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的半坡和姜寨遗址一期,分别出土一块铜片,经测定:半坡的为白铜,姜寨的为黄铜,都是最早的人工冶炼制品,时代分别距今6000年和5000年。中国最早出现的青铜制品,在甘青地区,年代都在距今5000年左右,也就是相当于黄帝活动的时期。生产力的进步、经济的发展造成社会关系的变化乃至变革。单纯的氏族共同体开始分化,经过多种婚姻形式,至此可以看到夫妻家庭,如果说半坡遗址的墓葬主要还是体现氏族的性质,那么到仰韶文化晚期河南郑州大河村第二期,成排房屋中出现了分间;同时的荥阳青台遗址发掘出数座男女合葬墓。半坡遗址发掘的118座墓葬,其中71座有随葬品,而47座则一无所有;此期间各处葬俗都以仰身直肢为主流,却也有极少数俯身葬。陕县庙底沟仰韶期的9个灰坑,有5个灰坑以一些猪狗骨和五具人骨架放在一起,有的人骨架存在被捆绑活埋的状态,视人如猪狗。濮阳西水坡m45除蚌塑龙虎外,又有3个殉人,其中一女性者头部有刀砍痕迹。这个墓主人已经脱离氏族公众而成为上层人物了。考古学者认为这都是非正常死亡,或犯罪、或身份低下者的遭遇,说明社会已出现不平等。这种情况,在下一阶段的龙山文化考古发现中进一步加剧,这自然是历史的、也是合逻辑的发展。临汝闫村出土的“鹳鱼石斧图”,据说就是鹳鸟图腾部落征服鱼图腾部落之后,其军事长官绘制以炫耀武力的纪念品;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墓葬中发现人骨架缺失头骨或腿骨,有两墓分别以石钺随葬,在人骨的附近放置成捆的骨镞;姜寨m275的壮年男性墓主左腿骨上亦见刀砍痕迹。这些现象,应该都是“兵刑”所致的纪录。从半坡和姜寨建造的围沟,到郑州西山遗址最早的古城的出现,是由部分功用“师兵营卫”到主要功用为“师兵营卫”的体现,下一个阶段的龙山文化时期,在中华大地上,大大小小的古城已经涌现出五六十座,真可以说,这些濠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高峻的城墙耸立说明开始进入文明时代了。
总之,从物质文化到思想文化,都可以判明炎、黄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文献记载加上一些考古实践,一再证明了黄帝时代的创制发明比神农氏炎帝时期丰富多了。经济的发展,把原始社会推进到文明社会、国家构成的门槛。文献上把问题说的最明白的,还是《礼记·礼运》篇引出孔子说的那一番话,我们这里再完整地录出,它的前段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说的是“大同”世界,恍如神农氏炎帝时代再现。它的后段说: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闭是用,而兵由是起。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是“小康”社会,就很像说的黄帝时代情形,试把前引《商君书·画策》的文字与之对照,也彼此相类。一是“大同”,一是“小康”,时代判然。
这个区别是社会性质的变化,原始社会质变为阶级社会,建立起国家,是一般历史规律。这一质变,古人也已经意识到了。《尸子》有言:神农氏夫负妻戴,以治天下。尧曰:朕之比神农,犹昏之仰旦也。《鬻子·数始》说:黄帝十岁时,便深知神农为政之非,立志改弦易辙,刷新政令。
战国诸子已经讨论到:天下立天子、立君立长的必要性,如:《墨子·尚同》、《管子·君臣》、《慎子·威德》、《荀子·大略》、《吕氏春秋·荡兵》和《恃君》等篇,他们都说到史前社会,到了众口异说,强凌弱、众暴寡、奸欺忠的状态,必须推选出贤能的人,作为正长,兴利除害,禁暴安民。这可以说是一种“国家理论”,也成为长期以来的传统观念——国家是从事管理的。但是,他们不可能看到国家与私有制的关联,国家的阶级性质。
本来,神农时代那一派平等和谐的美好景况,为什么不能永远如此?恩格斯盛赞氏族制的美妙无比,同时揭示那种非道德战胜道德的历史无情,是不依人们的无奈和义愤可转移,以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冷静,发现人类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国家的产生,也就是私有制和阶级的必然产物。所以,归根结底,这两个时代的更替是历史的进步,黄帝时代文化比起纯粹原始文化,乃是进步的文化。
三、文化传承的差异
炎帝文化和黄帝文化的起源不同,各有自己的元素。那末它们的传承也各自有别,在构成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用各有当,共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促进社会的发展。在长期传承的历程中,二者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尤其黄帝文化更适合文明社会政治的需要,从而逐渐占取主流,并且经历着变化。
(一)炎帝文化的传承
炎帝文化内涵,主要是重视农耕、民本以及原始平等、和谐的思想。我在以前的拙文里,概括为:在开拓洪荒的艰苦斗争中,当时先民们锻炼并展示出卓绝的自强自立、坚毅进取、为公奉献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已、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遗传基因。由此精神衍生出一系列的优良道德观念和淳厚的民风民俗。它的根本,正如《神农书》所云:“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农不正,食不充;民不正,用不衷。”这就是炎帝文化民本思想的核心。同时指出,民本思想之所以发源于农耕文化,除了氏族社会固有的性质之外,长期的历史社会发展、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无不仰赖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安居乐业,衣食无虞,才能供给国家机构运作的需求,天下才能稳定。农耕社会也最崇尚安静、和平与均等,赋有忠恕、求善的人际关系。参见冯天瑜《中国文化史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这个文化之源与流比较清楚,我曾将其分为三个流布的地区,也可说三个时代的延续王贵民:《炎帝神农与中华民族农业文化》,刘征主编《炎帝文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岳麓书社出版,2002年版;王贵民:《试论炎帝文化的民本思想》,霍彦儒主编《炎帝与民族复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即西周、春秋和战国。一是在西部,炎帝族在这里活动较早,时间较长,是重要的一方,从“五帝”时代,经过先周直到西周,在今陕西宝鸡地区留下了丰富的活动遗迹和考古遗址。姬姜在这里联姻,周人女祖姜嫄族地“邰”就在今武功县,周祖——弃幼居母家,学种庄稼,培育出良种,长大成了农业能手,他继承烈山氏之子为“稷”者而被尊为“后稷”。毫无疑问他是炎帝农耕文化的嫡传。从而他创造了周族的繁盛农桑文化,周人引以为豪,载之《诗》、《书》,世代歌颂,尊誉为“厥初生民”。周族始终继承这个传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他“视民如伤”,所谓“如保赤子”。周公反复强调“当知稼穑之艰难”,于周代的伦理文化中,这种民本思想就成为它的主旋律。所谓文王敬德保民,“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都是出名的成训。当初也是尽力实行的,故而保持了西周政权相当长期的稳定。这种民本思想随着建侯分封,也传播到各地。在鲁国,《诗经·鲁颂·宓宫》依然在歌颂后稷创兴农事的功德。《国语·鲁语下》记述鲁国敬姜提出的一个理论: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民逸则淫,淫则恶心生,并进而阐发勤政爱民的为官之道。后来,形成一种后妃亲桑、管理王室内部女工、服饰、祭品等等生产经济和母仪天下的懿德阃范。溯其源,也无疑是神农氏“身亲耕,妇亲织”的遗风流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