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从理论上看海外并购大有可为，笔者对整个趋势仍持审慎的态度。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大举购买夏威夷，入主洛克菲勒中心的前车之鉴不可不提。当年日本人是在制造业信心爆满、国内游资泛滥的情形下，做出了一系列自不量力的错误决策。海外并购应该是企业全球布局战略的一部分。
管理层必须对可能出现的企业文化上的冲突，技术/市场上的差异，法规（尤其是《劳工法》）上的限制有充分的准备。
这种准备不仅是心理上的准备，也必须是人才上的准备以及应急方案上的准备。
与笔者交往的一家民营企业，正在洽购一个法国消费品牌。其立意及全球战略无可厚非，相信该企业也有并购的财力，不过拟议中赴法接管的管理层却是民营企业老板从未在海外生活过的小舅子领队，核心层无一会说流利的法语。
应该说日本人擅长在海外设厂、制造，但不擅长企业兼并，欧洲人在海外并购上拿手，但海外生产制造则不在行。
以目前的水平、经验和能力，我们中国人无论在海外制造或海外并购上坦白地说都是门外汉。在过去的100年海外并购案例中，每100个中有60个以失败告终，而真正成功的不超过10个。在一片全新的海洋中游泳，既需要勇气，也要准备充分。
（本文作于2004年3月，原刊于《新财富》）
现在是收购海外金融机构的好时机
国家开发银行（简称国开行）于2007年7月23日宣布，斥资22亿欧元认购巴克莱银行3.1%的股权（2.01亿股），协助其收购另一家欧洲银行—荷兰银行；巴克莱银行并购成功后，国开行将再投76亿欧元，将持有巴克莱银行的股权比例提升到5%以上。10月5日，巴克莱银行宣布放弃竞购荷兰银行。8月14日国开行入股时巴克莱股价为7.2英镑/股，3个月后股价跌至5.3英镑/股，国开行的账面损失相当于其2006年利润（280亿元）的10%。
国开行出海收购金融资产，一定有其战略考虑和长远布局。短期账面上的得失，并不应该成为衡量此项交易成败的主要标准。不过收购时机不尽合理，恐怕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银行业周期的顶峰，在全球并购周期的顶峰，在欧元汇率的高位，以毫无优惠的价格，当一个小股东，这种做法值得商榷。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洲银行最近表示，其入股建设银行的30亿美元已获得300亿美元利润，将于2007年第四季度入账。在中国金融资产上的收益，成为美洲银行在次贷危机惊涛骇浪中的救命稻草。金融资产投资，时机至关重要。当年海外投资者在中国金融机构生病时乘虚而入，而国开行却在巴克莱银行最风光时送上银子。
风水轮流转！今天中国金融机构财大气粗，欧美金融机构却受次贷危机影响而焦头烂额。
花旗银行在3个星期内，两次冲减资产132亿美元。这个CDO（债务抵押证券，次贷的一种衍生产品）结构产品的最大发行商，竟然在自营账户上自留了430亿美元CDO。尽管多数自留CDO的信用评级较高，在资金断流的环境下仍无法得到合理的价值评估，面临评级下调。花旗银行在过去几年已经动用了巨额资本金大肆收购扩张，现在又遇上近十几年来罕见的信贷危机，必须做出巨额资产冲减。它的资本充足率很可能滑到6%以下，急需新资金助阵压场。
屋漏偏逢连夜雨。美国于11月15日开始实施新会计准则，所有无法厘定市场价格的资产，必须遵循“Level3”方法评估。这意味着大批结构产品的估值需要大幅下调，更加重了花旗银行的财政压力以及吸收新资本的迫切性。
面临冲减压力的，何止花旗银行一家。整个投资银行业均遭受着估值下调、盈利骤减的逆境。零售银行的处境也基本相似。保险公司手头也压着大量结构产品。对冲基金更拥有超过45%的CDO。美国情况危急，欧洲金融机构同样不妙。1500亿～2000亿美元的CDO可能将一批欧美金融机构压得透不过气来。
这是中国资金出海、收购欧美金融机构的良好时机。目前金融机构的股价大多十分低廉，而且很难有其他机构出来竞购。此时入主欧美公司的政治阻力也应该比较小。
购买海外金融资产有没有风险？当然有，在市场风高浪急的今天更是如此。但是，目前金融机构的价格十分便宜，不怕长期持有。而且大金融机构多为国计民生的核心，牵连甚广，很少有银行真正倒闭的。最重要的是，今天银行的盈利能力、创新能力较过去有明显改善。尽管在与次贷相关的资产上栽了跟头，需要大量冲减资产，它们在其他领域的盈利前景依然良好。人才还在，网点还在，品牌还在，盈利模式还在，竞争力还在。一旦次贷阴霾消失后，这些资产的价格一定不是现在的数目。这些金融机构不过遭遇到暂时性的资金枯竭，需要为过去的愚蠢和疯狂买单赎身。
当然，收购只是进军海外的第一步。收购后机构间的整合、战略上的协调、企业文化上的交融、管理层的磨合，都是更严峻的挑战，也是交易最终成败的关键。不过出手时机和价位越好，下面的操作越容易。
中国资金出海的第一个大机会，就在眼前。
（本文作于2007年12月，原刊于《新财富》）
中投，该出手时就出手
可惜！当美国投资银行以跳楼价卖身时，中国资金决定做旁观者。巴菲特出手了，连日本的三菱UFJ和野村也出手了，中国却没有人敢拍板。在国际并购最狂热的时候，在银行估值见顶的时候，在欧元汇率创出新高的时候，中国资金有信心大手笔入巴克莱银行一点小股（这笔资金在今天足够买下高盛20%的股权）。决策者当时豪气冲天，不以一时股价波动为意，号称要进行长期的投资、战略的投资。然而，当真正的长期、战略投资机会出现时，当美国最好的金融机构以超优惠价格和条件邀请中国资金作第一大股东时，我们却退缩了。面对争取到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竞争力的机会，我们竟选择了退缩！难道我们就只有做鞋子和玩具的命吗？
人类历史已经进入了后工业社会，生产和流通已不再是利润的主要源泉，资本或劳工也不再是获取超额利润的利器。今天的全球经济，掌控在少数超级资本手上。超级资本数量不大，而且已经从生产过程中剥离出来，但它附着在经济生活的关键制高点上，通过无形的资产对经济活动“雁过拔毛”，享受着超高的利润率，享受着在世界各地政治、经济上的特权。
金融企业，便是这种超级资本中的精英。尽管数量上它们仅占美国上市企业不到5%，却拥有上市公司40%的盈利。
世界前20家金融企业2007年的业务量，是中国一年GDP的1倍；一家大金融企业一年的盈利，相当于一个不太小国家全年的GDP。做金融的高盛一年的利润，是制造业的联想利润（包括收购IBM手提电脑那部分）的24倍。由于不参与生产，资本占用量小，银行的ROE为14%，投资银行更高达30%（即3年多一点便可回本）。
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金融创新，酿造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金融浩劫。次贷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并发症，对金融市场造成一次又一次震荡，重创了许多美欧金融机构。华尔街上五家投资银行，已有三家倒下，剩下的两家仍在资金断流、客户挤提的困境中求生存。对于这些投资银行，目前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生存危机，但是对于手中握有现金的资本来说，这又可能是百年一遇的机会。
投资银行目前其实面临着两个彼此关联，但处不同层面上的困境。第一个是因次贷投资失误而带来的资本损失，补充资本金是它们恢复正常运作的根本必要条件。第二个是因信用受损、银行惜贷而出现的流动性危机。流动性断流是燃眉之急，也是联储注资、保尔森救急方案想解决的。未走出这个困境前，投资银行随时有倒闭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