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果树栽培习俗的广泛流行，果木嫁接技术比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进步。《四时纂要·正月》曰：“其实内子相类者，林檎、梨向木瓜砧上，栗向栎砧上，皆活，盖是类也”。可见当时的人们已懂得通过以种子形态结构相似、亲缘关系较近的果树的相互嫁接，来改良果树的品质。在嫁接时，则习惯于以大砧木嫁接小接穗。《四时纂要》曰：“取树本如斧柯大及臂者，皆可接，谓之树砧”。同时，在具体操作时，习惯于用细锯截断砧木，用快刀剖切借口，以提高接株的成活率。
唐代，还出现了用扦插法繁殖葡萄的习俗，《酉阳杂俎》曰：“天宝中，沙门昙菹因游诸岳，至此谷（指葡萄谷），得葡萄食之，又见枯蔓堪为杖，大如指，五尺余，持还本寺植之，遂活”。在果实贮藏保鲜技术方面，则有以蜡封果蒂的习俗，《隋书·五行志》载曰：“文帝好食柑，蜀中摘黄柑，以腊封其蒂献之，香气不散”。果蒂是维管束从果梗进入果实的部位，果实采摘后，水分蒸发量较大，“以腊封其蒂”可以减慢水分蒸发以保护果实的新鲜，具有科学道理。
3．花卉盆景始兴
中唐以后，都市花卉业渐趋繁盛，出现了许多靠出售花卉为生的专业花农。唐宣宗大中（847～859年）时，司马扎所写的《卖花者》诗对花农的生产、经营风俗有较详细的描述：“少壮彼何人，种花荒苑外；不知力田苦，却笑耕耘辈；当春卖春色，来往经几代。长安甲第多，处处花堪爱；良金不惜贵，竟取园中最。一蕊才占烟，歌声已高会；自言种花地，终日拥轩盖。”《全唐诗》卷五九六。甚至寺观的僧尼也纷纷种花“以求利”。在许多大城市还出现了花市。韦庄《奉和左司郎中春物暗度感而成章》诗曰：“才喜新春已暮春，夕阳吟杀倚楼人。锦江风散霏霏雨，花市香飘漠漠尘”。当时花市出售的卉木品种繁多，有牡丹、李花、杏花、芍药、茶花、樱花等。许多人因种花卖花而致富，如《云仙杂记》载曰：“终南及庐岳出好李花，两市贵族富民以千金买种终庐，有致富者”。冯贽：《云仙杂记》卷八。为了卖得高价，花农给花圃“上张幄幕庇，旁织巴蓠护，水洒复泥封”，想方设法保证花的质量，使之能“移来色如故”。白居易：《卖花》，《全唐诗》卷四二五。
在花卉栽培方面，俗以牡丹为重。对此俗的形成，舒元舆《牡丹赋·序》曰：“天后之向西河也，有众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寝盛”，说明此俗起自武周时期。后来，由于玄宗独嗜牡丹，因而名声日盛，流风相扇，使之成了一时的名花。刘禹锡《赏牡丹》诗曰：“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刘宾客文集》卷二五。种养牡丹成了举国之俗。
在京城流行种养花卉之俗的同时，盆景制作习俗也在唐代开始出现。1972发掘的陕西乾陵章怀太子墓，其甬道东壁绘有一侍女，双手托一盆景，中有假山和小树；唐代阎立本《职贡图》中也绘有一盆内立有玲珑石的山石盆景。《职贡图》，台湾故宫藏画。
4．茶叶种制广泛
我国南方各省野生茶树分布广泛，早在殷商时期，巴蜀地区已有利用和栽培茶树的习俗。《华阳国志·巴志》载曰：巴地“园有芳蒻、香茗”，“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丹、漆、茶、蜜……皆纳贡之”。汉代，巴蜀地区的市场上已有茶出售，说明此时已有以茶为业者。川人王褒《僮约》规定家僮每日任务中，即有“武都（今四川彭山）买茶”。《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魏晋南北朝时期，据《侗君录》记载，“西阳（今湖北黄冈）、武昌、晋陵（江苏常州）均出好茗”，可见业茶风俗已扩展到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
唐代产茶区域进一步扩大，据《新唐书·地理志》《唐国史补》《茶经》等书记载，唐代全国产茶地已有50多个州郡，如江南地区人民多有以种茶为业者《全唐文》卷九七六。江淮人家也“什二三以茶为业”《册府元龟》卷五一0。据《元和郡县志》载：“长城县（今浙江长兴县）、顾山县西北四十二里，贞元已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元和郡县志》卷二五。可见茶园规模之大。同时，由于唐代茶叶生产和消费均发展迅速，茶叶种植和加工技术水平提高，以至出现了许多名茶。如《唐国史补》曰：“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
随着茶业的发展，各地在茶树种植季节、茶园选择、播种方法、中耕除草、施肥灌溉和遮荫措施等方面均积累起许多风尚习俗。如关于茶园的选择，由于茶树怕水淹，习俗认为“宜山中带坡峻”之地种之；若在平地建立茶园，则须于两畔深开沟以泄水，否则“水浸根必死”。在茶树繁殖方面，有茶籽沙藏催芽法，即把成熟的茶籽用湿土拌和，放入筐笼，上面盖草，“保湿保温”，防止冻坏，既能保证茶籽的发芽率，又能使茶籽提前发芽；又如多籽穴播法，即先于“树下或北阴之地开坎，园三尺，深一尺”，把土“熟劚”，铲除杂草树根，再“着粪和土”作基肥，把经过沙藏催芽的茶籽播于穴内下，每穴六七十颗，复土一寸。在茶圆管理方面，幼苗时，“以小便、衡粪、蚕沙浇壅之，又不可太多，恐根嫩也”；“旱，即以米泔浇”之；并“任生草不得耘”，以免损伤幼苗，直到“二年外，方可耘治”。茶树“畏日”，因此习俗讲究要将茶种在“树下或北阴之地”，或“桑下、竹荫地种之，皆可”。《四时纂要》。
三、畜牧风俗
隋唐时期，畜牧业非常兴盛。马、牛、羊、猪、狗、鸡六畜均有饲养，而马在六畜饲养中占着首要地位。据文献记载，唐代马的牧养规模空前，朝廷则专门设有负责养马的专门机构。唐太宗时，仅陇右官营畜牧场“自贞观到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秦汉以来，唐马最盛”，《旧唐书·兵志》。清代王夫之认为，“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王夫子：《噩梦》。此外，作为役畜的牛、驴、骡等也受到重视。对农家而言，牛的地位和作用，为六畜之首。“将牛何处去？耕彼故城东”元结：《将牛何处去》，《全唐诗》卷二四0。“无人无牛不及犁”戴叔伦：《女耕田行》，《全唐诗》卷二七三。“牛壮日耕十亩地”高适：《寄宿田家》，《全唐诗》卷二一三。“黑黍舂米酿酒饮，青禾刈了驱牛载”曹邺：《田家效陶》，《全唐诗》卷五九三。等诗句表明，在当时，农家养牛主要是为了耕田和运输。唐代时，马、牛、驴骡等役畜牧养已做到“牧养有法，医疗有方”；而在猪、羊、鸡等内畜的饲养方面已具有丰富的习俗。
1．重现畜种繁育
隋唐时期，社会重视对家畜品种的改良和繁育，《唐律》对官养家畜的交配季节，母畜繁育幼畜的比率等都有条文规定，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唐代的养马业极为发达，“马者，兵之用也”，《旧唐书·兵志》。养马的目的是为了军事，所以，为了使所养的马体格强壮，已习惯于引进少数民族的优良种马对马进行杂交改良，“既杂胡种，马乃益壮”。《新唐书·兵志》。据《唐会要》记载，唐高祖时，康国（今中亚地区）曾进贡四千匹大宛良马；唐太宗时，居住在瀚海以北（今西伯利亚叶尼塞茨克地方）的“骨利十”族人曾贡良马一百匹，其中有十匹特别优良，被唐太宗称为“十骥”。《唐会要》卷六六。这些良马均被作为种马，用于杂交繁殖。在种马的选留选留方面，唐时已有“十三岁以下可以留种”段成式：《酉阳杂俎》。的习俗；并有“戎马八尺，田马七尺，驽马六尺”等标准。
隋唐时期，牛是用于农业的主要役畜，饲养牛的目的是用于耕田、驾车、驮载。因此，隋唐政府对耕牛的繁养很重视，一面扶植和鼓励农家养牛，另一面还颁布法令，禁止随便宰杀耕牛。如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还一度颁布三年之内不准杀牛食牛的禁令。《旧唐书·宣宗记》。因此，唐代的养牛业有很大发展。
在羊的良种繁育方面，唐时也有引进种羊的习俗。当时的唐政府还在同州苦泉沙苑牧场引进良种羊进行繁育，经长期风土驯化和人工选育终于育成“耳如茧，尾如扇，角如栗，肋如筋，肉味不膻”明天启《同州志·物产》。的“同州羊”至今仍是我国优良绵羊品种之一。
2．饲养因习性
在马的饲养管理方面，唐代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唐代张说在《陇右群牧颂德碑序文》中曰：
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焚原燎牧，除蓐衅厩，时其事也。洁泉美荐，庌凉栈温，翘足而陆，交颈相靡，宜其性也。功驹教騑，讲驭臧仆，刻之剔之，羁之策之，就其才也。
就是说出牧、收牧、烧野、清厩都应因时而异，喂料、饮水要注意营养搭配和讲究卫生，马厩要冬暖夏凉、干净清洁，调教幼马要根据马性，等等。可见，当时已有根据时令和马的习性来饲养、驯练马匹的习俗。
为了保护马群过冬，唐政府还在西北地区建立饲料基地。《新唐书·兵制》曰：“置八坊岐、幽、泾、宁间，地广千里……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在陇右，也“莳茼麦、苜蓿千九百顷，以茭蓄御冬”，“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张说之文集》卷十二《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亭文》。据《唐六典》记载，当时在马的喂料方面根据不同畜种、用途和季节，有一套不同的饲草供应标准，并有在饲料中添加食盐的习俗。
牛的饲养主要是放牧，白日由牧童牧放山坡草地，傍晚归来，回农舍再补以饲草。唐代诗人对牛的放牧多有描述，如“入陂草多牛散行，白犊时向芦中鸣”张籍：《牧童词》，《全唐诗》卷三八二。“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依杖候荆扉”王维：《渭水田家》，《全唐诗》卷一二五。等。
3．畜病重防治
在唐时，官牧马场已十分重视对马病的预防，注意对病马的去除，有“纲恶去害”《岐、邠、泾、宁四州八马坊碑颂》。之俗。在马病治疗方面，有“焊药疗法”、“冷敷理疗法”和“取槽结法”等治疗方法。
焊药疗法用于治疗马蹄溃烂，其法为：用快刀修削蹄甲，将坏死组织清除干净，然后将药膏填入空洞，以烧红的烙铁烙熔，使药膏紧密地焊在蹄匣内，既方便、牢固，疗效也好。冷敷理疗法用于治疗马的无菌性炎肿，其法为先用黄泥浆涂敷炎肿处，再“微烧烙铁轻轻熨”。对发炎肿胀的一些疾病，则采取：内服消黄散以消炎肿，外用针刺放瘀血；以砂、砒霜杂糯米饭，埋藏患处以去烂肉；以及采用冷敷、热敷或冷热敷结合等治疗方法。“取槽结法”，以手术方法摘除化逐的淋巴结，手术操作已与现代外科基本相同，只是比较粗放。
4．相马术发展
隋唐时期的相马术在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据《司牧安骥集·相良马》记载，当时已把《齐民要术》提出的相马《五脏论》与相眼术有机的联系起来，认为“目大则心大，心大则猛利不惊”；反之，“若目小而多白，则惊畏”。此外，认为“鼻与肺”、“耳与肝”、“腹与肠”亦有同样的相关性。这表明唐代人们对外形是内部器官的外部表现已有较深的感性认识。《司牧安骥集·相良马宝金篇》则强调相马要“由粗及精”，指出相马的要领在于相眼，书中对良马眼睛的部位、大小、色泽、形态都作了细致的描述，并曰：“三十二相眼为先，次观头面要方园”。唐代相马术，以对一些迷信说法有所批判，如旧时相马术有以马旋毛的生长位置和方向来判断吉凶的习俗，《司牧安骥集·旋毛论》则专门批判了这一习俗，指出相马“当以形骨为先”。
5．马藉制度完备
唐代官办牧场有较完备的马籍和马印制度。当时的马籍，以登记马种优劣为主要内容，《新唐书·百官志》曰：“马之驽良皆有籍，良马称左，驽马称右”。和马籍制相配合，唐政府还建立了马印制，《唐会要·诸监马印》曰《唐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发掘报告》，《文物》1975年期。“凡马驹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监名依左右厢印印尾侧”；“至二岁起脊，量强弱，渐以飞字印印右膊，细马、次马俱以龙形印印项左”，“其余杂马齿上乘者，以风字印左膊，以飞字印左髀”。马籍和马印制把良马和驽马、强马和弱马区别开来，不仅便于征调，也含有去劣存优的意义。此外，又有牛藉、牛印制，即对牛的牡牝、毛色、岁齿进行登记，并在牛身上还烙州印以为记。
四、渔业风俗
隋唐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封建农业生产更进一步深入和完善，生产内容更加广阔，更为丰富，渔业生产已从农家之副业开始转变为独立的经济行业，渔业生产已从过去自发的、偶然的、附属的副业化生产趋变为自觉的、经常的、独立的专业化生产，渔业生产风俗也比过去更为丰富。
1．以渔为业
隋唐时期，社会上从事渔业生产的专业户已非常普遍。《太平广记》载曰：唐时“清渭之滨，民家之子，有好垂钓者，不农不商，以香饵为业，其家数口衣食，纶竿是赖。”《太平广记》卷十。鄱阳湖附近的丽池村，“无田畴，诸聂累世居之。采木於山，捕鱼於湖，以为生计”。洪迈：《夷坚志·夷坚支癸》卷八。这类赖鱼为生的专业户，多为贫穷之人，依靠简单的渔业工具，进行生产活动，以维生计。或以舟船为居，或于滨水草丛芦苇中栖身。唐诗有曰：“竹屋清江上，风烟四五家，水园分芰叶，邻界认芦花”；刘咸：《宿渔家》，《全唐诗》卷五六0。“首戴圆荷发不梳，叶舟为宅水为居”。张乔：《渔者》，《全唐诗》卷六三九。
唐代中央政府很少对渔业生产实行更多有效的管理和干预。只是如鲤鱼，由于皇帝李姓，同音犯讳，于是中央政府制订法律，禁止民间捕养鲤鱼。《酉阳杂俎》曰：“唐使律，取得鲤者宜即放，号赤鱼军，仍不得吃。”又，《泊宅编》曰：“唐律禁食鲤，违者杖六十。”对开始禁鲤的年代，正史上有明确的记载：开元十九年“春正月……已卯，禁采捕鲤鱼”。天宝年间，此禁已弛，禁鲤之举不过十年左右。因此外，渔业生产者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与自由度。虽然偶而也有“吏征渔户税，人纳火田租”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一六，《东南行一百行》。但总的情况是户不入籍，定无居所。唐诗有曰：“扁舟沧浪叟，心与沦浪清，不自道乡里，无人知姓名，朝从滩上饭，暮向芦中宿，歌竟还复歌，手持一竿竹，竿头钓丝长丈余，鼓拽乘流无定居”。岑参：《渔父》，《全唐诗》卷一九九。而且世代相传，政权力量束缚较少。所谓“不愧人间万户侯，子孙相继老扁舟”，“羡君独得逃名趣，身外无机任白头”。胡曾：《赠渔者》，《全唐诗》卷六四七。
2．人工养鱼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