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的价格
喜欢客观现实研究，而不是神的启示，是满足宗教渴望的另一种方式……其目的在于拯救灵魂，这种拯救不是屈从，而是解放人类的思想。其核心信念（如同爱因斯坦所知）是知识的统一。当统一了足够的知识后，我们将理解我们是谁以及生存的意义。
—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 O. Wilson），《论契合》1997年9月24日，星期三，杰克·特雷诺乘夜航航班从加利福尼亚飞抵波士顿。他在加利福尼亚经营自己规模不大的货币管理业务。天气晴朗，但气温只有50多度，阵阵西北风刮过，使人感觉尤为寒冷。那天清晨，特雷诺赶去参加国际金融工程师协会年会。会议已经于星期一开始，会场设在市中心的公园广场饭店，离波士顿公园只隔一个街区。特雷诺这天来，是要在午餐会上发表有关他的老朋友费希尔·布莱克的演讲。费希尔已于两年前，在获得协会最高荣誉“年度金融工程师”之后不久过世（时年只有57岁）。
特雷诺并不知晓，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是星期一会议开幕式上晚餐会的演讲嘉宾。萨缪尔森来自麻省理工学院，该学府就坐落在与波士顿一河之隔的剑桥。萨缪尔森展望将于10月份宣布的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他自己的“理论金融学名人堂”（Hall ofFame of Theoretical Finance）。对于列入名人堂的费希尔·布莱克、迈伦·斯科尔斯，尤其是他自己的学生罗伯特·默顿，萨缪尔森认为他们的成就尚未得到应有的认可。他原想以下面的话结束演讲：“如果说现代金融工程大厦在某一时刻矗立起来的话，我认为是默顿得出了持续扩散巴舍利耶概率（Bachelier probabilities）偏微分方程边界值解的时候。”这是指默顿1973年的论文“理性期权定价理论”，与布莱克和斯科尔斯的“期权和公司负债定价”于同一年发表。两篇论文都包含业内人士逐渐熟知并称之为“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Black-Scholes formula）的期权定价公式。
但萨缪尔森的发言只进行了一半，就被听众打断了。他一直在活动挂图上开列名单，从路易斯·巴舍利耶（Louis Bachelier）开始，他虽是19和20世纪之交一位寂寂无名的法国数学家，但当时已经预见到了默顿后来所遵循的思路；还包括后来沿着不同思路做出贡献的大师们。直至他说到1964年，并写下“约翰·林特纳（John Lintner）和威廉·夏普（WilliamSharpe）：独立的创新者”，演讲都进行得相当顺利。他所说的创新是指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夏普因此在1990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萨缪尔森接下来要列出的人将会是布莱克、斯科尔斯和默顿，但从听众中传来了一个声音：“特雷诺呢？你忘了特雷诺！”
说话的是萨缪尔森在麻省理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同事弗兰克·莫迪利亚尼。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把演讲从关键处打断，而他竟然是从萨缪尔森的椅子上站了起来！他在萨缪尔森开始演讲后才进来，在他能找到的唯一的一个空位置上坐下。由于耳背，又忘了带助听器，他很可能误解了萨缪尔森的话，但他不可能弄错萨缪尔森写在活动挂图上的名字。
莫迪利亚尼对此敏感是有充分理由的。他知道，在夏普和林特纳之前，特雷诺就已经提出了自己版本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因为特雷诺曾拿给他看过。当时，莫迪利亚尼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因为对他而言，它似乎太简单了。但回过头看，特雷诺是对的。莫迪利亚尼对他当时没能给特雷诺以更有力的鼓励而深感内疚。
事情出乎意料，晚餐后招待宴会变得非常有趣。这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早已过了正常的退休年龄，但都如同小他们一半的年轻人那样投入。在讲台上，萨缪尔森衣冠整洁，身着惯常穿的蓝色运动夹克，系着蝶形领结。下面的莫迪利亚尼则不修边幅，身穿他喜爱的乳白色丝绸夹克衫（缝制衣服的料子是莫迪利亚尼委托他兄弟从意大利批发来的）。作为几近40年的朋友和麻省理工的同事，两人彼此了如指掌。莫迪利亚尼喜欢在其他人发起的研讨会上发表长篇大论，人们都知道他这一特点。“不要把粉笔给弗兰克”，人们会警告访问学者，“否则你将再也要不回来了。”因此，萨缪尔森是不会让他的朋友在名单上添加名字的。
无论怎样，在萨缪尔森的心目中，特雷诺几乎不具备入选理论金融学名人堂的资格，因为他是一个实践家，不是一位学者。萨缪尔森在其向美国经济学会发表的主席演讲中提出了著名的原则：“长期来看，经济学者只为唯一的回报而工作，那就是能赢得同行的喝彩。”根据这个原则，实际上已排除了特雷诺入选的希望。无疑，萨缪尔森也听到了传闻，说约翰·林特纳或许是从特雷诺那里知晓CAPM思想的，后者曾在哈佛商学院做过林特纳的学生。但那仅仅是传闻而已，并没有真凭实据。重要的是，夏普和林特纳都是真正的学者，而且在相互独立的情况下，各自得出了清晰的结论。只是由于造化弄人，仅有夏普一人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林特纳在金融学领域得到诺贝尔奖委员会最终认可之前去世，与该奖失之交臂（诺贝尔奖从不授予离世的人）。
萨缪尔森拿着粉笔不放，也不离开讲台，直至莫迪利亚尼坐下，他才继续他的演讲。但到那时，影响已经无法挽回，因而没有人记得他对默顿的溢美之辞。但大约只经过了几周，萨缪尔森的选择就得到了关键机构的认可。10月14日，诺贝尔奖委员会发布新闻稿，宣布199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与已去世的费希尔·布莱克合作，提出了一个为股票期权进行估值的开创性的公式。该方法为许多领域的经济估值铺平了道路。它也产生了新型金融工具，并使社会能更有效地管理风险。”
然而，诺贝尔奖委员会对费希尔异乎寻常的身后认同，意味着默顿将不仅与同为大学教授的斯科尔斯，而且也与一个将其大半职业生涯花在非学术工作上的人共享此殊荣。当布莱克和斯科尔斯提出公式时，斯科尔斯在麻省理工，但布莱克在商业咨询公司—亚瑟·里特公司。后来，布莱克的确欣然接受了担任芝加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邀请，但他最终放弃了教授职位，加入了投资银行高盛公司，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10年。学者还是实践者，水中鱼还是林中鸟？实际上，最有悖于常理的是，费希尔·布莱克一直身兼二任。他的存在对于在理论和实践之间进行清晰的区分，构成了挑战。
杰克·特雷诺是在国际金融工程师协会做关于费希尔·布莱克演讲的当然人选。他是第一个激发布莱克在金融学领域兴趣的人，那是在1965年，当他们都还是里特公司的初级分析师时就已相识。特雷诺向布莱克介绍了他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然后两个人合作完成了一项对尚处成长阶段的金融工程业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如何运用证券分析改善资产组合选择”。通过展示如何将传统的证券分析技巧与新的CAPM相结合，特雷诺和布莱克提供了一个促成投资管理从传统技巧性实践向现代科学方法转型的框架，从而改变了随后30年的投资管理业。
正是这个转型产生了金融工程师群体，他们那天就坐在台下听特雷诺演讲。这个群体的最初成员，来源可谓五花八门，有前物理学家、数学家，以及计算机科学家，也包含极少数金融学者。随着顶尖投资公司投资实践技术日益复杂化，对数量技术产生了需求，这些人从而被吸引到华尔街。
在华尔街，他们改进了工具，在工作中学习他们需要知道的知识，结果出现了一个新职业，并最终聚集在国际金融工程师协会这面旗帜下（该协会成立于1992年）。协会的大多数成员在前一天晚上都充满敬意地聆听了萨缪尔森的演讲，但萨缪尔森本人并不是群体中的真正一员，特雷诺是，费希尔·布莱克也是。
请特雷诺做关于布莱克的演讲顺理成章，尽管发言题目已事先公布，是“纪念费希尔·布莱克”。这个题目和他已经发表的一篇简短回忆录题目相同，但没人知道他会说些什么。特雷诺是公认的老江湖，才华横溢但举止有些疯癫，对现实的把握不深入，因而显得不太可靠。多年来，许多人都有这种体验—与他谈论了半天，却茫然不知其所云。他会说，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如此优秀的货币经理，是由于他那些不那么成熟的思想不可能体现在现有的证券价格中。“对投资的未来前景有敏锐的洞察是一回事，而正确决策又是另外一回事。”他还会说，作为货币经理，他手上的资金量如此少，是由于绝大多数人更安心于追随大流。就这样一个人，关于费希尔会说些什么呢？而费希尔也以古怪闻名，可以说和特雷诺不相上下。因而房间里挤满了洗耳恭听的人。
马克·克瑞茨曼（Mark Kritzman）是会议的组织者，对于如何介绍特雷诺，他想到了一个主意。早在1981年的时候，特雷诺想在货币管理领域一试身手，从《金融分析师》杂志的编辑岗位上辞职。布莱克曾在一封致编辑的信中写下对特雷诺的评价。克瑞茨曼设法找到了这封信，并当众朗读，以作为介绍：
你自己的研究至关重要。你最早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但作为《金融分析师》杂志的编辑，或许你最大的贡献体现在其他人的成果中。你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平衡了学术兴趣、可读性和实践兴趣之间的关系，指导一期又一期出色的杂志出版。我希望该行业将能以某种方式向你做出回馈。
听到这些话，特雷诺显然感动了。他后来说，那是他第一次听到这封信，由于费希尔与助理编辑商量，在特雷诺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表了这封信。
特雷诺走上讲台，照常身穿米黄色府绸西服，显得有点不合时令，系着有图案的领带，他身高和体格属于中等，由于生性腼腆以及年龄的原因，背稍有点驼。满头干净整洁、两鬓开始泛白的头发，衬托出他那英俊、瘦削的脸庞。从外貌上看，他和其他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家庭中长大的人没什么两样。他平静甚至迟疑地念事先备好的稿子，好像在重新考虑所写的话是否充分表达了他现在想要说的。那些坐在前排的人，他们能看清他的眼神，觉得他是在思考而不是在演讲，当他回忆与费希尔在一起的时光时，感到他有一股强烈的冲动。
他说，风险和时间是定义现代金融学领域的两个问题，而费希尔·布莱克对于该领域特定问题给出的解决办法，应完全理解为：针对那些更深层次问题所提出的更多解决办法的组成部分。费希尔特殊的天赋是开发模型，“富有洞察力的、优美的模型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其中最著名的是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它使得后来华尔街的衍生品革命成为可能，当然还有其他的模型。
在一个杰出学者云集的领域，费希尔·布莱克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在一个今天才数学家云集的领域，费希尔·布莱克是一位有数学天分的天才物理学家。
在一个有如此多的人靠浑水摸鱼赚钱的领域，费希尔·布莱克却以分析的精准成就了他的事业。
费希尔从未上过经济学或金融学课程，所以他从不了解人们做事情的合适方式。但缺乏训练也是一种优势，特雷诺认为，这些领域的传统方法更适合于培养学术职业，而不是产生新知识。费希尔在物理学和数学领域积累了知识，他在金融学领域的成功来自运用天体物理学方法。由于不具备对恒星进行受控制的对照实验的能力，物理学家依赖仔细观察，再加上想象，从而发现蕴藏于看似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的简单规律。在费希尔的手中，这一研究习惯在产生金融学新知识方面同样有效。
确实如此，对新知识的寻求几乎是费希尔做每件事情背后的动机。“费希尔完全服从于求知欲的引导，如同他完全服从于自己良知的召唤。”服从于良知的召唤意味着在任何时候都讲实话，即使那样做令人感到不快。实际上，在特别令人感到不快时更要靠良知才能说实话。费希尔已经认识到了现代金融学的真相，不管可能出现什么形式的抵制或反对，他从不动摇。
“即使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他也从未感到不安”，他不会修改其观点以迎合大众。“对那些内心矛盾的金融学教师来说，他是一座灯塔，他们热爱他，敬佩他的勇气。”
非常明显，费希尔是个诚挚的人。主要是因为这一点，他得以逃脱因一贯离经叛道可能带来的麻烦。他不追逐地位、金钱，或个人权利，他只追求思想。那意味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论它是传统金融学和经济学的旧思想，还是他自己不久前还信奉的旧思想。因为他是诚挚的，当你指出一个他见解中存在的缺陷时，不会使他感到尴尬。“他从不说，‘那是一个令人深感不安的想法。或许有一天，当我有更多时间时，我会思考它。’”相反，他会告诉人们，“我不喜欢错误，感谢你们的帮助，才使这些错误得以发现。”
在特雷诺的回忆中，费希尔的形象越来越像第二个自己。费希尔·布莱克是努力做到特雷诺很久以前就意识到需要做但没有做到的事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