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刺激、影响下形成的独树一帜的“敦煌文学”和“敦煌乐舞”尤其使人耳目一新，成为我国文学艺术史上两大瑰宝。两者反映西域文化的影响最为显着。例如：题材常取于佛经，形式常借鉴于西域歌舞和梵呗、梵戏。
“敦煌文学”中最特殊的品种是讲唱文学和演唱文学。讲唱文学，体裁多样，形式活摩。就体裁分，有变文、讲经文(附类又有押座辞、解座辞)、因缘(亦称缘起)、善缘(敦煌遗书P.3618《秋吟一本》、P.4980《大圣观世音菩萨三卷》及P.2704、S.5572两残卷)、原始诸宫调(见敦煌遗书）.3407、3.3017及35996《禅师卫士遇逢因缘》)、话本、故事赋、释门曲辞等类；就形式分，有的兼说兼唱，有的只说不唱，有的只唱不说。听众对象，上自地方最髙长官，下至庶民百姓、僧尼大众，无论识字与否，无论眼亮目盲都能欣赏品味，传播范围很广，社会效益最大北魏温子升、隋代王胄都写过以《敦煌乐》为题的乐府诗。温子升诗云：
客从远方来，相随歌且笑。自有《敦煌乐》，不减《安陵调》。
赞美一位来自敦煌的朋友在洛阳表演的《敦煌乐》，不亚于燕赵之乐（即所谓《安陵调》)。说明早在北魏时，敦煌本土就巳经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乐舞，被称为《敦煌乐》，这个良好的基础，到了唐代得到进一步发展提高，终于形成了“敦煌曲子”。
敦煌曲子是一种演唱文艺，它以曲谱为依托，就谱撰词，以供歌唱；同时就曲与歌词内容编制舞蹈动作，让演员边歌边舞。这就是说，敦煌曲子有曲可奏，有词可歌，有舞可观；曲为词之声，词为曲之义，舞形曲之容，三者互相结合，融文学、音乐、舞蹈为一体。敦煌遗书中残存敦煌曲子谱20多首，词数百首(任二北先生《敦煌歌辞总编》收录1300多首，其中数百首不属敦煌曲子，分别属于佛家辞赞或俗调歌辞及声诗），舞谱27谱(包括9曲23谱，另有残失曲名4谱)。尤为难得的是，敦煌遗书S.7111号写卷开头写“曲子别仙子”，下面记有此曲舞蹈动作的节律说明(水原渭江先生称为“序词：
拍段：慢二、急三，慢二、急三。
然后提行抄写《别仙子》词3首，在第1首词末尾标注“绝乙”2字，第2首词末尾标注“共送”2字，是有关音乐终止和送声的标记术语。可知本卷乃是“敦煌曲子”《别仙子》的曲、词、舞的节要合抄本。在唐代曲辞歌舞文献中独此一件，尤为珍贵。
敦煌曲子，大多是抒情小段，偶有少量联章吟唱故事者。后者同戏曲巳相当接近，是戏曲建构工程极为重要的参预者。
S.2440有一篇《释迦因缘》(拟名），此卷开头是开场时仪仗人员朗诵的“致语”，以后接着抄写几个不同人物角色的唱词；有一处还特别用“回鸾驾却”4字提示国王夫妇及仪仗人员等角色退场和场景变换的说明；通过不同人物角色的演唱，表现净饭王夫妇求子、释迦降生到成佛以及耶输陀罗夫人临险到出家一连串情节构成的故事；末尾有结场吟赞。此卷初步具备了剧本形式，被认为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原始剧本。无独有偶，在敦煌壁画中也发现中唐及五代戏台图多幅，例如莫髙窟237窟火宅图（绘于公元8世纪），院中画一舞台，台基高于地面约为人体高度的三分之二；台上建阁，左右两侧及后部有墙壁，正面敞开，实为一面观的戏台，台上3人正挥袖表演。此图表明唐代敦煌已有戏剧表演的专门场地，为原始剧本之在敦煌出现，提供了依傍和旁证。
戏剧是一种髙级的综合艺术形式。敦煌出现这种高级艺术形式，大约是受到印度梵剧和西域回鹘剧的启发和影响，在敦煌原有的“敦煌曲子”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成的。它既是“敦煌曲子”向高级形态的发展，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影响下的新成果。原始剧本在敦煌首先出现，是有着深厚的内因和外因的。
敦煌有利的地理位置、它的开放政策，和中外商人及公私旅行者的光顾，促进了敦煌地区经济、文化、科学的发展繁荣。作为经济文化繁荣的标志，是造就了一批批有成就的政治家、军事家、经学家、佛学家和翻译家、史学家、地理学家、历法家、音乐家、针灸家、书法家、教育家、金融家、旅行家、文学家，其中不少人在全国亦有较髙的知名度。例如政治家及军事家泛辑(泛胜之之子)、曹宗、曹全(或以为即曹宗）、盖勋、仓慈、皇甫隆、段灼、谢艾、阴澹、杨宣、李翯、令狐整、令狐熙、郭知运、王君奂、尚绮心儿(吐蕃人)、张议潮、张承奉、曹议金、曹元忠、曹延禄、昔李钤部(沙陀人)等，各有建树，或国史有传，或事载典册；书法家张芝、索靖，开一代宗风，传万世绝笔；经学家周生烈、郭瑀、张湛、索敞等，着书立说，儒学名家；着名僧人单道开、竺法护、竺法乘、法颖、慧达、法成等，一代髙僧，佛学名流；教育家宋纤、刘晒等，河西宗师，弟子数千；地理学家阚胭，所撰《十三州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大型区域人文地理专着；史学家侯瑾，着《汉皇德传》25卷，记光武至冲帝八代史事；索绥着《凉春秋》50卷；宋绘撰《中朝多士传》10卷，《姓系谱录》50篇，并为王隐《晋书》及何法盛《晋中兴书》作注，堪称晋史功臣；天文历法家赵欧，撰《河西甲寅元历》、《甲寅元历序》、《七曜历数算经》、《阴阳历术》及《算经》各一卷，其《甲寅元历》为北朝最精确的历法，行用一百多年；历法家翟奉达，五代时主持瓜沙地区天文观测及历法编制，长达50余年，敦煌遗书保存有他编制的历书残卷6种；音乐家索丞，善鼓筝讴歌，每作悲声，能使听者垂泪，改调易讴，又使悲者破涕起舞，时人比作古之善歌者雍门周；佛经翻译家竺法护卓立于前，吴法成荣殿于后。法成本吐蕃族，蕃姓管，汉姓吴，当地人称“小吴和尚”，精通蕃语汉文，为晚唐时期蕃汉语翻译大师，前凉时敦煌索辅，为张轨分析河西自西晋以来用缣帛当货币的弊端，指出“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建议改用五铢钱，人赖其利，堪称有见识的金融家；针灸家张存，针之使人缩脚不得动，以针解之，复行如故；旅行家宋云，北魏神龟元年(518年)出使西域，发自洛阳，首出赤岭，历吐谷浑国、于阗国、朱驹波国、汉盘陀国、钵和国、喉哒国、波知国、赊弥国、钵卢勒国、乌场国、乾陀罗国等十余国，历时4年，至正光三年(522年)返回洛阳，取回天竺佛经170部，有《宋云行纪》，记载沿途见闻，丰富了我国关于西域诸国风土人情的知识。上举诸人，他们一方面作为敦煌才智之士的突出代表，反映着古代敦煌人文的盛况，另一方面也为敦煌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繁荣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学术艺术宝库莫高窟
如果我们把“丝绸之路”比作藤蔓的话，敦煌就是藤蔓上结出的一个色香味美的瓜，而莫髙窟则是此瓜精华钟聚的瓤心。
莫髙窟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鸣沙山东麓，面对三危山，俯临宕泉河，林木蓊郁，流水潺湲，敦煌研究院就设在这里。
早在公元2世纪后半期，东汉着名学者侯瑾隐居于此，着书立说。于是地以人显，成为当地名胜。东晋永和八年(352年），佛教徒开始在此“创建窟”(见P.2691)。太和元年(即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僧人乐传(YueZun)来此，忽见山上金光闪射，“状若千佛”，于是在断崖髙处架空凿岩，造一佛窟。此窟凌空高悬，恍若天宫，成为当地一大奇观。此后，郡人相继造作，层层布列，排满崖面，到初唐时已达“千有余龛”。五代以后，几乎无处可凿新窟，所以此后多就旧窟重修或扩修，一直持续到元代，历世十余朝，越时千余年Q漫长岁月中，在自然力和人为破坏之余，目前还保存着有塑像和壁画的洞窟491个(《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载有492个，其中第485和486两个窟号为同一洞窟重复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