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士人大多崇尚忠义、注重气节。《宋史·忠义传》序曰：“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诸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宋史·忠义传》。近人张亮采则认为，宋代仁人义士，“身当国变，茹辛忍苦，百折不回”，“可为万古国家社会风俗上之标准”，“要为当时风俗之代表”，“故吾言宋之风俗，不得不急举仁人义士以为冠冕焉。”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引本，第157～158页。北宋“起而勤王，临难不屈”者如宗泽、韩琦、刘錡诸人；南宋则有精诚报国、诰气长存的岳飞、文天祥等。
２．人情高谊
对北宋汴京开封的人情高谊，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之五《民俗》中有具体描述：
若见外方之人为都人凌欺，众必救护之。或见军铺收领到斗争公事，横身劝救，有陪酒食檐官方救之者，亦无惮也。或有从外新来，邻左居住，则相借动使，献遗遗汤茶，指引买卖之类。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邻里互相支茶，相问动静。凡百吉凶之家，人皆盈门。其正酒店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以至分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如有连夜饮者，次日取之。诸妓馆只就店呼酒而已，银器供送，亦复如是。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
《宋史》所传之人物，赈恤戚属乡里有难者、帮嫁孤女并助葬者时而有之。《贾黄中传》曰：黄父“初通判镇州，葬乡党群众之未葬者十五葬。孤贫不自给者，咸教育而婚嫁之。”《韩亿传》曰：“见亲旧之孤贫者，常给其婚葬。”《赵拚传》曰：“嫁兄弟之女十数，他孤女二十余人。”《石介传》曰：“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丧。”
3．闲人游手
宋代社会，以闲事而食于人者为数众多，成为时尚。“有训导蒙童子弟者，谓之馆官。又有讲古论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名曰客”；有“今则百艺不通，专精陪侍涉富豪之弟郎君，游宴执役，甘为下流，及相伴外方官员财主，到都营干”者；有“专以参随服役资生，旧有百业皆通者”；有“谓之闲汉，凡擎鹰、架鹞、调鹁鸽、斗鹌鹑、斗鸡、赌扑落生之类”；有“专为干当杂事，插花挂画，说合交易，帮涉妄作，谓之涉儿，盖取过水意。”又有“一等不本色业艺，专为探听妓家宾客，直趁唱喏，买物供过，及游湖酒楼饮宴所在，以献香送欢为由，乞觅赡家财，谓之厮波。”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闲人》这等都市帮闲杂人，“若顾之贪婪；不顾之，则强颜取奉，多呈本事，必得而后已”耐得翁：《都城纪胜·闲人》。
闲人中还有一种骗子，据宋陈世崇《随隐漫录》记载，钱塘游手数万，以骗局为业。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五。《武林旧事》载曰：
有所谓美人局（以倡优为姬妾，诱少年为事），柜坊赌局以博戏、关扑、结党手法骗钱），水功德局（以求官、觅举、恩泽、迁转、讼事，交易等为名，假借声势，脱漏财物），不一而足。又有卖买货物，以伪易真，至以纸为衣，铜为金银，土木为香药，变换如神，谓之白日贼。若圜圚之地，则有翦脱囊环佩者，谓之觅贴儿”。其他穿窬胠箧，各有称首。
六、社会陋俗
1．妇女裹足
妇女裹足一般认为始于五代南唐，自李煜命宫嫔用帛绕足，以弓绕足，以弓纤为妙，后渐渐仿效。北宋大约裹足之风从宫庭传入教坊乐籍，尔后传到京城，再外传各城市。北宋徐积《渔父乐》诗表彰蔡氏寡妇曰：“何暇裹两足，但知勤四脚。”《节孝集》卷十四。张顾在《墨庄漫录》曰：“妇人之缠足，起于近世。”太平老人《袖中锦》曰：“章相言，近世有古所不及者三事：洛花、建茶、妇人脚。”可知北宋时缠足已较多了。陆放翁《老学庵笔记》曰：“宣和女子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错到底。”苏轼《菩萨蛮》词曰：“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悉罗袜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纱说应难，须从掌上看。”足见，宋时人们都以小脚为好看。
南宋裹足之风渐盛。南宋初，刘光世的家妓都缠足，“稳小弓鞋三寸罗”徐士莺：《宋绝》卷七《爱慕》。誉为“脚绝”。当时诗词中“美人足”“似一钩新月”之类的诗句不少。从车若水所说：“妇人缠脚，不知起于何时？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束，不知何用？”《脚气集》卷一。也可知裹足已成风气。到元代时，妇女“人人相效”裹足，“以不为者为耻”。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缠足》。
2．弃婴成风
有宋一代，社会生产得到了空前发展，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衍，据统计，宋代人口达到一千四百多万人，比唐代增加了近一倍。由于人们多子多福思想的动摇，或因陋俗相沿，或因灾荒饥馑之故，更因赋税繁重、吏治腐朽，民间杀婴、弃婴习俗非常普遍，演变成一种社会风俗。
当时，荆湖北路，“岳、鄂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苏轼：《苏东坡全集》前集卷三0，《与朱鄂州书一首》。江南东路“东南数州之地……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谓之子，即其土风”《宋会要辑稿·形法二》之五八。福建路“例不举子，家止一丁，纵生十子，一子之外，余尽杀子”；史浩：《郧峰真隐漫录》卷八《福建州乞置客庄赡养生子之家札子》。“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虽有法而不能胜”朱松：《韦斋集》卷十《戒杀子文》。“不举子之习，惟闽中为甚。”陈渊：《默堂先生文集》卷十九《策问》。浙东路“衢、严之间，田野之民，每忧口众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举。”《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七。不举子之风并不只盛行于贫困之家，而且也蔓延于衣冠富户和封建人士人之间，如“闽之八州，惟建、剑、汀、邵武之民，多计产育子，习之成风，虽士人间亦为之，恬不知怪……富民之家，不过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杨时：《龟山集》卷三《寄俞仲宽别纸》。
男女相比，生女不养更为严重。由于宋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加上厚嫁之风普遍，至使“世俗生男则喜，生女则戚，至有不举其女者”马司光：《书仪》卷三《婚仪上》。“资财遣嫁，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便不举”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七。许多地区，溺杀女婴成风。以至造成“往往衣冠门，继嗣无双髻”刘子翚：《屏山集》卷十二《渝俗十二首》。；男多女少，人口性别比例失调，众多男子难以找到配偶。在福建地区因此形成了“卷伴”之俗。张栻曰：“诱引他人妻室，贩卖他处，谓之卷伴。”《南轩先生文集》卷十五《渝佶文》。
对杀婴、弃婴的陋习，宋王朝及各级政府频加戒谕，屡颁禁令，并采取了不少举措，然难以改易，禁而不止。
3．养女取财
《宋稗类钞》曰：宋时“京师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育女，则爱护之如擎珠捧壁。稍长则随其姿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择娱侍。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杂剧人、扩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称。就中厨娘最为下色，然非极豪贵之家不可用。”《宋稗类钞》下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685页。有的为了养女取财，竟逼女为娼。“宋陈郁藏云：吴下风俗尚侈，细民有女必教之乐艺，以待设晏者呼。使令莫逆奉承惟恭，盖觊梨赡家，一切不顾，名为私妓，实为公妓无异也。”邓之琴：《中国风俗史》，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279页。更有甚者，兴元有夫妇商议云：“使女也教之歌舞，独不售千万钱耶？”于是把儿子“纳深屋中，节其食饮，肤发腰步，皆饰治之。此年十二三岁，嫣然美女也，携至成都，教之新声”，竟然卖价“直至七十万钱”廉布：《清尊录》。宋宁宗时，一名官员的厨娘被发现系男子假扮，原来他幼时由其父“与之穿耳、缠足、搽画一如女子，习学女工饮食，买赂牙保，脱骗富户，充为厨娘”洪迈：《夷坚续志》前集卷一。这是商品货币经济冲击下，金钱至上的社会环境孕育的怪现象。
4．赌博盛行
宋时赌博之风很盛，社会上有人以赌博谋生，也有人开赌场赢利。《老学庵笔记》卷5日：“市人有以博戏取人财者，每博必大胜，号松子量。”《尘史》卷下《博弈》曰：“世之纠帅蒲博者，谓之公子家，又谓之囊家。”《武林旧事》曰：“柜坊赌局，以博戏关扑，结党手法骗钱。”周密：《武林旧事》卷六《游手》。即使赴京应试的举子也聚众赌博。如天圣年间，举子郑戬“与同辈赌彩选，一坐尽负”，他一人独“赢数百缗”。《宋会要·刑法二》之二；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三。官场中同样赌博成风，如章得象与杨亿、李宗谔等不时相聚赌博，“一夕负钱三十万”《宋史·章得象传》。数量之大，令人吃惊。有时皇帝也参与赌博，如宋神宗与其弟吴王、嘉王“击球，戏赌玉带”；嘉王曰：“若臣胜，不用玉带，只乞罢青苗、市易”，神宗“不悦”。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十四《神宗朝臣议论新法》。北方辽朝赌博之风也不减宋朝。辽兴宗与其弟耶律重元“因双陆，注以居民城邑”，兴宗“屡不竞，前后已偿数城”；伶官罗衣轻劝告道：“双陆休痴，和你都输去也！”《辽史·罗衣轻传》。
赌博给社会带来严重后果，并危及统治秩序。《燕翼诒谋录》曰：“其输钱无以偿，则为穿窬。若党类颇多，则为劫盗纵火，行奸杀人。”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二。由于赌博而造成的命案，宋时屡屡有见，如支乙“于衢州南市，楼上开置柜坊，楼下开置茶肆，以妻为饵”，“知陆震龙有钱可骗，诱之使赌，又作套坐掷，使之尽输”；陆一夜之间输尽家当，无力还赌债，“在家自缢而死”。《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四《惩恶门·赌博》。
两宋朝廷在法律上也禁止赌博，北宋初年沿用唐律：“诸博戏赌财物者，各枚一百。赃重者，各依已分准盗论。其停止主人及出玖若合者，各如之。赌饮食者不坐。”鉴于赌风太甚，太宗于淳化二年（991年）闰二月下诏：“京城蒲博者，开封府捕之，我犯者斩。”“匿不以闻及居人邸店僦与恶少为柜坊者，同罪。”刑罚可谓重矣。但由于皇帝本人也参与赌博，可见法律难以得到很好的执行。故终其两宋之世，赌风未曾禁绝。
5．元代四等人制
元代蒙古贵族入主中原，为保持对汉族的统治，根据民族的不同和被征服的先后分人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蒙古人为“国族”，居第一等；色目人，“除汉儿、高丽、蛮子诸人外，俱系色目人”《元典章》卷四九。为元朝最高统治者的得力助手，系第二等；汉人，又称“汉儿”，系准何以北原金朝统治下的各族及较早受蒙古征伐的云南、四川两地居民，居第三等；第四等为南人，又称“蛮子”、“新附人”等，指最后为元延征服的原南宋境内的各族，即元代江淅、江西、湖广三行省及河南行省南部范围内的居民。汉人和南人绝大部分为汉族。
四等人的地位和待遇殊异，据《元史·百官志》记载，从中央到地文各级官署之长均以蒙古人担任，汉人、南人只能充当副职。在入仕途径上，汉人、南人也受到种种限制。在法律上极为不平等，四等人犯同样的罚，所受的处罚绝然不同。另外，对汉人、南人还进行严密的军事防范，不仅派蒙古人、探马赤军“与民杂耕”，监视汉人；还屡禁汉人、南人执把弓箭和其他兵器；甚至禁止汉人、南人畜鹰、犬打猎，对江南农家用于生产的工具铁禾叉子也加以禁止，对庙中供神的兵器责令以纸木做的代替。为防聚众闹事，元朝统治者以至对汉人、南人迎神赛社、习学枪棒和演唱戏文等活动，都无不横加禁止和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