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婧
自1987年法门寺塔基地宫考古发掘以来，学术界关于法门寺文物及历史文化研究的论题与成果日益增多。但是，对于法门寺历史的分期研究，很少有人进行系统地探索。
法门寺地宫的考古发掘，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历史上的法门寺一直是瘗藏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圣地。对于法门寺这样历经千劫而幸存的珍贵文化遗产，学术界应该重视其历史研究，通过全面系统地探索法门寺的历史，不断增强人们对保护法门寺历史文化遗产的认知。
综合法门寺考古发掘20年来所见各种历史资料，可将东汉至近代的法门寺历史分成四个阶段：一，东汉“西典东来”至西魏恭帝二年（555)，为初创期；二，西魏恭帝二年至隋末（555~618年，为发展时期；三，唐至明中叶（618~1505)，为鼎盛时期；四，明中叶之后（1505年之后），为衰微时期。兹将各阶段的主要特征、概况分述如下：
一、东汉“西典东来”至西魏恭帝二年（555)，法门寺的初创时期法门寺号称“关中塔庙始祖”。寺内真身宝塔以瘗藏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闻名。
由于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及以后相当长时期的弘教活动主要以口授、口头传说的形式进行，很少有文字记载，关于法门寺的创建年代和佛祖真身舍利如何到来，至今缺乏确凿史料以资佐证。但从“汉武获昆邪王金人”、汉明帝“夜梦金人”以及佛教史上关于“佛图”、“舍利”的一些追述，我们可以推定：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佛教徒们对佛祖圣物的希求相当强烈，佛舍利乃是佛教徒护法弘教的重要法宝。
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载：“魏明帝（曹睿，227~239)曾欲坏宫西佛图。外国沙门乃金盘盛水，置于殿前，以佛舍利投之于水，乃有五色光起，于是帝叹曰：自非灵异，安得尔乎？遂徙于道东，为作周阁百间。佛图故处，凿为蒙泛池，种芙蓉于中。”这是文献所见外国沙门借重佛舍利的灵异在中国护教弘法的最早记录，说明最晚在三国曹魏时佛舍利已由外国沙门带到中国。
关于法门寺的创建时代和佛骨舍利的由来，现有各种唐人着述和唐代碑碣一致沿用佛教史上着名的阿育王造塔之说。
唐初法琳《破邪论》记述：“佛既去世，弟子等以香木焚身，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其色红白，击之不坏，焚之不焦，每有光明神验。灭后一百-十六年，有阿育王以神力分佛舍利，使于鬼神造八万四千塔，今洛阳、彭城、扶风、蜀郡、姑臧、临淄等皆塔焉，并有神异也。”
阿育王造塔说更早见之于北齐魏收撰《魏书释老志》：“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击之不坏，焚亦不焦，或有光明神验，胡言谓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宝瓶，竭香花，致敬慕，建宫宇，谓为塔。塔亦胡言，犹宗庙也，故世称塔庙。于后百年，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诸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布于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阳、彭城、姑臧、临淄皆有阿育王寺，盖承其遗迹焉。”《魏书释老志》所记缺少“扶风”阿育王寺，可能与北齐魏收以东魏为正统忽视西魏的政治立场有关。不过，唐大历张或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在沿用阿育王造塔说之后又作如是记载：“昔者汉口口齐梁鼎口遭时毁歇，晦迹丘墟，营不口无祥异气往往间出，故风俗谓之圣冢焉。”
视佛舍利的所在为“圣冢”，是中国佛教早期通行的说法。唐道宣律师着《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有很多类似记载凡是早期比较有名的佛寺几乎都有“圣冢”的存在。《佛祖统记》卷第三十五载，汉明帝永平十四年(71)，帝尝幸白马寺，摩腾进曰：“寺东何馆也”帝曰：“昔有阜，夷之复起，有光怪，民呼圣冢”。腾曰：“昔阿育王藏佛舍利八万四千塔，震旦之境有十九处，此其一也。”
张或所言“汉口齐梁鼎口遭时毁歇”，在五代初薛昌序撰《大唐秦王重修法门寺塔庙记》中作：“粤自有周，洎乎大汉，至于晋魏，爰及齐梁。”至清顺治《重修法门寺钟楼记》则云：“从闻法门寺建自西典东来，藏牟尼舍利于浮图，历六朝敕修以迄唐。”所谓“西典东来”，通常指佛教经典东传中国。按佛教史籍，佛经东传始于汉明帝时“白马驮经”。至桓、灵之世（147~188)，安息僧人安世高、安玄，月支僧人支谶等相继来华，出经已颇为可观。
显然，自唐大历张或开始，考虑到佛教于汉代传人中国的基本背景，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法门寺创建于汉代的说法。
法门寺创建于汉代的说法，也得到1987年法门寺唐塔地宫考古发掘地层遗物的验证。据《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在发掘地宫时，在踏步漫道的填土中曾发现有汉代瓦当残片”。于是，《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也认为，法门寺建自“西典东来”之时，由东汉到北周均称阿育王寺。
根据唐人的记载，法门寺的“圣冢”大约在北魏文成帝恢复佛教时期经“太白二三沙门”弘扬，成为一方名寺。又据唐大历张或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云：“空传西域之草，独享中人之荐。厥有太白二三沙门摄心住持，得清净。其始远也，望而之，其少近也，口而信之，周流一方，磅礴口里，色口瑞光通宵，更雄达曙，不散者久之矣。咸请奉以身命，碎于微尘，精诚克孚，指掌斯获，验其铭曰育王所建，因以名焉。大魏二年，岐州牧小冢宰拓跋育以为口古名同于今，削旧规，创新意，广以台殿，高其閛闳，度僧以资之，刻名以纪之。”
这段记载中，“空传西域之草，独享中人之荐”，在五代初薛昌序撰《大唐秦王重修法门寺塔庙记》中作“究异草之西来，验灵踪之所止”，意在说明法门寺佛舍利来自西域。“有太白二三沙门摄心住持…，验其铭曰育王所建，因以名焉”，据已故法门寺方丈净一老和尚探讨，“太白二三沙门”，为北魏名僧昙始、僧周、僧亮，魏太武灭法时逃亡太白山中，文成复兴佛法时，出山弘法。昙始、僧周、僧亮等高僧在法门寺举行盛大佛事，“摄心住持”，供养舍利，并“验其铭曰育王所建，因以名焉”，再度确认“圣冢”为阿育王寺。
“大魏二年，岐州牧小冢宰拓跋育……”，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作“元魏二年岐守拓跋育初启塔基，肇申供养。”依据《周书》有关拓跋育（元育，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事迹与西魏末宇文泰氏改姓以及改行周礼官职考之，当为西魏恭帝（元廓）二年（555)。“高其閛闳”，閛闳，原指里、巷大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高其閛闳，厚其墙垣”。此处当指法门寺之大门、山门。
大（元）魏二年，即西魏恭帝二年（555)，是法门寺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这一年，西魏岐州牧拓跋育大力扩充殿堂、山门，供养舍利，并度僧、刻石，法门寺由一个民间长期传说的“圣冢”、“阿育王寺”，终于成为一处带有浓厚官方色彩的佛舍利供养圣地。
据此，我们将东汉“西典东来”一直到公元555年之间这一段早期发展的历史，称为法门寺的初创时期。
二、西魏恭帝二年至隋末（555618}，法门寺的发展时期
西魏恭帝元廓在位仅仅三年（554~556)，朝政大权实际掌握在宇文泰(505-556)手中。公元557年，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代魏，国号周，追谥宇文泰为太祖。
在西魏北周之际王朝鼎革的形势下，位于关中西部的法门寺，经岐州牧拓跋育大力整修、度僧之后，获得了一次快速发展，寺院规模急剧扩大。据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载：“周魏以前，寺名育王，僧徒五百。及周灭法，厢宇外级唯有两堂独存。”
道宣着录前朝往事，文笔极其严谨简约。道宣记载“僧徒五百”当指北周武帝“法难”之前法门寺的发展规模。北周武帝“法难”开始于建德三年（574)，距西魏恭帝二年（555)拓跋育整修不过二十年。二十年间，在国都长安之外的关中西部崛起一座拥有五百僧众的寺院，这样快的发展速度足以说明法门寺佛舍利供养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北周武帝法难，法门寺遭到严重损毁，“厢宇外级唯有两堂独存。”寺院在法难之前二十年快速发展中形成的拥有“僧徒五百”的宏大规模损失殆尽。但进入隋朝之后，在隋文帝大兴佛教，并效法阿育王在全国一百一十余州造舍利塔，舍利供养深人人心的形势下，法门寺出现了一个表象上看很不景气、但其信仰价值急剧胆升的特殊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