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经济学家将中国所取得的发展成果，归功于改革开放政策。的确，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不过“人口红利”也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制造业扩张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婴儿潮，为中国带来了大批富有纪律、廉价的劳动力。这批人从70年代末起进入工作期、生育期、储蓄期、消费期。他们一方面压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拉动内部需求，还制造出40%的储蓄率。
高储蓄率刺激高投资，在有利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工业化迅速开花、结果，甚至成为世界的加工厂，创造出一个经济奇迹。由于社会构成相对年轻，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住房需求比较旺盛、动态；同时老人比较少，社会负担轻，资金更多地投入生产性开发，“中国制造”由此崛起。
不过，20世纪70年代初推出的计划生育以及随后的独生子女政策，为中国的人口结构带来滑坡式的断层，势必在未来对经济及社会造成深刻的影响。
根据美国CSIS测算，中国的劳动力供应高峰在2015年前后来临，紧接着是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罕见的收缩。
国内学者在预测高峰到来的时间以及之后的收缩力度上，与美国学者稍有不同，不过大方向一致—“人口红利”已近尾声。
中国的总人口高峰预计要到2030年前后才会出现，不过这是建立在惯性增长和寿命延长基础上的。由于营养、卫生以及医疗保健的改善，中国人的平均寿命预期稳步上扬，推迟了人口高峰的到来。这意味着老龄人口的大幅增加和劳动人口的相对不足。
30年前每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有8个劳动力支持，今天只有6个，而30年后仅有两个劳动人口支持。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以及很快会产生的经济、社会冲击，可以用“触目惊心”
来形容。纠正人口结构上的扭曲，却非短期内可以奏效的。
拉动中国工业化的另一个因素是充沛的资金和低廉的资本成本。中国的工业化某种程度上受益于储蓄者的补贴。以不良资产的形成概率看，目前中国的贷款利率水平并未完全反映出信贷风险。但是中国的资本项目并不开放，其他投资渠道有限，加上对政府的信任，老百姓的储蓄基本都存放在银行中。近年的重化工业化，就是在超低贷款利率下进行的。
随着婴儿潮人群中越来越多的人步入劳动年龄的后期，开支开始增大，储蓄率开始下降。退休之后，银行账户的开支更可能远大过入账。人口老化下储蓄率、投资率下降，已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现，中国也难幸免。如果银行改革顺利，信贷纪律明显增强，投资率的下降可能来得更快。
总之，随着劳动人口增长的逆转，中国的“人口红利”
将于2015年前后告终。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可能将劳动人口在高位上多延续几年。内需急增，则可能加速人手短缺的来临。不过结论大致不会改变：中国的制造业以及现行的增长模式大约还有10年好景。中国的劳动力供应10年后便难以为继。
所以，提高生产力，由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型，不仅是当今国家的政策，也是人口结构变迁下的必然要求。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型，关系到民族的长期繁荣。然而，今天中国的教育现状、企业结构离知识经济的要求有很大差距。今天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也难以催生像英特尔、微软这样的高附加值企业。前面并非坦途。
（本文作于2006年1月，原刊于《财经时报》）
重视服务业出口
如果说可口可乐是世界饮料业“一哥”，相信不会有人对此有异议。可口可乐在过去40年中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人力和物力，与其老对手百事可乐斗智斗勇，得以稳居碳酸饮料销售的榜首。目前还看不到在汽水领域具有超越可口可乐的潜在公司。然而，危机和挑战却从另一条战线升起：消费者口味出现了变化，汽水消费增长停滞不前，瓶装饮用水却大行其道。可口可乐在瓶装饮用水领域起步偏晚，不仅没有垄断地位，连产品优势也谈不上。这成为公司业绩增长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能力可谓独步天下。优质廉价的中国产品已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为我国经济提供着增长动力，并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中国的出口产品不仅进入了欧美等传统市场，也渗透到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几年后，还可能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蔓延。中国产品的出口甚至在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今天我们每人所拥有的鞋子，比我们的父辈多一倍。总之，制造业出口还有许多潜力可挖。
不过我们同时必须看到，制造业出口基数已经很大，也不可能无限扩张。一个人一天只穿一双袜子，任何一个特定时间一双眼睛只能看一台电视。
与制造业出口相比，服务业出口刚刚兴起，而且潜力无穷。随着IT革命的展开，理论上说，除了服务员和总统外，发达国家大多数服务业均可外包。提起服务外包，人们自然想起印度。印度是服务业出口的佼佼者：GE印度声讯中心的雇员人数已超过GE总部的人数；英国推销保险的电话中有一半来自印度；华尔街金融模型的设计、运用，越来越多地承包给印度的MBA们。印度在这个领域的突飞猛进，受益于其优质廉价的人才、英语的普及以及英式法制传统。以笔者观察，在服务业出口领域，印度领先中国8～10年。
但是，这并不意味中国在这一领域没有机会。首先，服务业出口的市场太大，而且越来越大，根本不是印度一家做得完的。其次，声讯服务只占服务业出口的一小部分，从数据输入到动画制作，从金融模型到软件开发，动脑动手不动口的项目多得很。再次，除了美英之外，印度在开拓日本、韩国、德国、法国市场时，语言上并不占优势。而且，印度服务出口业中多数企业的规模都不大。
在争夺服务业出口上，中国至少有3条捷径：？注重服务外移项目。服务出口可以从土生土长的本土公司做起，也可以接收欧美公司外移出来的项目。接收跨国公司的外移项目，并在此基础上扩展是一条多、快、好、省的捷径。
？搞服务出口开发区。行政主导、税务优惠、一条龙接轨是吸引外资行之有效的手段，在吸引服务业出口类外资企业上也不例外。中国在这一领域里经验丰富，并具有行政主导的强力传统。这也是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竞争的一项优势。
？依靠国内市场，抢研发中心。跨国集团在设立海外中心时，市场往往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市场的容量及前景，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望其项背的。靠国内市场的吸引力，拉大项目，尤其是研发中心之类高含金量的项目，是一个好的思路。
在后工业社会，人类对服务消费的需求远大过对物质消费的需求，其增长空间甚为惊人。如何强化中国现有的优势，化解不利因素，后发先至，在服务业出口领域分得一杯羹，既是挑战，也是商机。
（本文作于2004年6月，原刊于《新财富》）
中国消费市场：新的机会、新的挑战
通用汽车在中国售出的汽车数量，多过在美国的销量。
大众汽车在中国赚的利润，多过本土德国市场的。中国汽车市场已经成了各大汽车生产商的必争之地。
中国汽车需求增加是实情，不过这世界第一的王冠，半数要归功于美国人不敢再花钱。世界因此都在寻求新的市场，新的贸易需求源。欧洲、日本经济正在面临结构性困境，新的需求主要来自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尽管中国经济短期内也出现放缓，就业市场形势严峻，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它是世界上第一个走出衰退的主要经济体。人口结构上的变化，是笔者看好未来十年中国消费的一个主要理由。
独生子女成为中国的消费主力，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深远，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美国的婴儿潮成为美国消费主力后，彻底改变了美国的消费习惯和美国经济的发展轨道。
当然，中国的储蓄率不会降到零，中国的消费仍面临两大制约。
第一是中国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人们必须存钱以备不时之需。缺乏适当的医疗保险，对消费行为影响尤大。
第二是占人口2/3的农村人口，从收入到就业机会仍难与城市人口相比较，拖累了整体消费水平和购买力。
政府最近在这两个领域同时推出新的政策，希望能为消费注入新的动力。笔者认为，医疗保障改革和土地流通政策，短期对消费的刺激有限，但长期却可能将中国的消费推上更高的台阶。
中国的消费，肯定与美式消费有重大的差别。绝大多数中国人不需要每人一辆汽车，但是他们在英语教育上的开支却令美国人瞠目。独生子女的上网习惯，制造出一批靠网络游戏赚大钱的公司，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见不到的。中国的保险渗透率较其他地方低，不过随着房屋所有权的普及和汽车拥有量的上升，保险业务增长极快。在中国零售市场中，收入的差异性、品牌的差异性以及地域的差异性，远大过美国、日本市场。
中国的消费市场，面临一个新的机会、一个新的挑战，其变化将制造出新的市场需求和企业王者，其变化将影响到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势。
（本文作于2009年5月，原刊于中国台湾《今周刊》）
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两个命题
2005年5月24日，笔者有幸与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约翰？纳什、詹姆斯？莫里斯，以及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的汤敏、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李稻葵，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圆桌对话。对话的主题是全球化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莫里斯教授从中国的高投资倾向、蒙代尔教授从中国出口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剩余空间、汤敏博士从中国教育机制和投入等不同角度，论及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指出了改进的方向。
中国经济可否持续发展？笔者认为它可以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而且它会给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世界经济的格局带来重大变化。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国丰富的、勤劳的和廉价的劳动力，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场变革。从纺织、玩具到电子，再到化工、钢铁，甚至一两年内中国有可能成为汽车整车和零部件的净出口国。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仍在蔓延，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呈持续走强之势。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人民收入的提高，内部需求迅速扩大。虽然汽车和房地产业相继出现调整，相信均属周期性起落，远景依然亮丽。无论是从中国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竞争能力，还是从国内需求的发展空间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增长是可持续的。
在资源、环保和体制等方面，中国面临着明显的缺陷。
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加剧着瓶颈现象的恶化。这些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不过在这里，笔者想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出两个进一步的命题。
1.中国制造业登上世界舞台的同时，往往伴随着该行业价格和利润率的明显持续下降。这种情况不出现根本性改变，制造业强势就无法长期维持。
中国制造业的强势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制造”的物美价廉惠及全世界消费者，但也带来利润率的下降。笔者认为，这种现象背后是产能过剩以及由此引起的价格战。中国劳动力丰富而且低廉，举世皆知。中国资本成本偏低却少有人提及。资本成本偏低，不仅体现在目前中国的实际利率水平在世界范围内都算超低，更体现在银行和借贷人对风险的意识和态度。许多借款人在借款时并没有考虑如何还款，由于体制上的原因，贷款的银行也经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的后果是银行不断涌现的不良资产，同时使中国过度投资趋于常态。中国超过40%的储蓄率和老百姓对银行的信任，使10
万亿元的储蓄不断流入银行，并转化为投资。笔者认为这种以不良资产为代价的工业化是不可持续的。而且随着2006年年底银行业向外资开放，调整可能已迫在眉睫。
2.中国在劳动力上的优势，会因“独生子女”政策而在今后十几年出现一个逆转。如果生产力没有一个明显的改善，目前的增长势头20年后将难以为继。
据测算，中国劳动力供应高峰会在2015～2020年间出现，最早在2025年左右劳动力供求关系即可能出现逆转。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依赖于劳动力与资本投入，生产力的提高有限。中国经济中不仅科技、创意含量不够，对教育的投入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也不够，企业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如此的经济结构根本无法支持20年后在新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下的增长需要，也难以应付急增的医疗、退休、社会保障开支。
上述两个命题与其说是给出答案，不如说是提出问题。
笔者在这里表达了一些带倾向性的意见，但这些并非结论。
重要的是，提出议题，寻找解决办法。时下有人预言多少年后中国可以赶超美国。笔者认为，在这些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在中国没有出现自己的英特尔、微软之前，还是谦虚一些更好。中国赶超美国并非必然。
（本文作于2005年5月，原刊于《观察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