝农耕文化的嫡传。从而他创造了周族的繁盛农桑文化，周人引以为豪，载之《诗》、《书》，世代歌颂，尊誉为“厥初生民”。周族始终继承这个传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他“视民如伤”，所谓“如保赤子”。周公反复强调“当知稼穑之艰难”，于周代的伦理文化中，这种民本思想就成为它的主旋律。所谓文王敬德保民，“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都是出名的成训。当初也是尽力实行的，故而保持了西周政权相当长期的稳定。这种民本思想随着建侯分封，也传播到各地。在鲁国，《诗经·鲁颂·宓宫》依然在歌颂后稷创兴农事的功德。《国语·鲁语下》记述鲁国敬姜提出的一个理论：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民逸则淫，淫则恶心生，并进而阐发勤政爱民的为官之道。后来，形成一种后妃亲桑、管理王室内部女工、服饰、祭品等等生产经济和母仪天下的懿德阃范。溯其源，也无疑是神农氏“身亲耕，妇亲织”的遗风流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