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热和冷
广岛和长崎遭受到的极为恐怖的摧残在整个世界留下了阴影。本来就有许多人视科学为威胁，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种威胁突然变得更为真实、更为直接和更具灾难性——不仅针对那些对科学早有芥蒂的人们，而且针对所有人。突然，某种新的灾难似乎一夜间降临，永远地改变了这个世界。正如广岛的一切所显示的恐怖情景那样，随着一架飞机的逼近，一声警报的响起，一个按钮的按下，死亡和摧残以从未有过的规模发生，如此突然，如此迅捷。
反对法西斯的战争胜利了，但是和平的庆典过于短促，在广岛和长崎之后，和平一词已失去了某种可靠性。在和平与战争之间已经画出了一条新战线，这一令人不安的战线叫做“冷战”，在冷战中两个超级大国和一度松散的盟国，美国和苏联，像是两个巨人站立于战场的两端，各持摧毁对方的武器，双方都知道报复是即刻和致命的。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可以很容易毁灭整个世界。谁都不愿离开这一魔鬼之道。
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是不是永远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死亡和摧残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快、更残酷地逼近世界各国，所有这一切人们全都了解得一清二楚。都市和城镇会在一瞬间从地球的表面消失。无数人口会在一眨眼之间被烧成灰烬，代之以蘑菇状的乌云。
“我变成了世界的毁灭者湿婆神”，当试验用的原子弹在特林尼特引爆时，奥本海默在报告中这样宣称。这位才气横溢、被良心折磨的科学家并没有夸大他对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诞生所作的贡献。他是为了帮助他的祖国和自由世界，做了他清楚地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他要把他的余生尽其所能用于挽回自己造成的破坏。现在美国和苏联竞相制造更大和破坏力更强的炸弹。在物理学家泰勒的领导下，美国研制了世界上第一枚氢弹，借助于氢的重同位素的核聚变，1952年11月1日在太平洋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形珊瑚岛上进行试验。它相当于数百万吨TNT，其破坏力超过投向广岛的原子弹上千倍。“氢弹”成了世界词典的一部分。学龄儿童接受了安全教育，学会如果在上学时遇到“氢弹”投下，如何保护自己。当然这一教育并没有什么价值，无非是在心理上放心而已，更多是让父母放心，而不是让被恐吓的儿童放心。许多家庭在后院修建了“轰炸避难所”，而知识界则在哲学上对这类避难所的伦理意义进行过多评述。试问，你让不让邻居进入你的避难所？如果他们硬要进入，你怎么办？你真的想走出来，在一个被破坏的世界里生活吗？这些问题和避难所一样都是毫无价值的。只有极其天真的人才会相信避难所有什么好处。
电影工业反映也许还强化了冷战年代公众的恐怖，它不断地提供科幻恐怖题材。（编剧们构思的）原子辐射的巨大效应产生的各种丑陋、畸形发展的怪物在电影院和车载影院的屏幕上横冲直撞。“科学太放肆了！”广告这样吼叫，“有好些事情人们是不想知道的！”如果“疯狂的科学家”不是直接或间接产生了这些怪物或其他给世界找麻烦的方式，他们也被描绘成难以相信的天真、粗劣或者令人讨厌的人物，而军人或其他坚定的英雄则与好莱坞炮制的致命和丑陋的东西进行战斗并且战胜了它们。
它们是致命和丑陋的东西。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公众想象的“疯狂的科学家”创造了弗兰肯斯泰因那样脱离了创造者的控制并最终毁灭创造者的怪物，这些怪物只是对乡村城镇进行威胁，而20世纪50年代电影中所创造的巨型蚂蚁、蜘蛛和“原子人”则威胁要摧毁地球上所有的东西以及地球本身。人们在冷战的压力下处于紧绷状态、经常受到有可能整体毁灭的威胁，在一个被政治家、军事家和科学家支配的世界里，个人因感到无法控制自己命运而沮丧，这时人们发现，电影中的幻觉无论是走向胜利或者失败，至少提供了某种解决办法。
正当科幻电影反映了某种世界潮流以及对科学的不信任感时，1957年发生的一件和科学幻想类似的惊人事件使公众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一个嘟嘟作响的小物体突然出现，这是夜晚在地平线上闪闪发光、环绕地球轨道的一颗新星。它的名字叫人造卫星一号，是苏联发射的。
世界的面貌在许多方面从1957年10月开始转变。不久，人类第一次从宁静的太空看自己的星球。两个超级大国开辟了冷战的另一个战场。苏联第一个把人造卫星送上围绕地球的轨道，但是美国的火箭制造者并没有落后太多。美国、苏联和英国在1945年战争行将结束时，都抢着争取德国科学家。德国可怕的V2火箭设计师名列最需要的名单之首。德国首席火箭科学家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1912—1977）意识到他的火箭制造团队对苏联和美国的价值。他和他的小组的许多人预想到在美国会生活得更好，于是他就带了一个大型分遣队向美军集体投降，而其他人则投降了苏联。两支人马都相当秘密地离开了德国。
这一竞赛的直接产物是所谓的导弹，可用于携带大规模的、能迅速杀伤对方的破坏性武器。然而，布劳恩以及小组的关键成员早就有了更大的梦想。布劳恩从小就梦想把人和火箭送上太空，而不仅是敌方领土。美国和苏联当局也都把眼光转向太空，不仅是出于军事考量，也是为了壮大声势。将会是谁率先打破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壁垒，迈出走向太空的巨大一步，从而最先显示其超级实力和知识呢？
随着人造卫星一号的上天，苏联赢得了所谓太空竞赛的领先地位。锐气受到挫伤的美国，在经过几次灾难性和高度公开的失败之后，最后还是设法把自己的人造卫星送上了轨道。突然间，所有的眼光似乎都转向太空，并再次转向科学。苏联和美国的教室里都加强了科学教育。向年轻人展示和吹嘘科学项目的“科学博览会”不断普及，声望与日俱增。尽管“氢弹”的幽灵依然存在，但现在整个世界都把科学看成是英雄。两国的新闻媒体广泛报道“我们的科学家”和“他们的科学家”。在两个超级大国里，公众都知道“我们的科学家”是最优秀的科学家。美国总统肯尼迪意识到采取大胆和令人注目的姿态有着巨大的宣传价值，于是在1961年5月5日宣布，把人送上月球并“安全地带回地球”是国家的目标。冷战仍在继续，太空竞争在加温。1969年到1972年，是美国太空计划的辉煌日子，在6次太空飞行任务中，有12位美国宇航员曾在月球表面行走。
苏联在送人上月球的竞争中明显受挫，于是宣称美国的飞行无足轻重，它更多地关注宇航员在太空的长期逗留，这种飞行将为苏联的太空计划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如果人类要生活在运行于轨道上的永久太空站上，这些信息是必需的，这类太空站既可民用。也可军用。
尽管初衷源于国家荣誉、宣传和军事机密的需要所推动，但美国和苏联的太空计划也为科学打开了新的时代。随着“猎奇性”逐渐消退，把美国宇航员送上月球又返回的阿波罗计划，在公众的漠不关心中平静地收场。再有，美国宇航局把重心转移到能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上，吸引了经费和公众的注意。然而，许多其他的纯科学使命扩展了科学的范围，其影响远远超过了月球漫步者所带来的轰动效应。以先驱者、探测者和航行者命名的太空计划送出了无人太空船，它们满载科学仪器，不仅用于研究太阳系中的行星，而且也研究太阳系中的许多卫星。机器人“眼睛”和电子传感器给地球上正翘首以待的科学家送回了大量图片和信息。小型机器人“登陆者”不仅在火星表面登陆，而且在上面缓慢地爬行，揭开了这颗“红色”行星的许多秘密，又展示了新的奥秘和问题。被人们高度关注的“轨道中的眼睛”——哈勃空间望远镜，把它的触角指向遥远的星系和宇宙深处的黑暗星空，回答各种古老的问题，又提出新的问题，询问有关宇宙本身的诞生、生命和可能的死亡。
当21世纪开始时，科学似乎正处于新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不仅属于天文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也属于揭示原子深层结构和夸克奇异世界的粒子物理学家；以及探讨遗传秘密、借助遗传工程来设计和理解生命本身的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20世纪结束时，科学与社会之间那种不稳定的关系又一次卷土重来。随着科学对生命和宇宙知道得越来越多，对于许多人来说，它的语言和器具似乎过于强大、过于聪明，也过于深奥、过于远离大众，它与可以信赖的平凡世界之间的关系似乎是脱钩的。许多人对这一世界日益增加的复杂性和无法在传统宗教或科学中找到安慰而感到失望，他们不仅开始远离科学，而且开始亲近科学在传统上的老对手：神秘主义和迷信。尽管许多人享受和欣赏科学带来的许多好处——从即时全球通信到快递服务，从衣服容易洗涤到宇宙天体的绝妙图片——但很少有人发现科学的过程在于一种乐趣，也很少有人欣赏科学最基本的方面，欣赏它解决问题和作出发现的方法和途径。也许在21世纪到来时，这一切都会改变。
科学、后现代主义和“新世纪”
在过去50年里，就在科学不断深入探究自然奥秘的情况下，1995年在美国还召开过一个大会，讨论捍卫科学的途径，这实在是极大的讽刺。为什么要捍卫科学呢？因为相当部分受过教育的公众正在与科学渐行渐远，转而信奉各种反科学和伪科学的奇异信条。
尽管对科学和技术有不少负百看法，21世纪的公众还是普遍拥有手机、笔记本电脑、MP3、DVD之类的灵巧设备。即使在观赏山顶自然美景的徒步旅行者也要随身携带全球定位系统接收器、手机、电子记事本，甚至膝上电脑，没有科学和科学家，这一切技术都不会存在。根据《纽约时报》的一份报道所述，“来自美国各地大约200位深感不安的科学家、医生、哲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参加了这次在纽约科学院召开的为时三天的集会，交换观点、筹划策略。会议亮出的口号是‘借助科学和理性起飞”’。该报的解释是，“科学方法论的捍卫者被迫奋起抗击信仰疗法、占星术、宗教原教旨主义和超自然的庸医术”。
当天发现这样的新闻，读者想必尝到了某种时间之旅的奇异滋味，好像世界倒退到100多年以前。从表面上看，世界肯定是处于20世纪。就在2001年，在科学和技术的作用之下，日常生活的景象远非19世纪或20世纪初的普通公众所能想象。汽车飞驰在繁忙的都市街道上，街道两侧随处可见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在建筑物的上空，喷气式飞机把旅客从一个机场运送到另一个机场，从一个城市运送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运送到另一个国家。在建筑物的里面，办公室人员和住户居民用无绳电话或手机给顾客或朋友打电话、通过电视看新闻，用笔记本电脑或掌上电脑向世界各地发送电子邮件，还可以从几千英里外立即收到报纸和杂志的电子版。人类可以在月球上漫步，也可以打碎原子，运送机器人探测器去探测行星，人的寿命比以前延长一二十年。
那么，这200位参加纽约会议的科学家、医生、哲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以及更多没有参加会议、但也同样深切关心的人，他们忧虑的是什么呢？
根据1990年盖洛普民意测验：49％的美国人相信超感官知觉，21％的人相信有来生，17％的人相信他们曾经与死去的人接触过，25％的人相信有鬼神，14％的人相信闹鬼，55％的人相信魔鬼实际上存在，14％的人在最近曾经咨询过算命先生，25％的人相信占星术，46％的人相信巫医或精神治疗，27％的人相信过去外星人曾经访问过地球。2001年做的更近的民意测验表明，美国人中相信超自然力量的人数增加了，特别是在精神治疗方面增加到54％，与死者通信增加到28％，相信闹鬼的人增加到42％。还有人估计，美国人每年花几十亿美元用于草药、针灸疗法、顺势疗法，以及其他各种身体和心理的产品和服务，这些统称为另类健康疗法。
显然，当21世纪来临之际，许多受过教育的人或者对科学感到极度不安，或者反对科学。这不仅是对科学的攻击，也令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感到不安，而且还是对科学方法论本身，以及对诸如“客观真实性”、“理性”和“真理”这样一些概念有效性的沉重的打击。
《纽约时报》在那篇会议报道中继续写道：“许多人说，危险正在日益逼近，理性的构架已经四分五裂……再有……在美国和许多国家正在发生的这种抵毁科学的认知障碍，最终甚至会摧残民主本身，因为民主正是依赖于公民达到理性认识的能力。”
有一些争论涉及局势是不是真有这么严重，毕竟，不可能每个人都会认真考虑放弃科学或把它作为废弃的思想扔到垃圾堆里去。然而，参加纽约会议的与会者大多同意，此种关切有深层次的原因。尽管“理性的构架已经四分五裂”的说法过于严重，但在受过教育的人士中间，毋庸置疑，形形色色的文化思潮确实已将矛头都指向了科学。
新闻报道中所说的“认知障碍”指的是什么呢？尽管它的症状一目了然，原因却各不相同。然而，大多数观察家普遍指出这两种主要倾向：一种被称为“新世纪”的流行社会现象，在20世纪后半叶席卷西方世界；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后现代主义”，大体上是一种纯理论哲学，在同一时期占据了许多学院和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