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由于敦煌文化研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所以自藏经洞打开以来，敦煌文化研究越来越为有识之士所重视。不少专家学者以极大的精力乃至全部精力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为读懂敦煌文化并使之为当代服务而艰苦奋斗，从而形成了一部敦煌文化的研究史。
敦煌文化研究并不等于敦煌学研究，而是整个敦煌学研究中的一个带有综合性的分支学科。对此，现在似乎还没有很多人承认。然而，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有那么一些人还没有承认不妨碍在敦煌学研究的大厦中给予敦煌文化研究以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的位置。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任务以及研究的方法。在笔者看来，敦煌文化研究既应当以整个敦煌学研究中相关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作为自己的基础，又应当从文化的角度对整个敦煌文化进行总体的分析研究，以弄清敦煌文化从形成到消失的全过程，弄清敦煌文化的本质、特点及其多方面的表现，弄清敦煌文化在中国以及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弄清作为历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的敦煌文化所包含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从而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正由于此，敦煌文化研究在整个敦煌学研究中不仅可以成为一个分支学科，而且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
如果上面说的看法多少还有一点道理的话，那么也就可以说，敦煌文化研究在整个敦煌学研究中是一个既有较长历史，又还相当年青的分支学科。说它有较长历史，是说作为敦煌文化研究之基础的整个敦煌学研究中众多相关分支学科实际上早已产生。说它还相当年青，是说真正意义上的敦煌文化研究，其正式出现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最近20来年间的事情。
当1909年敦煌学研究的历史正式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许多专家学者研究敦煌文献以至敦煌艺术。研究敦煌文学，研究敦煌儒家以及道家、道教、佛教等典籍，研究敦煌语言、文字、音韵等资料，研究敦煌艺术，都有值得重视的重要成绩。王国维、罗振玉、蒋斧、刘师培、刘复、朱孝臧、陈垣等专家学者都是很有贡献的。就是说，作为敦煌文化研究的基础的敦煌学研究中众多相关分支学科不仅已经产生，而且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然而，当时的研究，虽然有许多都和敦煌文化研究有关，虽然有许多都是在某种意义上为敦煌文化研究打基础，却如同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所写序文中指出的，专家学者乃是“各就其治学范围”进行的，治文学者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治宗教学者从宗教学角度进行研究，治艺术学者从艺术学角度进行研究，治语言、文字、音韵等学者从语言、文字、音韵等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唯独没有从文化角度进行研究者，甚至连真正从敦煌学角度进行研究的也都并不很多。当时，所谓敦煌文化研究，实际上只是与敦煌文化研究有关的研究，而不是敦煌文化研究本身。因此，当时的敦煌文化研究，作为敦煌学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实际上还处于潜在形态，并未正式出现c：如前所述，当时连“敦煌文化”这样一个概念似乎都还未曾出现，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当然，到了40年代，虽然出现了“敦煌文化”这样一个概念，然而那似乎也只是偶然出现、偶或用之而已，既未引起重视，也未普遍流行，更未见有谁对之进行界定。人们研究与敦煌文化有关的那些资料，但是仍基本上是“各就其治学范围”进行研究，真正意义上的敦煌文化研究仍然只是一个潜在的分支学科。
敦煌文化研究作为整个敦煌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的出现，应当说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当然，从新中国成立迄今的半个世纪时间中，情况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除过十年动乱期间不说外，头17年和后20来年，是有不同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敦煌文化研究这一分支学科的出现即处于酝酿之中。特别是姜亮夫先生《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的出现，表明已经有了从文化角度对敦煌文化进行总体分析研究的良好苗头。但在头17年中，对敦煌文化的文化角度的总体研究仍是浅尝辄止，在一定程度上也只是取用了“文化”这样一个名目作为统一的旗帜，把分门别类地论述和介绍敦煌文化的几个重要类别和载体的文字拼合到一起而已，从文化角度对敦煌文化进行总体分析研究实际上是很不够或者说是基本上尚未为之的。在整个敦煌学研究界，大量的研究成果，实际上也还是专家学者，“各就其治学范围”写出的；其中许多与敦煌文化研究有关者仍非从文化角度做出，更不是对敦煌文化进行总体考察，尽管总体考察离不开对其各个部分的考察。之所以仍然如此，自然是有原因的。除了研究者多非专门的敦煌学研究人士而是各有其治学范围外，很重要的一条是：敦煌保存下来的那一堆古代文化遗产，数量太大，类别太多，国内人士又不易全部看到；敦煌文化研究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是要以对有关材料、有关类别之研究作为基础的，而这个基础工作即使是在有关材料易于全部看到的情况下也是需要时间的，在有关材料不易全部看到的情况下就更是需要时间了。
进入新时期以来，敦煌学研究发展很快，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与敦煌文化研究有关的敦煌学研究的诸多分支学科，也都出现了大量研究成果。这样，也就形成了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正式出现敦煌文化研究这个分支学科。事实上，这个分支学科也已逐渐地出现了。由于整个敦煌研究的条件大大改善，由于不少专家学者因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启迪下看到敦煌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而步人敦煌文化研究的队伍之中，由于敦煌文化诸多类别和载体的研究均已取得了一定进展或很大的成绩，由于许多仍然健在的前辈学者因扩展了自己原有的学科领域而对敦煌文化的总体面貌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认识，由于这一切，“敦煌文化”这个概念既巳开始流行，敦煌文化研究所不可避免的对其对象的总体把握也提上了日程。人们可以看到，老一代专家学者如季羡林、常书鸿、史苇湘、段文杰等先生在应当如何从总体上把握敦煌文化方面都发表了不少力图从总体上把握敦煌文化的论文。再后一些，从文化角度研究敦煌文化的气息颇浓的专着即有出现，宁可、郝春文先生的《敦煌的历史和文化》(新华出版社，1993年)即其中较为重要者。另外，还出现了一些从文化角度研究敦煌文化某一类别和载体中某一问题的论文，如王小盾先生的《敦煌（高兴歌）及其文化意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张鸿勋先生的《敦煌唱本（百鸟名）的文化意蕴及其流变影响》(《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等。再后一些，便是从文化角度总体研究敦煌文化的重大研究课题的提出、实施和完成。其中，拙着《敦煌文化通论》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已通过专家鉴定并作为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中的~卷由出版社出版。当然拙着绝不可能是十全十美之作。虽然出版以来一些专家学者给予好评，但实际上也还只是一个尝试，其中存在的问题一定会很多。但无论如何，现在似乎可以这样说，即：敦煌文化研究作为整个敦煌学研究的一个带有综合性的重要分支学科，在近20年中终于逐渐地正式出现了。
那么，现在还存在什么问题呢？问题当然很多。作为近20来年间逐渐正式出现的敦煌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不可能没有许多问题存在。但是，最主要的问题，笔者以为有三条：
第一，敦煌文化研究这个分支学科正式出现为时不久，研究还是很不够的。不仅如此，而且连这个分支学科能否成为一个分支学科，似乎仍然还是个问题。人们只要看一看1998年年底出版、1999年获得国家图书奖的《敦煌学大辞典》中竟然未设立“敦煌文化”这样一个辞条，就可以想见此中情形了。“敦煌文化”概念之流行，多是在口头上以及新闻报道中流行，敦煌文化研究作为敦煌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的学科地位，如同本文前面就已说过的，还未最终得到承认。
第二，“敦煌文化”概念还未能得到界定。如前所说，长时期中，人们说到敦煌文化，想到的便是敦煌保存的那一堆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直到现在，在许多人心目中，情况似乎仍然如此。这固然不能说不对，但毕竟不是科学的理解，不能替代用科学的语言对“敦煌文化”概念进行界定。一些相关的着作，仍然只是对敦煌文学、敦煌艺术、敦煌教育、敦煌宗教等等分门别类论述的拼盘，只是论述整个敦煌文化中的某一子文化如婚姻文化、饮食文化、丧葬文化之类，很少对整个敦煌文化从文化角度作总体论述。因此，什么是敦煌文化、敦煌文化的总体特点是什么、敦煌文化的灵魂是什么、敦煌文化的历史进程如何等等问题，实际上还是并不怎么清楚的。《敦煌学大辞典》未设立“敦煌文化”这个辞条，原因可能也在这里。
第三，与敦煌文化研究有关的敦煌学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仍然显得不够。作为敦煌文化研究之基础的敦煌教育、敦煌学术、敦煌科技、敦煌宗教、敦煌艺术、敦煌文学、敦煌民族、敦煌民俗、敦煌语言、敦煌体育等等方面的研究仍然有待继续深人地进行。否则，进一步的敦煌文化的总体研究将会受到制约。
当然，这几个问题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决的。这里需要的仍然是时间，即一切让时间去解决。但是，笔者深信，敦煌文化研究不仅在理论思考上可以成为一个分支学科，而且在研究实践上也可以成为一个分支学科；笔者还深信，敦煌文化研究作为整个敦煌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的地位必将为敦煌学研究界所认同，有关敦煌文化的一系列基本的和其他的问题必将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开展和深入而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人士的研究。事实上，在私下的友朋交谈中，已经听到这样一个说法：在新世纪的敦煌学研究中，敦煌文化研究将会是一支突起的异军。这种说法是否确切，可以不论。这里要说的是，这种说法至少说明了一点，即人们期望着敦煌文化研究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人们也相信敦煌文化在新世纪中必定会结出质量更高、数量更多的果实。
是的，敦煌文化研究这个分支学科的发展前景是乐观的——我坚信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