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焱
一体化的中国皇帝陵墓雕刻制度形成于唐代，并成为规范化的模式延续千余年直到明清。在此之前的秦始皇陵在规模布局、设计意蕴以及技术和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业已彰明中国古人的智慧。中国陵墓制度的前史尚可追溯到战国时代。
推崇皇权是中国陵墓制度的首要目的。为了实现此目的，在设计思想上贯穿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天人合一”为陵墓设计之“意”，而为实现“意”之“象”，则从选陵址、测风水、观天象，直到陵墓建筑、雕刻无不施以浩繁的工程。以艺术形式的建筑雕刻之象，表达“天人合一”之意，正是古人张扬皇权和强化封建统治的一种手段。但皇陵意象的内涵，既含政治，亦有审美，皇陵建筑群是一个完整的艺术之意象。
一依山为陵
中国皇陵从选择环境地势到茔域地表建筑雕刻群，从墓室甬道的经营到棺内外的装饰雕琢，组成一个极为繁复浩大而层次丰富的一体性构建。由于这个特点，艺术实体必然与中国古人的宇宙意识有深层的锲合，这就决定了它与自然相融的关系。在中国历代封建皇帝陵墓的营建中，唐陵不仅承继先前传统，又在设计思想方而深具开创性的巨大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借高耸的九嵕山构筑陵墓，这种被称为“依山为陵”的形制，并不简单地是为了节俭或安全，其深层内蕴正是本文探求的问题之一。继昭陵之后，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继承此种型制，还在陵区的寝殿、献殿、碑石、雕刻群等设计中，使陵墓与自然环境地理之势充分协调，将皇权意识贯注其中，并强化到极致，使天与人、意与象合为一体，为中国古代陵墓融环境地理、伦理哲学和建筑雕刻于中国古典美学精神为一体的典型。
意为象的形而上之结晶，象为意的形而下之艺术实体。与中国城邑设计相呼应，皇陵的主体设计也是贯穿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巧妙地利用起伏跌宕的地势之韵律和均衡虚实的变化之节奏，铺排出气势磅礴的艺术实体，展示了中国古典艺术特别是陵园建筑雕刻艺术时空一体与群体和谐的美学特征。连用序列设计和环境气氛的整合，以产生深邃的意境并获得视觉和心理上巨大的审美效直，正是中国皇陵建筑雕刻美学思想中突出的一点。因此，整体的图式在人的主体中激荡的审美效应远比单体的独立造型更显重要。
艺术是人的精神和理想之结晶，一个民族的精神往往以艺术形式体现出来，换言之，艺术也往往被认为是凝结着民族精神的象征。中国皇陵建筑雕刻并不排斥对人本体的关注，它以迫求人的心灵与宇宙精神之相契为尺度，达到永恒的目的。就纵向延伸而言，从陵墓玄室甬道的壁画、棺廓的线刻装饰到墓表的建筑群；从“天人合一”设计思想达到“依山为陵”烘托出的崇高视觉幻象。而横向铺排，则是对于物质空间的驾驭，利用自然中高山与平川的冲突与和谐，在广阔的茔域恰到好处地修筑内外城和神道。象征着人对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双重占有。物质与精神世界的转换，意与象的互动，使意度空间得以拓展。对于中国古代皇陵这种独特艺术实体的认识与阐释，把握住“艺术实体——宇宙精神——艺术实体”的有机系统，不但可以使我们的认识耳目一新，也不难窥见中国皇陵建筑雕刻艺术之真谛。
“依山为陵”唤起了人的审美理想，尽管它的先决条件是推崇皇权和强化封建统治。自然的高山雄拔峭峙，给人以崇高感和神圣感，在视觉上很容易激起与皇权至尊相对应的心理效应。在此，自然被赋予人的精神，人既欲以心灵与之融合，又不自觉地屈膝于精神化了的自然。从审美意义讲，崇高称得上是一种美感，虽然中西方美学范畴中的崇高并不相同。高山直插云端，与天相联，古人认定它是最接近天神的阶梯，这座平地而起的巨大实体，占据着自然空间和人的视觉空间肯定为神祗最合理的居处。重山峻岭，人们自然视山为神灵的居所而崇拜之，久而久之，高山被视为神灵的象征。早在原始初民的心理知觉中，与其说高山是审美的，毋宁说是掺合了大量的原始宗教迷信的敬畏之情更为贴切。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就有初民对大山崇拜的确凿证据，山东营县陵阳河出土的灰陶容器上刻画有象形文字图案。上有太阳，下有云气或大山，分别表示天、地，这是初民对自然地理素朴的认识，同时，他们也认定人死亡后，灵魂似能回归主宰大地的神山。当然，在世界各民族的原始宗教中，不乏找到更多的山神崇拜的现象，但中国古人对山神崇拜有着特殊的眷恋和深刻的意义。在中国封建时代，统治者都在利用人们的这种信仰维护神权，其目的是强化封建皇权，在泰山主持“封禅大典”即是如此。“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日神。”（《礼记·祭法》）山神崇拜完全顺应了中国古代民众的心理，也符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唐陵、明陵、清陵无不在选择陵址方面费尽心机，环境地理必须有严格的风水相地术的理论根据。“唐十八陵”占据着陕西渭北高原与渭河临界的山头，仿佛一条硕大无比的巨龙横卧唐都长安的北方，龙头为西侧乾陵，龙尾甩至东侧唐玄宗泰陵，绵亘三百华里，好大的气魄！至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孝陵，为占据南京紫金山南麓的独龙阜，竟逼使早在六朝时就修建的佛寺蒋山寺拆迁。清朝皇陵分设河北遵化的东陵和易县的西陵，更被统治者们视为“万年龙虎袍，每夜鬼神朝”的“上吉之壤”。绝大多数皇陵都是借山势险峻高耸来营造陵墓，背倚崇山，脚踩平川，这种将神权与皇权意识揉合一体的选择，不仅是从精神到物质对封建统治的强化，也是对皇帝“圣德神功”的赞颂。另外，借助占星术、相地术、卜风水等繁复程规在理论上寻求择陵地的根据，使得帝王陵与贵戚臣僚墓在高低尺寸、陵园规模、建筑石雕的题材、种类和数量等方面都有着森严的等级规定和限制，丝毫不得有僭越。天地、卑高这个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和地位被认为天经地义，不容改变，封建帝王的尊重地位是通过对山林的神化，并利用崇教和迷信使之在天、地、人的关系上得以物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依山为陵”不仅体现着原始愚昧的生死观念之残余，以及统治者对生命长存与灵魄不死寄于自然之神的奢望，还在形式上确认了对神权和封建皇权的尊崇。中国皇陵物质之“象”，根本在“大”和“高”，而其精神之“意”，则在于含蕴其中的昂扬，雄势，崇高美的意味。
二座北朝南
中国古代皇帝陵园的设计自觉地体现人与自然的合谐，在漫长的厉史长河中精益求精，成熟完备，并在不断迫求中完善了审美理想的逻辑选择。从艺术的自律发展方面。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首先是在整体上不间断地承袭前代传统为特点，标明了中国艺术力求至善至美的特点。从其极强的功利目的性方面，遵循“事死如事生”的封建传统，符合封建大一统政治思想，并为当政者巩固和强化政治所利用。不但明清陵每个环节的设计丝丝入扣，唐陵、六朝陵墓、以至秦汉陵墓也都在整体和细节上各有象征意蕴，使得陵墓艺术成为在艺术上将华夏审美理想发挥到极致、在功利上有又将艺术与封建伦理价值结合甚密的典型实例。环境地理和风水宝地的苛刻选择要素寓意着中国古典文化艺术中朴素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它虽然不是以精谨慎密的自然哲学为理论基础，但的确成为一种具有超越精神的、无所不含却又笼统混沌的宇宙图式。从“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神灵之正位，放太紫之圆方”的封建都城之威仪，到“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的皇帝宫殿之气魄；从生时栖身的殿堂府宅，到死后归宿的陵墓，无一不将中国人的宇宙意识贯注其中，尽管受到森严的等级规定和礼制的严格制约，皇陵墓表和玄室所有的组成部分，都有着内涵与外延相同或不同的象征意蕴，这个完整的艺术实体之象，紧紧地扣合着人的精神之意。
“座北朝南”并不是中国古典建筑的形式与风格观念，而是它的设计实质。古都长安、洛阳、北京的城市建设按严格的礼法规划，但都有一个贯通南北的中轴线，最主要的建筑群必在北方。一个时代穷尽社会全力来创造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建筑物，必然是这个时代最具有权威的设计思想、最具水平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反映。中国皇帝陵墓丝毫不亚于皇家宫殿的建造。它所遵循的“座北朝南”的设计原则有着深刻的内蕴。虽然地处北半球的中国建筑利用这种朝向有顺于自然地理的因素，但更深层的象征意蕴则是利用天象与人间社会秩序相对应。这种对应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并将“礼”的诠释纳入阴阳五行之说的内容，使之具有玄学的内容，但其在陵墓建筑雕刻群的效果上却能创造出高度的技术和意象万千的艺术杰作。
基于“天人合一”审美理想的迫求，中国皇陵采用“座北朝南”和“依山为陵”的设计原则，玄宫置于主峰下，山即皇。同北方玄宫所居的主峰山巅向南鸟瞰，陵区内城、外城井然有序，宝顶明楼、碑亭石雕、红门碑坊层次分明，笔直宽阔的神道穿过双阙向南延伸。主峰两翼群山簇拥。“君临天下”的意境骤然脱出。若从南向北的眺望，则是另一种情境。神道和两侧排列的石像生雕刻形成的几条透视线一直延伸到玄宫所居的山峰，谒陵者的视线和心灵都被导入高高的山巅，似乎被载入那神秘莫测的苍昊。众人在此不得不处于奴仆的地位，只有象蝼蚁般匍伏在地的权利，而那力压群峰的山巅正是至高无上的皇权之象征，它高高在上，与天相通，具有绝对的权威性。睛朗的夜空，繁星密布，现代人无暇细顾，但古人却认为关于天地万物，天象的变化往往导致一个政权的沦丧。史载：“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汜而水。慧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淮南子·兵略训》）这成为商灭周兴的标志，可见天象在古人心目中的位置。立于陵墓神道观天，北极星高挂山巅之上，北极星与山巅上下呼应。天上群星围绕北极星旋转，地上群臣万民俯首贴耳，这就是中国陵墓设计的实质。“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史记·天官书》）天上的星宿与地上的州域被认为与自然相对应的，因此列国各州的分配以星宿分野。封建帝王的陵园更需与天象相对应，一般内城呈方形，东西南北四门分别为青龙门、白虎门、朱雀门、玄武门，称为四象，每个方向有七宿，合为二十八星宿。二十八宿为：
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
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
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
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珍
古人以二十八宿为主体，划分二十八个不等分的星空区域，虽然掺融了宗教神学的阐释，但也在探索客观事物中使得天象更加秩序化。除了二十八宿之外，亦有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坦的三十垣之分。其中紫微垣是以北极星为中心，其它各星包括北斗星围绕着它而转动。北斗以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和摇光七星所组成，无论春夏秋冬，北斗星如何转换方位，北极星却始终不移。这种自然的天象被统治者所利用，随之而起的是与之相对应的皇权至尊的理论。在崇教天帝的思想基础，亘古不移的天象或者异乎寻常的天象都与人间社会秩序和灾变祸福相联系，整个宇宙的阐释是出于某种人为意志而作出的合目的性的安排，二十八宿被人格化为神灵而受到崇拜和祭祀，在此，无论勘舆术或占星术都充当了扶植统治者和麻醉民众的工具。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人赋予北极星以神性，用星宿位置和星象比附人间的社会秩序，其实质是假此来为当朝天子寻觅对应的根据。因此，古代中国的天文学始终由皇家主持并解释天象，皇家任命专职天文官员并建立皇家天文机构，历代都有钦天监，甚至地方政府也自己设立，来观测城象，颁行历法。这种制度历代不断，在世界上也属罕见，足见古代天文学对中国政治文化至深的影响。借神权以标榜皇权，这是用神化皇权的手段，强制臣民们对最高统治者个人的崇拜，以达到巩固君主权势之目的。
中国陵墓建筑雕刻艺术是整个中国文化艺术的一个典型的组成部分，它在两千余年不间断地发展，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在事实上说明了它的生命力，从战国秦汉到明清，在一体化设计中臻于至美。但这种物质使得艺术实体的发展受到一定局限，难以避免和突破循环论的局限，意与象的互动变得迟钝，重重陈规扼杀了人的自由意识之天性，阻碍人的正常思维和智慧向更为广阔的领域发展，势必也铸造出一代代驯良盲从或狂热迷信的扭曲性格。不过，这些并不意味着中国陵墓建筑雕刻艺术价值的降低，相反，正如李约瑟所说：“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很基本的技术正是从这块土地生长起来的，只要深入发掘，还可能找到更有价值的东西。”是不是也可以说，在中国皇陵建筑群中，只要深入发掘，也可以找到对中国艺术来说有相当价值的东西呢？当然，回答是肯定的。皇陵意象所表达出的，不正是中国人对生与死，时间与空间，物质与精神，神圣与世俗，不朽与永恒的统一、契合、混融、无间的“天人合一”之理的追求吗？意与象在皇陵建筑是完美地统一、契合、混融无间的。
（本文原载《1991年意象艺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第229-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