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童年经验对于人格的形成以及社会化作用的成效有绝对的影响力。这些早期的经验大多数不具结构性，也未曾事先计划过。许多早期童年的社会化不是来自以塑造儿童的世界观为目标的活动。这个时期里大多数的社会化过程是非正式的，如喂食、照顾，以及与儿童一起游戏。
人们对于儿童的影响程度会随着不同的社会或同一社会中不同的群体而有所不同。为了减轻父母亲抚育儿童的负担，大规模社会的精英们通常会将抚育儿童的工作交由保姆或看护者来负责。这些儿童的社会化过程通常会发生在这些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核心家庭中。相反地，在许多小规模的社会中，社群中的每个人都负有照顾儿童的责任。如澳洲儿童养育，每个成年人，不论是否为儿童的父母亲，对于儿童的教育都扮演主动积极的角色。
抚育工作中成人与儿童的互动也有很大的不同。与西方社会对儿童施以较严格的管教相比较，塞迈族人十分纵容他们的小孩，体罚十分罕见，即使只是捏脸颊或打手心也很少。这并不意味着塞迈族对他们儿童行为不会加以控制，而是他们会将恐惧感灌输到儿童的心中去取代体罚，让他们对于陌生人、恶灵，以及大自然中的暴力感到害怕。
不论如何，儿童的成长经验在不知不觉中内化与组织化，渐渐地塑造出这个即将成年的人之人格。童年初期的经验塑造着人们往后的人格。
4．儿童养育与文化传承
有的专家认为儿童养育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选择传承现象。高比率的隔代抚养结构，是中国儿童早期社会化的一大特点。儿童最初的社会经验大多数情况是来源于祖父母辈。因此，儿童的社会经验中包含着大量的传统文化，而文化变迁的成分则是有限的。这也许是中国文化变迁、社会变迁比较缓慢的一个原因。此外，在中国儿童的家庭养育中，求安意识、代际亲和意识以及集体意识的培养相当突出。儿童个体在很小的年龄就参与到整齐划一的例行生活安排中，社会规则是融合在例行化的日常活动里，并由此而逐渐形成了生活习惯，所以，克制和压抑自我的社会化训练成为中国人的性格社会化中的一项文化基因。
从儿童的食品消费中也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传承性。中国人一贯“爱幼”，因为孩子尤其儿子是祖先血脉的延续，是家族“香火”的继承者，是父母生命的一部分。就此意义而言，“爱子”实为对放大了的自我的爱恋，孩子从未被作为独立的个体来对待，而是群体的一部分；因而除了少数的儿童游戏的场合外，传统社会中孩子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就食物而言，传统社会中幼儿在停止饮用母乳后，与成人消耗的食物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因而传统社会中儿童食品这一概念或许都并不存在。
在当代中国社会，虽然小生产的自然经济基础和宗族制度的社会基础都已发生重大变革，但重子嗣、爱孩子的传统并没有改变，而且计划生育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行使家庭对孩子的宠爱达到极端有时甚至是非理性的程度。在城市地区出现的许多所谓“四二一”家庭结构使孩子成为众多成人关注和溺爱的中心，而在这种百般呵护簇拥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小皇帝”甚至会把自己视作世界的中心。这点从一项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吃”，就可以看出儿童的这种不正常的中心地位：一方面是市场上专为儿童设计和生产的食品前所未有地出现和增加，孩子们在这一范围内的知识和信息甚至超过他们的父辈，更遑论其祖辈；另一方面，在家庭的食物种类、就餐方式等选择上，孩子也成为主要的考虑因素，甚至成为主要的决策者。这些都部分地反映出家庭生活重心和家庭权威关系的转变。[1]
三、老年与健康
1．人类学对老年问题的关注
自一个男性从他的工作岗位或社会活动中退隐，一个女性从她的家庭生活和角色中退守于次要位置，直到他们与世长辞为止的这一段期间，称为老年期。老年期依年岁的累进，又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是六十五至七十四为老年前期，第二是七十五至八十四为老年中期，第三是八十五以上为老年后期（或称很老的人）。
人类学关注不同文化中的老年地位和社会对老人的态度及老人问题本身的研究。在20世纪前半叶的人类学着作中，关于老人的研究特别突出的是长老制，即老人统治。所谓老人统治，最初由英国人类学家使用，它形容美拉尼西亚长老统治下的政府制度，系指少数老人把持的政治，一般存在于初民社会。人类学研究老化现象所采取的理论架构是把老化视为一种变迁的动态过程，而非静态不变的状态。老化过程与社会地位、社会结构的变迁息息相关。此外，老化过程也与个人在社会的适应程度有关。这些适应程度包括自我认知能力，对角色变迁的接受情况；老人对生理年龄及心理年龄之认同情况；老人对其一生发展过程回顾时所采取的自我解说法；社会对老人的一般态度及期待；老人对社会态度的反应。
工业社会讲究工作效率，提高了年轻人和壮年人的社会价值和地位。相形之下，失去工作能力又身心退化的老年人，也就成为被忽略或不受重视的一个小群体（minoritygroup），这形成了现代社会中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2．中国现代社会要重视老年问题
据联合国的人口统计和预测，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的绝对数为1．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0．3％；到2025年，老年人的绝对数将达到2．9亿；2050年我国的老年人的绝对数将达到4．4亿，占亚洲人口的1／2，世界老年人口的1／5。到时，我国将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目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开始进入老年型，并呈现以下特点：老年人口基数大，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高龄化趋势明显，地区老龄化程度差异较大，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在进入老年型社会时，它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5000到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目前尚不足1000美元，是典型的“未富先老”。
一般说来，有关老年问题的研究课题主要有：老人人口比率增加问题；老年人的身体和人格改变问题；老年人的退休与生活安置问题；老年人情绪变化问题；老人的居住与再社会化问题等。此外，社会计划还把老年人的安置与照顾列为主要社会福利项目之一。所以，有关老年人的课题，已成为整体社会制度的一环，是现代生活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在中国社会，由于其自身文化所孕育出来的孝道观念，家庭养老仍为我国社会重要的养老方式。如何能寻求出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最佳结合点，应成为老年人类学的研究课题。目前，结合中国实际，人类学的老人调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老人的地位和角色及心理特征；（2）老人及其家庭的地理特征，以及社会移动性；（3）老人的劳动状况，退休、退职及余暇生活；（4）老人的自立性及其依存性；（5）以家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的持续性等。
3．现代社会中的健康
早在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就已经提出：“健康不只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健康和社会幸福的完美状态。”1986年，在第一届国际健康促进大会发表的《渥太华宪章》里，又给健康赋予了新的定义：“身体、心理健康和社会良好适应的完美状态。”按照上述对健康的定义，真正的健康应该包含以下的三个要素：
（1）生理健康。生理健康问题可能由微生物或物理损伤引起，也可能是由于饮食习惯和地方风俗引起。现代生活的生理健康大多数是由饮食习惯引起，不良的饮食习惯是危害健康的大敌，它包括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种是营养不良，一种是营养过剩。全世界大约有八亿人正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轻微的营养不良不会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能力，但如果严重的话，甚至会导致长久性的脑部伤害或死亡。造成营养不良的原因包括了文化与社会两个层面。营养不良与社会因素是相关的，如经济上的贫穷，这些社会因素影响人们吃的食物之种类与数量，以及影响人们对所吃的食物的想法（即认为什么才是“食物”，不同的族群或民族对同一种食物有不同的看法）。其次是在人类向大规模工业社会迈进的同时所带来的健康问题，如肥胖、糖尿病、心脏病、高血脂、高血压及过度紧张等。社会财富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食物消费的增加，引起肥胖症。可以说，肥胖症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健康问题。它是心脏病的主要原因，是引发糖尿病的首要危险因素；它还极易引发癌症和其他疾病。总之，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都不利于人类的身体健康。
（2）心理健康。自觉地注重心理健康是人类与其他动物根本区别之一。心理的疾病可能是由生理的疾病引起，也可能是个人无法适应社会文化变化而产生的心理问题所引起的。就后者而言，心理疾病与来自于环境产生的压力有关。压力存在于每个社会中，这可能是自然因素导致的，如地震、火山爆发等，也可能是蓄意引起的，像被询问、逼供时情绪的紧绷。然而，它也可能是我们生活中一种正常的情形，像面对出生、死亡、婚嫁时所产生的压力。此外，尚有一些来自社会的因素，如失业、工作过度等等也会导致压力。
通过对不同文化的心理疾病几十年来的研究，西方精神病学者认为，一些主要的心理疾病形态都是全世界共通的。然而，由于压力产生的情况因地而异，且每个文化处理压力的方式有别，所以心理疾病之种类的分布在每个社会中自然不同。压力可能是物质环境、经济条件、儿童教养方式、宗教传统等因素结合的产物。因此，我们或许可能（虽然困难）以流行传染病科学的观点来研究心理疾病，也就是说，去注意它分布的形态，并且探寻环境中可能影响这些心理疾病的变因。[2]
（3）社会适应。适应社会是指个体在社会认知和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不断调整和改变自己的观念、态度、习惯和行为等，以适应社会的要求和变化。任何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只有经过复杂的社会环境、社会文化和社会规范的观察、认知、模仿、认同、内化等一系列的学习和实践过程，才能达到对社会的能动的适应。适应的实质就是个体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即人的社会化过程，个体的人从社会中的人身上学习社会角色的一般化过程。社会适应的结果与一个社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具有密切的联系。不同的社会成员会学习到不同的适应之道。
个人的社会适应从出生到长大成人直至死亡都不会间断。在生命的周期里，不同的阶段也会有不同的适应内容，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潜移默化的。在儿童时代的适应大多是无意识的、被动的。即使是正规的教育结束，社会化的过程仍然持续下去，文化的价值观受到强化，人们还必须继续学习如何适应生命周期与环境的改变。
四、疾病与医疗
1．方兴未艾的医学人类学
医学人类学（MedicalAnthropology）是以保健、疾病以及治疗中的文化因素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分支学科，其研究范围包括民族医药体系、营养、药物滥用、民族精神病学、社会流行病、临床诊治交付等，既有科学意义，又有应用价值，是目前方兴未艾的一门人类学分支学科。
英国医生和人类学家里弗斯（W．H．Rivers），在他死后出版的两本专着《医药、巫术和宗教》（1924）和《精神病和民族学》（1926）里提出了两个基本的观点：（1）原始的医疗方法是建立在医药信仰的基础上的；（2）传统的医疗与信仰是文化的一部分，并构成一种社会制度。这些观点为医学人类学的核心理论提供了一种基本的框架。
现代医学往往把人视为单独的个体，忽视了机体的统一性，特别是机体与外部环境的协调与统一，即忽略了人所处的自然、社会文化因素。人们认识到科学与社会文化之间、技术与价值观之间，已不再能轻易地划出一条界限了。医学与人类学的互动及密切合作推动医学人性化，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1）向非西方社会传播西医技术。医学人类学是在向非西方社会推广西医技术和对当地社会医疗体系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克服西医技术在传播中所遇到的文化障碍，人类学家对当地的保健习俗和保健信仰、饮食方式、生育信仰和行为、疾病行为的动态以及治疗活动等进行研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见解。
（2）引起人们对文化致病因素的重视。现代社会的许多疾病已不再符合早期单纯强调微生物感染的病因学模型。例如心脏病的病因学和预防中所包含的饮食、体育运动以及吸烟和精神紧张等因素，跟个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个人和社会的相互作用有关，而同微生物感染的关系则是次要的。对这类问题，人类学家和医务工作者正在合作研究。
（3）提高医疗工作质量。人类学家开始与医务工作者合作，对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医疗程序的适用性和影响进行评价。如计划生育的研究，已从如何使特定的民族采用特定的节育技术，发展到利用特定的社会规范，设计出适用于特定民族，而且能够被他们接受的新节育技术等方面。
（4）发掘传统医药宝库。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传统疗法已被长期的医疗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并且具有简、便、廉的特点，尤其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保健事业。如中国的中医、印度的“活力论”（ayurvedic）医学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与很好的效果，在提高当地人民的健康水平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文化对公共卫生的影响
文化在许多方面还影响着人的身体健康和社会公共卫生。如注射预防针可以预防传染病，但接受注射与否在不同的文化中就大不相同。对于一些有文身习俗的民族容易接受这种方式，但对另一些民族就不同。在缅甸、泰国北部，一些民族为避开公共卫生人员的强迫种痘而举村迁移。
不同的文化使人们对患病的概念，对疾病的认识、治疗及健康的态度千差万别。因此，公共卫生计划必须考虑到土着民族对病因和治疗疾病的各种看法，必须注意诱发病状、影响健康的各种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