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是，理想的世界市场资产组合不但包括价值加权的所有股票和债券组合（cross section），而且包括价值加权的货币风险敞口的组合。有一种方法可实现这种理想组合，即每个国家的投资者用他们自己的货币向其他每个国家的投资者贷款。使用远期和期货合约，是一个等价的但可能更经济的方法。当充分的国际资本市场均衡实现时，每个人都将持有这个世界市场资产组合。到这时，那些率先行动的人将获得超额收益，可能是非常大的超额收益。
有关CAPM国际拓展的思想成型于1970年早期，是费希尔和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当这种思想提出时，资本管制的放松和外汇市场的发展，还远没有为国际CAPM的实现做好准备。然而，现实条件已日渐具备，费希尔的国际CAPM一般对冲版本才姗姗来迟，时机的偏差影响了对他新思想的接受。1988年，当费希尔第一次得出结论时，有关最优对冲的讨论很大程度上由讲究实际的和以经验为根据的关注所驱动，而不是被抽象的和理论的兴趣所驱动。给定某些英国股票以及英镑兑美元汇率的历史波动，给定这些序列之间的历史协方差，客户想要知道多大的对冲比率会使每只股票的波动得以最大程度地降低。这是一个实证性问题，有一个实证性答案，事实上每只股票都有一个不同的答案。
费希尔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在有多种货币的世界里，在国际CAPM充分均衡状态（full international CAPM equilibrium）下答案会是什么。这是一个理论问题，有一个理论答案。他发现，最优对冲与单只股票的波动率无关，或者与单个汇率无关，甚至与两者的协方差无关。事实上，最优对冲对所有英国股票相同，对所有日本股票相同，对任一其他国家的股票都相同。它是一般对冲。
对许多实践人士来说，同时也对许多学者来说，费希尔的结论似乎停留在有关世界的太多不现实的假定上，最重要的是世界始终处于国际CAPM充分均衡的假定中。费希尔在高盛的同事鲍勃·李特曼（BobLitterman）提醒我们：“由于世界不是处于均衡之中，大多数投资者不持有市值加权资产组合，一般对冲比例很大程度上并不适合作为资产组合的药方。”然而，对费希尔来说，结论本质上是从相对很少的基本原理出发进行逻辑推断的问题。在严格意义上，世界或许不是处于均衡之中，但对利润的无休止追逐，一直在将其推向那个方向，因此均衡的假定既现实又可行。
不像其他人，费希尔是在均衡条件下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他写出了这个公式。但这并非全部原因。之所以写出这个公式，是因为他早期思考了如何为期货和远期定价，思考了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法，思考了虚金本位制如何运行，以及思考了为何一开始就有不同的货币。可能并非这一切都是解决手头问题的严格必需的背景，但这是费希尔坐下来思考问题时与之俱来的背景，这是费希尔得以找到答案、在发现它时又得以阐明其意义的背景。
有了一般对冲理论，费希尔货币理论的最后一部分终于出现了。作为谜题全部完成的证据，该理论的最终含义是一个简单公式，表明如何使世界上的每个人经济状况更好。1989年，费希尔说：“期权没有帮助任何人得到更有效的资产组合，但这个理论做到了。”35该理论耗费了他20年的时间，但值得如此投入。
费希尔被芝加哥大学所能提供的学术机会所吸引，来到了芝加哥大学，他没有感到失望。无忧无虑地待在商学研究生院，处在莫顿·米勒和詹姆斯·罗瑞的翼护之下，他勇敢地探索芝加哥大学其他院系经济学领域的进展。安坐于罗森沃尔德三楼的办公室中，迈伦·斯科尔斯和尤金·法玛分别是他的左右邻居，费希尔在心中构思了另一个学术世界，不受其他任何人思想的束缚。在芝加哥大学，费希尔可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但不必承担因此带来的成本；而在其他地方，那些拒绝遵从社会规范的人将不得不承受外界加诸其上的成本。他喜欢芝加哥大学。
一个缺陷是费希尔有教学义务。很难找到比费希尔更适合于一对一教学生的人了，但必须是他有兴趣自学的科目。学生最好对解决问题有兴趣，而不只是满足于完成学位要求。学生最好还要做好准备，为自己提出的解决方法进行辩论，并说明没有选择其他方法的理由，甚至是那些除了费希尔外没有人愿意考虑的其他备选方法。对费希尔而言，学术生活的全部意义是思考新思想，他只与拥有这种信念的人有相互交流的兴趣。费希尔的学生中曾流传这样的话：他是一个谈话的合适人选，但你不会希望他出任你的学位论文委员会委员，以免他不认可你的论文终稿。
费希尔对已经解决的问题不感兴趣，标准课堂讲授对他而言简直就是一种煎熬，费希尔对此烦恼万分。他回忆道：“从学生们给我的评级判断，我是挺差的。我认为，对我和学生来说授课就是浪费时间（尤其是材料都在书本中的情况下）。我寻找每个可能的取消上课的借口。我做的一件事情是通过对过去考试的评述来打发一些上课时间。这种做法挺有用，于是慢慢地我开始更多使用这种方法。最终，我有了如下体系。
“我在每学期开始时分发问题单和阅读材料集。在每堂课上，我们会讨论其中3～4个问题。学生们会给出自己的观点，我也会说出我的看法。学生们喜欢它，我也喜欢它。我的评级从垫底直升到靠前，并且我确信通过这种方法他们比听我讲课学到得更多。”学生们会忆起他的“五十个问题”课程，每年问题相同，但答案始终在变。事实上，费希尔把令他憎恶的教学转化成了他热爱的研究和学术对话。
芝加哥大学的生活还有另外一个缺点，即费希尔的妻子米米憎恨它。大部分时间她单独留在凯尼尔沃思，与两个孩子待在一起，得不到她远在波士顿的家庭的支持。人们常说，她读波士顿报纸，把手表调为波士顿时间。她曾劝说费希尔接受福特基金会的教职，但没想到他会长期任职，更没想到费希尔会如此钟情于学术生活。如果不是长时间坐在桌前，远离妻子和家人，没有人能做出那么多的成果。当米米嫁给费希尔时，他是一个商业咨询师，他的大部分朋友也是咨询师。现在费希尔突然成了教授，他的大部分朋友也是不修边幅的学者。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围绕费希尔的学者朋友建立社交生活的尝试并不成功，她也没有再做进一步的努力。这些朋友们全都把费希尔投身于工作看成是再合适不过的事，认为米米在上流社区凯尼尔沃思的生活并无任何遗憾。
事实上，相较芝加哥之于波士顿，或者学术界之于商业界，婚姻上的麻烦更大。当费希尔在里特公司时，婚姻生活更为平静，但即使在那时，米米也认为费希尔是消极和不求上进的，她为此深感沮丧。她曾督促他提出晋升要求，当晋升没有如愿时，又力劝他开始自己的咨询业务，竟然还雇用了秘书、租用了办公室。就米米看来，费希尔完全不切实际，完全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职业，所以她不得不替他考虑。她认为“费希尔‘形单影孤，在救生艇中漂泊，’是一个照顾不好自己的人，缺乏处事能力，对常规的东西一窍不通……如同市井之辈，是一个可悲的人”。实际上，米米同意费希尔父亲的看法，后者批评费希尔，认为他终生只不过在“漂移”，没有明确的方向。
通常而论，费希尔不是个有野心的人，但他有自我实现的需求，他显然完全在为证明自己的学术能力而奋斗，这反而使事情更糟。问题在于，他的妻子和父亲都不重视这类成就，费希尔只好装出一副不在乎别人看法的样子，有时他甚或已经成功地使自己相信这个假面具是真的。但是费希尔确实在意父亲和妻子的想法，他们俩没有一个人认为他的学术研究有太大的价值，这使他很痛苦。米米认为他是“一个在半夜里乱写公式的疯子”，对他不予理会，他父亲会问“什么时候你才会有一份真正的工作？”这些只不过让费希尔更执意地决心证明给他们看。然而，在这么做的时候，为了能更加努力地工作，他甚至远离他们。
在费希尔的心中，只要不影响工作，他愿意为米米做任何事。在米米的眼里，甚至连任何正常人都会做的芝麻绿豆般的小事他都不愿做。他们处于毫无希望的无法沟通之中。离婚是一个出路，但考虑到孩子们，费希尔打消了这个念头。而且，他认为他们不必离婚。他乐意听任米米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工作，养育孩子，只求她不干涉自己的工作、思考和写作。他推想，他俩就像公司中的合伙人。当他需要轻松自然的异性友谊时，通过在当地报纸刊登广告，能够毫不费力地在婚姻之外找到它，他还鼓励米米也这样做。对费希尔来说，这样的权宜之计不过是另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对米米而言，这当然使她的处境更难以忍受。
最后一个尝试是想办法让米米加入到学术生活中，但这是不可能的事。1973年3月，罗瑞安排米米与医学院院长会面，商谈选修科学课程以获得最终学位事宜，但米米认为年龄偏大而不考虑重回学校。到了秋天，米米再次怀孕，阿什莉于1974年5月4日出生。此后不久，她带上孩子，永久地回到波士顿。意识到费希尔永远也不会成为她所希望的正常的丈夫和正常的父亲，她回到了波士顿，那儿至少还有父母，他们会帮助她。
费希尔去看罗瑞。“吉姆，我不知道我该做些什么，要么我将不得不回到波士顿，要么我得离婚。”“费希尔，我对你有充分的信心。我想你会做到两全其美。”费希尔暂时搬离了凯尼尔沃思的房子，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公寓。他在附近的比林斯医院食堂就餐，周末飞回波士顿。玛丽莎记得，每当费希尔要回来时，她妈妈就在屋前系一条黄丝带。这是欢迎返家囚犯的标志，因1973年的畅销歌曲“老橡树上的黄丝带”而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