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男佩鱼袋、女插梳篦
朝服佩绶、鞶囊系汉族传统风俗，隋唐时代仍沿袭不变。但唐代常服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佩带鱼袋的风俗，这是前代所未有的。鱼袋本来用于装鱼符。鱼符系刻有官员职务的身份证明，唐代规定须随身佩带。但可以佩鱼者仅限于职事官。武则天时，因玄武与“武”姓相讳，遂改佩鱼为佩龟，并初次规定了龟袋的品级。中宗时，恢复佩鱼，并将范围扩大到散官。睿宗朝，正式将鱼袋与常服服色相连，规定穿紫袍衫者，鱼袋用金饰、穿绯者用银饰等。到玄宗开元九年（721年），佩鱼范围再次扩大，规定一切检校、试、判、内供奉官均可佩鱼袋。从此，鱼袋就成为常服中绯紫服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凡赏赐绯紫服的同时也赏鱼袋，二者连在一起，称章服，鱼袋基本上变为一种表示身份地位的佩饰，所以韩愈有《示儿》诗曰：“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
女子佩饰主要有首饰。唐代女子首饰常见的有钗、步摇、钿、梳篦等。钗，多插于发髻，金银打制，形状常见的有蝉、雀、鸟等小动物，如王建诗曰：“玉蝉金雀三层插”；段成式诗曰：“出意挑鬟一尺长，金为钿鸟簇钗梁”等。《全唐诗》，五函五册、九函二册、九函五册，扬州诗局刻本。出土的唐钗实物，钗梁上即有小鸟形状。插于发髻前部，并垂有小饰物，走路时小饰物会随步摇动的钗，也叫步摇，其钗体常作凤鸟形，即白居易《长恨歌》中所谓“钗垂小风行”。
钿，又名“花钿”，有金钿、翠钿、宝钿等，制作工艺已十分高超。金钿系以金子制作。日本大和文化馆藏有中国唐代团花簪花，在葵花形状的花庶周围，用金丝编成网文，制出八片立体花瓣，构成一朵盛开的山菊，精巧别致。翠钿系以翠绿的鸟羽粘贴而成，如王建：《宫词》曰：“不知红药阑干曲，日暮何人落翠钿”，表明这是镶有翡翠的钿；宝钿则是在金钿上镶嵌宝石，或直接以宝石雕饰成花朵。钿多簪于额前发中，温庭筠《南歌子》曰：“脸上金霞细，眉间翠钿深”，钿的垂饰正处额前眉间。隋唐妇女簪花钿的确形象可从着名的唐代名画《簪花仕女图》中见到。
唐代妇女还有头插梳篦之风。梳篦有金制、银制、玉制和犀角、白角制等。金篦，薛昭蕴《女冠子》词曰：“翠钿金篦尽合”；银篦，花蕊夫人《宫词》诗曰：“斜插银篦慢裹头”；玉篦，元稹《六年春遣怀》诗曰：“玉梳钿朵香曜解”，如此等等。隋唐时妇女插梳篦的方法，则有横插、斜插、对插和多把小梳篦合插等。张萱《捣练图》中的妇女，头上同时插几把小梳篦，如元稹《恨妆成》诗曰：“满头行小梳，当面施圆靥”；王建《宫词》诗曰：“归来别赐一头梳”。周昉《挥扇仕女图》中的妇女则头插两把大梳，梳齿上下相对，系对插。妇女对插梳篦的形象，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也可以看到。
又有佩臂钏之俗。臂钏起在南北朝时，多戴在手臂上，隋唐时期戴的位置逐渐下移，最后落在手腕上，成为一种腕饰。白居易有《盐商妇》诗曰：“皓腕肥来银钏窄”，可见当时妇女的银钏已戴在腕上。在湖北武昌隋墓中出土的女子陶俑上，腕部塑有数道螺文，当是臂钏之形象。在唐代名画《步辇图》《簪花仕女图》中，也可看到妇女腕戴臂钏的形象。
石金项链此外，隋唐时期的少数歌女舞姬中，已出现戴耳环、耳坠之俗，但流行尚不广。1957年8月，在西安隋李静训墓出土了一串项链，其链条由二十八颗镶有珠宝的金珠构成；上端袋有扣钮，下端缀有坠饰；坠饰上镶有嵌青金石，制作精美，据专家考证，系来自西域之物。但也可证，佩戴项链之俗已开始在隋唐妇女中出现。
6．文身黥字流行
文身习俗起源古老，“越人习水，必镂身以避蛟龙之患”《酉阳杂俎》前集卷八《黥》。说明春秋战国时的越国已有文身习俗流行。隋唐时期，文身习俗流行更为广泛，成为人们一种的嗜好。如蜀小将韦少卿“嗜好剳青”；宝历年间“长乐里门有百姓刺臂”；长安百姓三王子，“遍身图刺，体无完肤”；武陵人雷满，“文身断发”，等等《酉阳杂俎》前集卷八《黥》。文身习俗已从南方，延伸至北国；上起皇室，下至民间，男女老少，均不乏黥迹。
隋唐以前，文身的图案较为简单；隋唐时期，则文身内容日趋丰富，图案更为复杂，诸如诗词歌赋、亭台楼阁、飞禽走兽、山水花卉、神仙鬼怪、傀儡戏文等，皆成为文身内容。如荆州葛清，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诗30余首，称“白舍人行诗图”；蜀中韦少卿胸刺一树，上栖寒鸦数十，树旁有挽镜人物，寓张说“挽镜寒鸦集”诗意；长安王力奴胸腹“为山、亭院、池榭、草木、鸟兽，无不悉具，细若设色”；高陵宋元素，“（身）刺七十一处，左臂曰：昔日以前家未贫，苦将钱物结交亲。如今失路寻知己，行尽关山无一人；右臂上刺葫芦，上出人首，如傀儡戏郭公者”。《酉阳杂俎》前集卷八《黥》。
隋唐时期，人们文身的动机五花八门。黔南观察使崔承宠少时，遍身刺一大蛇，“始自右手，口张臂食两指，绕腕匝颈，龃龉在腹，拖股而尾及骭”，每当酒酣，则“努臂戟手，捉优伶辈，曰：蛇咬尔！优伶等即大叫毁而为痛状，以此为戏乐”，似以黥体戏弄人；段成式门下驺路神通，“每军较力，能戴石簦靸六百斤石，破石粟数十。背刺天王，自言得神力，入场神助之则力生”，则又以黥体祈获神力。《酉阳杂俎》前集卷八《黥》。
7．服饰崇时尚
隋唐胡服盛行，毋论民间，抑或皇室，皆喜着胡装。《旧唐书·舆服志》曰：太宗“朔望视朝，以常服及帛练裙襦通着之。若服褶袴，又与毛巾帻通用着于今”；“其常服，赤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皆起自魏、周，便于戎事。自贞观已后，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已。”褶袴、六合靴等常服多系胡服。上行下效，对民间胡服风尚的形成影响巨大。如民间帽式，隋唐之际，骑马者多着幂离；到唐高宗时，幂离换成帷帽；开元年间，则又变为“无复障蔽”之胡帽，凡此三变，仍不出胡式。再如男女衣着，折襟外衣，靴靿并行本系中亚波斯风格；而长袖窄口细腰，且腰佩承露囊等诸多式样，又系取法于印度、回鹘。唐太宗曾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贞观二十一年。在如此开放的社会中，服饰盛行胡风是十分自然的。
又有女着男装之风。《新唐书·五行志》曰：“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厉、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武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可见，太平公主这样的贵妇也着男装。盛唐以后，社会风气更为开放，妇女在大庭广众间颇有“着丈夫衣服靴衫的”《旧唐书·舆服志》。“士流之妻”也“衣丈夫服，靴衫便帽。”《大唐新语》卷十。李廊《长安少年行》十首之五曰：“遨游携艳妓，装束似男儿”。李华《与外孙崔氏二孩书》曰：“妇人为丈夫之象，丈夫为妇人之服，颠之倒之，莫甚于此”。李华乃开元二十三年进士，可见安史之乱以后，女着男装的风习仍旧盛行。故元稹犹有《赠探春诗》曰：“新妆巧样画双蛾，慢裹恒州透额罗。正面偷轮光滑笏，缓行轻踏皱之靴。”范摅：《云溪友议》。裹幞头、执笏、着靴，正是男子装束。
袒露前胸又是唐代妇女服饰的一大时尚。女装上衣露胸，汉魏时未见，南北朝时始有出现。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和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均出土有袒胸女俑。唐代女装露胸，当沿袭南北朝之俗而来。敦煌壁画329窟有一执花跽坐少妇，身穿袒胸罗衫，两乳隐然可见。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壁画所绘侍女、韦顼墓所绘贵妇人、懿德太子墓石刻宫廷女官等，皆袒胸露乳，胸部轮廓分明。当时诗人对妇女袒露前胸之风亦有所描绘，如温庭筠《女冠子》曰：“雪胸鸾镜里”；方千《赠美人诗》曰：“却系裙腰伴雪胸”、“粉胸半掩疑晴雪”、“常恐胸前春雪释”；韩偓《席上有赠》曰：“鬓垂香颈云遮藕，粉着兰胸雪压梅”；周濆《逢邻女》曰：“日高邻女笑相逢，慢束罗裙半露胸。莫向秋池照绿水，参差羞杀白芙蓉”，等等。足见唐代妇女服装，在薄、透、露上，远比前代开放。以纱罗作衣料，是唐代妇女服饰的一个特色，不着内衣，仅以轻纱蔽体的装束，更是唐代独创，所谓“绮罗纤缕见肌肤”，就是对这种时髦服装审美特点的概括。
二、饮食风俗
中国饮食文化在隋唐得到高度发展，饮食行业兴旺发达，饮食品种丰富多彩；相应地，饮食生活方面也形成了许多独具一格的习俗和风尚。
1．主食三餐定型
隋唐以前，汉族社会基本实行早、晚两餐制。尽管有时也出现包括“午时食”在内的“三食”，但隋唐以前的“午时食”，只是补食、点心，而非正餐。隋唐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于是，两餐制受到冲击，三餐制开始流行。因此，在唐代诗文中也出现了许多中餐词语，如权德舆《田家即事》曰：“山僧相劝期中饭，渔父同游或夜归”；李频《南游过湘汉即事寄友人》曰：“向野聊中饭，乘凉探暮程”；贾岛《送贞空二十人》曰：“林下中餐后，天涯欲去时”；白居易《咏闲》曰：“朝眠因客起，午饭伴僧斋”，《夏日闲放》曰：“午餐何所有？鱼肉一两味”；段成式《酉阳杂俎·王格》曰：“忽见一寺，门宇炳换，遂求中食”等等。其中“中饭”、“中餐”、“午饭”、“午餐”、“中食”等词的出现，说明隋唐起“午时食”已入正餐之列。
隋唐时期，汉族社会日常饮食的主食结构基本上是南米北面，辅之以粟、豆、稷、黍等。但由于南方稻麦轮作制的流行，南方主食中面食也占有很大比重。主食种类仍可分为饼、饭、粥、糕等数种。从史籍中的出现频率看，饼最多，饭、粥次之，糕较少。
隋唐时期饼食，种类繁多，见之于史籍上的就有胡饼、蒸饼、煎饼、环饼、汤饼、薄饼、齑饼、饼、烧饼、笼饼、等。
胡饼在汉时传入中原，魏晋南北朝时已普遍食用，隋唐时沿袭不断，且食用范围更加广泛，并出现了有馅的胡饼。《唐语林》曰：“时豪家食次，起洋肉一斤。层布于巨胡饼，隔中以椒、豉，润以酥，入炉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呼为古楼子”。圆仁《入唐求法巡行礼记》载曰：唐文宗开成六年（841年）“立春节，赐胡饼、寺粥。时行胡饼，俗家亦然”。当时又有胡麻饼，类似今芝麻烧饼。白居易《寄胡麻饼与杨万州》诗曰：“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辅兴”系当时长安城内辅兴坊，以产胡麻饼而盛名。
蒸饼，又曰笼饼，即后来之馒头。宋人张师正《倦游杂录》曰：“唐人呼馒头为笼饼。”蒸饼在唐前已有食用，至唐时则更加普遍，且街市上到处有卖。《朝野佥载》载曰：长安人邹骆驼“常以小车推蒸饼卖之”；《朝野佥载》卷五。《酉阳杂俎》载曰：武则天时，张衡国“路旁见蒸饼新熟，遂市其一，马上食之，被御史弹奏。”《酉阳杂俎》前集卷四。《唐大和尚东征传》曰：鉴真东渡日本，随船带“干蒸饼一车”。当时还有内加葱肉的笼饼，似今之肉包子。《太平广记》载曰：武则天时侍御史侯因止，“常命作笼饼，谓膳者曰：与我作笼饼，可缩葱作。比市笼饼，葱多而肉少，改令缩葱加肉也。时人号为缩葱侍御史。”《太平广记》卷二八五，引《御史台记》。
，又称毕罗，也系胡食，唐时始从吐蕃传入。据考证，它是一种带馅的面点。李匡乂《资暇录》月光：“毕罗者，蕃中毕氏罗氏好食此味。今字从食，非也。”流行于关中，长安就有许多肆、店，专卖；许多人家能自己制作，如韩约家所作之“樱桃”，以樱桃为馅，熟后仍“其色不变”《酉阳杂俎》前集卷七。
汤饼，又称馎饦、不托，即后来之面条。宋人欧阳修《归田录》曰：“汤饼唐人谓之不托，今俗谓之馎饦矣。”夏天吃的汤饼叫“冷淘”，即凉面。当时光禄寺“冬月则加造汤饼……夏月加冷淘”，以供百官膳食《唐六典》卷一五。杜甫《槐叶冷淘》诗曰：“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新面来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资过熟，加餐愁欲无。碧鲜俱照箸，香饭兼苞芦。经齿冷于雪，劝人投此珠。君主纳凉晚，此味亦时须。”《全唐诗》卷二二一。所咏当为加槐叶的过水凉面。
隋唐时期的饭食，以原料而言，主要有粟米饭、稻米饭、麦饭。北方多吃粟米饭、麦饭，南方多吃稻米饭。平民百姓吃饭，米质较粗糙，如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曰：海州登州之间，“山村县人，飧物粗硬，爱吃盐茶粟饭，涩吞不入，吃即胸疼”。但官廷御厨炊制的饭品则颇有讲究，如夏天所食的“清风饭”，陶谷《清异录》载曰：“用水晶饭、龙睛粉、龙脑末、牛酪浆调事毕，入金提缸垂下冰池，待其冷透供进，惟大暑方作。”又如韦巨源“烧尾宴”中的“御黄王母饭”，同样是粟米饭，却将肉丝、鸡蛋等“杂味”浇盖饭面，十分精美。
唐时流行一种名为“青精饭”，又名青饭、乌饭。其常见的制法为：“取南烛茎叶捣碎渍汁浸粳米，九浸、九蒸、九曝，米粒紧小，黑如璧珠，袋盛可以适远方也。”《本草纲目·青精干石饭》引。青精饭也有以特殊稻米饮制的，皮日休《润卿遗青饭》诗曰：“分泉过屋舂青稻，拂雾飘衣折紫茎。”原诗“青稻”下注曰：“此饭以青龙稻为之”；“紫茎”下注曰：“南稻茎微紫色。”《全唐诗》卷六一四。青精饭常为道家修炼时所用，陆龟蒙《四月十五日道室书事寄袭美》诗曰：“乌饭新炊芼臛香，道家斋日以为常。”《全唐诗》卷六二五。习俗以为青精饭有保健、美容功能，陆龟蒙又有《润卿遗饭》诗曰：“旧闻香积金仙食，今见青精玉斧餐。自笑镜中无肯录，可能飞上紫云端。”《全唐诗》卷六二八。称道它可以辟谷轻身延年。杜甫有《赠李白》诗曰：“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全唐诗》卷二一六。谓之有美容作用。
此外，南方还有以菰米做的雕胡饭，唐代诗人多有吟咏。如王维诗曰：“香饭青菰米”；李白诗曰：“跪进雕胡饭，目光明素盘”；杜甫诗曰：“齑忆雕胡饭，香闻锦带羹”。
粥系传统食品，传之隋唐时，品种更加丰富，就主料而言，有粟米粥、稻米粥、麦粥、面粥等。粥的食用也更为普遍，上自皇帝官宦、下至僧俗民众，无不食用。每遇荒年，官府及社会善士则要开仓施粥，赈济灾民。如隋代赵郡人李士谦，家乡“大饥，多有死者，士谦罄竭家资为之糜粥，赖以全活者将万计。”《隋书·隐逸传》。隋唐时期粥的名目很多，如当时光禄寺为百官供膳，“夏月加……粉粥，寒食加饧粥”《唐六典》卷一五。；“白居易在翰林，赐防风粥一瓯”。《云仙杂记》卷五引《金銮密记》。此外，还有杏酪粥、云母粥、胡麻粥、地黄粥、茶粥、葱粥、杨花粥、冬凌粥、长生粥等。隋唐时期，人们已将粥用于食疗，孙思邈《千金食治》记有食疗粥品18种；而昝郎《食医心鉴》则记有57种。
除饼、饭、粥外，隋唐时期的主食品种又有糕。韦匡源《烧尾宴食帐》中，有“七返膏，水晶龙凤糕、玉露团”《清异录》卷下。等数种，其中“七返膏”即“七返糕”，水晶龙凤糕即糯枣糕，玉露团则是一种酥糕，皆为比较精美的糕品。
2．副食食谱趋广、食法趋精
隋唐时期副食品种比前代更为丰富，如蔬菜类，据有关史料统计，其品种除前代已有的芋艿、薯蓣、韭、蕹菜、紫苏、蓼、菘、芥菜、荠菜、苋、蒿、蕨、苏菜、芹菜、莼菜、苹、蒲、蔓菁、萝卜、胡萝卜、胡荽、苜蓿、龙须菜、石花菜、紫菜、落苏、莲藕、冬瓜、萱草、菱角、竹笋、荸荠、百合、薤、甜菜、葵瓜、芸苔等外，又有当时近引进的莴苣、菠菱等，共约四十多种；肉类则有猪、牛、羊、狗、鸡、鸭、鹅等家养畜禽，象、熊、鹿、驼、猴、狸、兔、野猪、鹧鸪、鹌鹑等野生禽兽，鲩鱼、青鱼、鲢鱼、鳙鱼、鲵鱼、海蟹、比目鱼、海镜、海蜇、蚝、乌贼等水产。此外，还有一些地方的吃蝙蝠、蜂房、蚁子、老鼠，甚至吃蛇蝎、蚯蚓、蜣螂乃至臭虫等。这就为丰富多采的菜肴提供了物质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