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警告是，使用期权的途径多种多样，似乎期权可为每一个人所用，但并非如此。对于许多人来说，购买股票资产组合并持有，或者购买共同基金份额，或者仅仅将资金借出，都会使境况更好。
—费希尔·布莱克，“期权交易中的多头和空头操作”，《费希尔·布莱克论期权》使用衍生品的途径如此之多，以至于当听说有人不使用它们时，我几乎感到诧异。生产者和消费者，投资者和发行者，对冲者和投机者，政府和金融机构，几乎人人都可以使用它们。
衍生品的种类也是五花八门：期货和期权，嵌入式和独立式，上市的和未上市的，互换和互换期权。变化无休止，对于每一种，你可以选择看多或看空。
—费希尔·布莱克，“衍生品的多面性”
是期权而非任何别的东西让费希尔获得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的工作。同样是期权，更确切地说是更广义的衍生品，使他在私人部门得到了一个相应的终身职位，即在1986年10月，他受邀作为合伙人加入高盛。费希尔在高盛最先撰写的备忘录之一指出，运用期限结构互换可进行一项潜在有利可图的税收套利。这足以让在高盛从事公司金融的人相信，费希尔能为他们的业务做出潜在贡献。从那时起，费希尔作为内部咨询师，在每一种新衍生品开始交易时，帮助公司思考其潜在用途。
费希尔对从税收和管制结构导致的扭曲中找到获利途径的兴趣，可一直追溯至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岁月。就费希尔而言，他始终能从按照体系的游戏规则打败体系自身中获得部分满足。他喜欢对学生讲故事—“我是怎样从TIAA得到免费人寿保险的”，其做法是借入（borrowed out）所有的政策现金价值（cash value of the policy）。故事的一部分与利用为支付借款利息而获得的税收减免有关，同时使政策现金价值以税前利率的速度增长。故事的另一部分与利用监管限制有关，监管限制使保险公司不得对其现金价值贷款收取高于5％的费用。费希尔总结道：“我只希望写这篇论文不会引起变化，这种变化会降低我的人寿保险政策的价值。”
期权的初始课税方式，为利用它获利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这却给IRS造成了损失。费希尔从搞清楚如何最佳利用这些机会中获得了很大乐趣。在另一个为学生准备的题目为“用期权节约税收”的早期备忘录中，费希尔表明了“（IRS）规则使期权对免税投资者比对纳税投资者价值更高”
的原因。因此，如果纳税投资者出售期权而免税投资者买下它们，那么就能实现双赢，即使他们都使用标的股票中的抵消性头寸完全实现对冲。10年后，费希尔提供给高盛的第一个提议就包括类似的思想。1984年，一份题目为“期限结构互换”的备忘录表明，在纳税投资者和免税投资者之间签订的互换合约如何给双方都带来收益，而且收益足够大，从而为高盛起初通过安排互换收取费用留出了获利空间。这是使他在高盛公司得到终身职位的原因。
获得高盛的工作后，费希尔把注意力转向了私人生活。他尝试与米米破镜重圆的努力没有成功，因此与婚姻介绍所签约，不久之后与凯茜·陶斯（Cathy Tawes）配对成功。凯茜刚与奥本海默公司的一位证券分析师离婚，后者曾在高盛开始其职业生涯。费希尔和凯茜从1986年6月开始约会，1987年搬到一起，住在陶斯位于查帕奎镇斯陶威街5号的家中。他们于1993年2月结婚，共同在康涅狄格州新迦南的清景巷103号买了一套新房子。凯茜从第一次婚姻中带来了两个孩子，因此从来没有共同养育孩子的问题。确切地说，是费希尔加入了她已经存在的家庭，他们的关系正是费希尔希望的那种安排。
无论是外表还是风度，凯茜与米米都有天渊之别。但最重要的是，凯茜具有米米所不具备的重要品质。她理解费希尔是什么样的人，也理解他需要什么。她欣赏他的优秀品质，也准备弥补他的缺点。作为一个受过训练的社会工作者，她不认为费希尔的人格需要矫正，而只是认为这属于正常的人性变化范围内的极端情况。她认为费希尔确实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个善良和钟情的人。
作为走到一起的成熟的成年人，凯茜和费希尔有很多共同点，能够彼此理解，但也有很大的差异，可以互相帮助。在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测试（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test）中，他是“INTJ”，而她是“ISTJ”。撇开心理学术语，其意思是，两人都最乐意把时间花在由思索和思想构成的内在世界上（I），在外部世界体验方面喜好有约束的和有组织的方式（TJ）。差异在于，他们收集信息偏好的方式不同。费希尔是直觉型（N），总是看到大局、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更深层次的意义。凯茜是感觉型（S），总是看到事物的具体细节。凯茜能让费希尔保持平衡心态，因为她理解他是谁，也因为她自己是生性理智的人。
凯茜知道工作就是费希尔的生命，因此从不干预他的工作。如果他想每天工作12小时，甚至在周六工作，然后在周日驱车往返波士顿去看他的女儿，对她来说也可以接受。她加入费希尔生活节奏中的只是周期性的暂时停止工作出去休假，夏天去伯克郡，冬天去亚利桑那州的巨石度假胜地，期间去其他地方。费希尔可以带上工作，但他们会在一起，在美丽的环境中享受彼此的陪伴。对费希尔来说，一切都如愿以偿。最终他有了适合他的工作，也有了适合他的妻子。
在费希尔的生活中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是，一切重要职业机会均拜他在期权上的成果所赐，尽管期权在其内心深处一直持有的、理想的CAPM世界里没有重要地位。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设想一个只有债务和股权两种融资方式的世界，债券和股票就是全部的金融工具，但在现实世界里，衍生品日益盛行。费希尔眼前的世界就这样似乎正与其心中的理想世界渐行渐远。这令人困惑，不过费希尔一直喜欢令人困惑的问题。
费希尔为高盛的公司金融业务所做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涉及某种新衍生金融工具的潜在应用。新工具将怎样运作？其价格该怎样确定？怎样才能用它赚钱？这些问题为费希尔心中可估价的外部维度提供了十分充分的素材。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更重要的是，也为费希尔心中创造性的内部维度提供了十分充分的素材，因为他禁不住审视更深层次的基本问题。很容易看到有人可能想发行或买入某种衍生品或另一种衍生品的直接原因。但从更深层次的视角出发，需求最初为何产生，其原因并不是很明显。一个没有衍生品的CAPM的世界是完全可能的，那么为什么还有衍生品？
莫顿·米勒始终强调不明智的管制和扭曲的税收刺激了金融创新，包括迅速发展的衍生品市场。心怀愉悦，费希尔设计了以IRS为代价的赚钱策略；在这方面，他从中获得的并不仅仅是某种青春期的愉悦—当年轻人在智慧上胜过守旧的成年人时，便会有这种感觉。对于利用体系中的漏洞迟早会引起体系发生变化的方式，费希尔也有成熟的理解。实际上，费希尔在这方面超越了莫顿·米勒。问题不仅与管制和税收有关，还与产生政府和私人部门使用的数字的会计体系有关。正如费希尔所认为的，考虑到会计规则的非理性，他没有对使用衍生品操纵报告盈利感到不安。会计盈利应该是公司资本价值的指标，而不是其价值变化的指标，使用衍生品可能有助于趋向这样一个明确的最终目标。所以，在费希尔看来，衍生品革命的初始促进因素是逃避监管、税收以及会计规则，但有关为何衍生品持续繁荣—甚至在初始刺激因素减弱后—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最常见的答案大概是，衍生品能帮助人们对冲风险，但费希尔从不认为这个答案令人信服。问题在于，当仔细考虑时，你会发现人们想要对冲的大多数风险是其他人已经创造的风险。费希尔说，“我们担心的大多数风险是人为的。”坦率地说，基本事实是，人们喜欢投机。他们会持有指数基金，但反而决定把钱委托给那些试图打败市场的管理人，这些管理人使自己暴露于可分散的风险之中。他们能用浮动利率债务为购房融资，但反而选择了利率固定的随时可偿还的债务，使自己暴露于利率风险之中，结果必然是要说服其他人与他们对赌。假定有人想要投机，必须说服其他人承担这些人为的风险，这是金融机构产生的原因。“金融机构能使用分散化、辛迪加、衍生品以及我们工具袋中的所有其他工具，将这些人为的风险分散开来。”
大多数衍生品涉及人为风险的分布，从这一事实出发可知，衍生品对于真正重要的事情而言未必非常重要，但费希尔后来认为未来它们会变得更重要。这些被开发出来用于转换人为风险的衍生工具，可能被用于对冲真正的风险—它们主要存在于产业公司，而不是家庭。通过发行满足自身特定需求的复杂的衍生品，公司能潜在地对冲掉其面对的各种特定风险，包括资产风险、负债风险以及商业风险。在这方面，像高盛这样的公司作为中介机构行事时存在着明晰的角色定位，这些公司作为衍生品的另一方把风险汇集起来，然后发行其他衍生品对冲剩余的风险。这就是费希尔认为高盛公司在公司金融业务方面正在做的事情之一，他表示赞同并尽力提供帮助。
但在费希尔的心中，所有这些只是转向理想的未来世界的早期阶段，在未来世界中，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可能都会得到简化。在费希尔设想的未来世界中，仅仅通过购买面值等于公司债务价值的、自身股票价格的看跌期权，单个公司就可能消除破产和违约的风险。在这个世界里，公司债务将变成CAPM设想的无风险借款。与理想的CAPM世界的唯一不同之处将会是，单个财富持有者将在其市场资产组合中持有CAPM所强调的债券和股票，以及公司发行的全部看跌期权的一小部分。这看起来不完全像只有债务和股权这两种融资方式的CAPM世界，但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这正是费希尔自从1969年提出小麦模型之后即根植于内心的CAPM世界。通过持有看跌期权以及股权和债权，单个财富持有者实际上将持有该国实际资本存量的一个市场资产组合。
因此，费希尔后来不是把衍生品的繁荣看作与最初理想的偏离，而是把它看作通向最初理想的道路。在理想实现之前，必须做出改变的事情有很多，衍生品将成为推动改变的不可或缺的工具。本章开头的两个引文显然表明了费希尔态度的转变，这恰恰反映出了他的根本世界观一点儿也没有发生转变：CAPM理想始终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费希尔在高盛学到的是把衍生品看作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事实证明—这已不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市场知道的比模型要多。市场认识到了衍生品的潜在贡献，市场是正确的。
固定收益部1986年的损失高达1亿美元，在风险套利的风险方面，市场给了高盛一个深刻的教训。罗伯特·鲁宾和史蒂芬·弗里德曼（新任命的部门联席主管）最终在嵌入于许多固定收益产品中的隐含利率期权行为中探寻到了问题的症结。随着利率下降，房屋所有者为其住房抵押贷款再融资，公司执行允许他们为其债券负债再融资的赎回条款。结果是，如果你持有这些资产的多头，其价值上升没有你一直期望的那么多。同时，如果用国债的空头进行对冲，你就承受了价格上升所造成的全部损失。底线是高盛需要更好的嵌入债券期权模型。
在鲁宾为找出另一项交易没有产生如期结果而于星期六举行的事后分析会议上，这个问题引起了费希尔的注意。每个人都畅所欲言，而费希尔却坐在房间的一边静静地听，直到最后鲁宾让他加入讨论。“费希尔，你一直没有发言，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显然，他们并没有为隐含的债券期权进行正确的估值，也并不完全清楚应该如何为其估值，因为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是关于股票期权而不是债券期权的。费希尔回到办公桌前，与比尔·托伊（Bill Toy）和伊曼纽尔·德曼（Emanuel Derman）一起，构建了一个能用于为任何固定收益衍生品估值的简单期限结构模型，这就是著名的布莱克-德曼-托伊（Black-Derman-Toy，BDT）模型。该模型直到1990年才发表，但基本上是在1986年年底完成的。
BDT是一个起初就打算应用于实际的计算机模型。费希尔对于由考克斯-罗斯-鲁宾斯坦提出的用来为股票期权估值的二叉树（binomial tree）框架优越的实际效能深信不疑。布莱克-德曼-托伊模型使用了同一简化框架为债券期权估值。在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不起作用的地方，BDT模型能发挥作用，因为它允许考虑债券的基本特征，正是这个基本特征使得债券与股票区别开来，这就是到期日债券的价值确定已知（忽略违约情况）这一事实。BDT与期限结构的合适的正式理论之间的联系，要晚些时候才能够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