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夏，法国遭受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巨变，最终以革命的形式爆发出来。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政治和社会变革，而且是战争方式的巨大变化。
法国大革命所促成的战略战术的变革，是在没有引入任何重大技术创新的条件下实现的，这与15世纪末期开始的军事革命完全不同，后者受到火药武器运用的巨大影响。实际上，滑膛枪和加农炮等标准武器在一个多世纪里变化甚微。毫无疑问，确实出现了促成燧发枪和大炮提高效率的微小改进，但马尔勃罗麾下的士兵操纵威灵顿军队的武器亦会轻车熟路，仿效威灵顿军队的战术也并非难事。反倒是军队的招募、指挥和补给方式的重大变革，导致了军队本身在战斗技能方面的显着变化。
法国大革命或许是上述转型的促进因素，但法国军队当然也为变革做好了准备。一个多世纪以来，法国军官们一直围绕一系列军事问题展开辩论。务实与哲学两大趋势影响着上述辩论。
务实的观点主导了法国的军事辩论，这一派集中关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法军的表现。从路易十四到美国独立战争，法军的表现至少是喜忧参半。王朝为几场重大战役的失败付出了惨重代价，特别是在海外财富方面的损失惨重，其中包括在北美和印度的海外领地与影响。和许多声名狼藉的制度一样，军方认识到需要深刻反省碌碌无为的种种行径，以克服导致众多失败的因素。他们开始讨论军队组织和战术的基本原则，不少军官撰写文章阐述包括装备、军事单位的组织、军事单位的构成以及机动和战役方法等在内的多项探讨主题的文章。
第二个促成军事理论着作具有更浓厚的哲学思想的因素是受这个时期的重大思想运动，即启蒙运动的影响。在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启蒙运动的旗手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们主导着法国思想的所有领域。启蒙运动的基础是理性思想的综合，包括信仰自然法、经典模型与体系的重要性以及源于牛顿科学的数学精确性。在这两大趋势（对法国军队的自我反省和启蒙运动）的共同影响下，军事文献数量激增，从七年战争到法国大革命的整个这段时间更是如此。诸多此类文献紧跟时代精神的步伐，试图揭示出能够运用于战争行为的有序“体系”。
纵深阵形
这个时期的军事着作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战争中的合适的阵形。在17世纪晚期以及差不多整个18世纪，发展趋势一直是横向列阵缺乏纵深的线形阵形，其标准编队通常是三个横队的纵深，从而能让最大数量的滑膛枪兵进行射击。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期间，腓特烈大帝（1712～1786年）和普鲁士军队显示出他们是这种作战技术的大师。一些法国军事专家主张，这种机动形式非常适合古板沉闷的普鲁士人，而不适合富有想象力和性情急躁的法国士兵。他们认为，部队编成更深的阵形，即纵深阵形，运用一种强调运动和拼刺刀式进攻的战术体系是一种更好的办法，也更适合法国人的性情。
其中一位致力该战术问题研究的是陆军中校保罗·吉迪·乔里·德·迈齐勒瓦（1719～1880年），此人还是一位古代战争迷。在他的关于战术研究的多卷本着作中，他提倡运用更纵深的阵形。尽管他知道这种纵深阵形不能集中火力，但他还是坚持提升士气和增强凝聚力足以弥补这一缺陷。
纵深阵形的最铁杆的支持者是弗朗索瓦·让·德·梅西尼尔－杜兰德（1729～1799年）男爵，他是如此热衷于该阵形，以至将其称为法国式的阵形。他曾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服过役，七年战争失败后，他的战术论着对法军战术阵形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巨大影响。梅西尼尔－杜兰德认为，成功的战术原则需要三个特点——稳固、侧翼安全和速度。为符合上述要求，他发明了一个新的阵形，即相近阵形。该阵形由24个横队和32个纵队的768名步兵组成。该阵形得到两个排总共96人的掷弹兵和一个由50人的骑马掷弹兵组成的小规模部队的支援。纯粹由于技术原因，这种阵形被划分为纵向和横向的次级分队，从而可以面对各个方向的敌人。因此，这个阵形既稳固又有安全的侧翼。为满足速度的需要，该阵形是紧凑密集的，因而易于机动。
1778年，当法国准备与英国开战时，在布罗伊利（1718～1804年）元帅统率下，一支由44个步兵连组成的并得到骑兵和炮兵支援的法国军队，在诺曼底的沃西埃安营扎寨。在那里，这支部队根据梅西尼尔－杜兰德的作战思想进行训练。训练结果并没能给人留下多少深刻印象，因为在实践中进行有效的机动是非常困难的。此外，当两个旅，一个根据军队现行原则，另一个根据梅西尼尔－杜兰德原则进行演练时，许多观摩的军官清楚地看到，前一种方式略胜一筹。不过，纵深阵形的支持者布罗伊利元帅根据新的原则，在接近3周的时间里实施了大约8次机动。他的正式报告对新原则给予了肯定。
对战术的反思
大量的军事着述主要讨论了步兵，因为步兵是大多数国家军队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也有一些人集中论述传统的支援武器——大炮。其中一位关键人物是炮兵军官让·杜泰伊，他在1778年发表了一篇论述使用大炮的文章。这篇文章对拿破仑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他和杜泰伊均在后者的兄长约瑟夫指挥的同一个团里服役。约瑟夫后来成为未来皇帝的主要庇护人之一。杜泰伊能以新思路考察炮兵，得益于让·巴蒂斯特·格利包佛尔（1715～1789年）将军将新的炮兵体制引入法军。
作为炮兵总监，格利包佛尔引入了远优于七年战争时期使用的加农炮。为使其更加轻便，他将炮管截短，改进了炮架，并优化了班组的携炮方式。所有这些改进使法国的大炮更具机动性。杜泰伊对此加以利用，呼吁不再将炮兵仅仅看做是步兵的附属，而是视为能与步兵一起发动进攻的独立兵种。大炮应按照给敌人造成重大破坏力的原则来进行部署，而非随着战役展开向后撤退。一旦排炮给对方造成伤亡，就必须用另外一组排炮来替换，而且要尽可能地以隐蔽的方式来替换，以维持进攻时的火力优势。最后，杜泰伊抛弃了一般常识看法，认为不能反击炮兵火力。炮兵应将敌人的军队作为主要目标，而非袭击敌人的大炮，只有当没有其他目标或敌人的大炮给己方部队造成重大破坏时，才能将目标对准敌人的炮兵。吉贝尔伯爵雅克·安托万·伊波利特（1743～1790年）或许是上述学术讨论的集大成者。在七年战争期间，吉贝尔伯爵曾在法军中服役，并在吞并科西嘉的战役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中校军衔，他通常被认为是最典型的军事哲学家。尽管他并非出身于位高权重的家庭，但很幸运的是，他的父亲是一位杰出的战士，曾在布罗伊利元帅和陆军大臣舒瓦瑟尔（1700～1770年）的参谋部里任职。这位父亲尽其所能，在当时的重大问题上教育和引导他的儿子。
吉贝尔的军事着作涉及面甚广。他的最着名的作品是1772年出版的《战术通论》。对吉贝尔来讲，战术是战争理论的核心，无论是基层部队的初级战术，还是关于军队运动的高级战术。尽管吉贝尔更倾向于支持传统的线性阵形，但他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倡导战术的灵活性：各个分队在一个阵形里应该能进行灵活机动，在另一个阵形里则能实施攻击。混合阵形的概念也归功于他。在混合阵形中，为了机动和进行可能的突袭，一支部队的部分分队采用纵队阵形，而其他部队则采用更加传统的线性战斗阵形。
尽管吉贝尔于1790年，年仅47岁时就去世了，但他的战术思想还是构成了《1791年8月1日关于步兵机动训练的条例》（以下简称《1791年8月1日条例》）的基础。该条例由一系列规章制度构成，它是对法军旧制度时代的差不多一个世纪争论的最终总结，并且这一条例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法国军队训练的基础。
大革命战争时期的步兵
大革命的爆发对法国军队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尽管在理论变革甚至某些现实改革方面一直存在严重分歧，但真正困扰军队的是各种各样的国内问题，它们使国家武装不堪一击。大革命使自我反省进程和有序改革陷于停顿，尽管先前半个世纪的学术争论播下的种子有可能扎根并最终发芽，但未必会以井然有序的方式生根发芽。
1789年，法国军队依然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拥有18万现役军人和能随时应征入伍的7万民兵。与18世纪之初法国陆军能够部署30万人的结构相比，军队的规模已是大大缩小了，但至少在理论上它仍然是一支不可等闲视之的力量。此外，一些军事改革，如格利包佛尔的新炮兵体制，使得该兵种成为欧洲所有国家军队中的佼佼者之一。然而，困扰法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也对法军造成极大的影响。例如，军官团在政治改革上意见相左，分歧是如此之大，以致自由派军官和反对派军官之间的不和路人皆知。无委任状的军官阶层内也是问题丛生。在他们身上，一个最为头痛的问题是晋升机会有限。没有委任状的军官晋升非常缓慢，每当有军官空缺需要任命时，他们实际上也没有机会得到任命。据估计，没有得到任命的军官挤入贵族主导的军官团的可能性大约为两千分之一。这足以损害所有应征入伍的官兵的风气和纪律。
法国一直在酝酿的革命情绪终于在1789年夏天爆发了，这种革命情绪对军队的影响是毁灭性的。皇家近卫军的不少成员开了小差，一些近卫军实际上参加了攻占巴士底狱的行动。新招募的两万名战列步兵也好不到哪里去。一些部队消极地应对革命行动，最典型的例子是佛兰德斯军团，他们未作丝毫抵抗就让一群妇人把王室成员从凡尔赛宫带到巴黎。军纪涣散意味着开小差的士兵大大增加。有趣的是，那些被认为有可能支持革命的部队——曾在北美战场支持另一场革命的老兵，实际上却没有多少人开小差，并保持着比其他部队更好的纪律。
随着巴黎及其周边形势的恶化，纪律松懈之风已影响到驻守在法国各地的其他部队，有几个部队还发生了哗变。军官们同样不再抱有幻想。一个尽人皆知的例子是罗尚博（1725～1807年）伯爵，此人曾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在北美指挥法军。1789年夏，罗尚博率军驻守在阿尔萨斯，他也被几乎崩溃的军纪弄得心灰意冷，遂挂冠回乡。到8月，仰仗皇家军队支持而得以专权的王室明显不能再维持旧秩序。然而，国民大会也无法控制住军队，转而依靠自己的军队——国民卫队，这支军队首先接管了巴黎的安全，然后在《1789年8月11日敕令》颁布后接管了整个法国的安全防卫。
在整个1790年和1791年，法国局势持续恶化。国民大会把维持安全的希望寄托在拉法叶特（1757～1843年）侯爵指挥的6．5万名专职和兼职的国民卫队身上，但军队的情况仍在不断恶化。封建特权的废除打开了军官阶层的晋升大门，这使那些拥有贵族背景的军官人人自危。
许多拥有贵族背景的军官，特别是尉官以上的军官离开了军队。事实上，到1792年末，有6000多名军官离开军队，这当然加剧了军纪的败坏。尽管各个团试图抑制官兵的政治行动，并且开除了一些刺头，但收效甚微。军队崩溃的最令人震惊的例子是，1790年8月在南锡发生了真正的激战，3个哗变的团和大约4500名忠于国王的部队之间发生了冲突。到1791年底，军队大约丧失了40％的有效力量。
创建共和国军队
为努力重建武装力量，革命政府决定着手建立一支新军。1791年夏，政府下达征兵令。结果10万人入伍，他们以“1791年志愿兵”闻名天下，他们将被证明是革命军招到的最好的新兵，他们中有许多人先前曾在军队或国民卫队中服过役。但是，即便有了这些志愿人员，军队兵力仍远远满足不了国防需要。事实上，到1792年初军队人数还没接近革命前的水平。这年春，随着战争的迫近，一部需要更多部队的征兵令招募了20万人，即“1792年志愿兵”。这些人虽然没有前一年应征入伍同胞的从军经历，但是他们不久就因新招来的两万名联邦派士兵的加入而力量大增。联邦派士兵在政治上可靠，代表了那些来自法国不同地区（行政区）的国民卫队的士兵。
即使如此大量的人员涌入军队，也满足不了共和国的军事需要，因为共和国将要在不少于6个各自独立的战场作战。这还包括需要军队在法国境内对付反革命分子。1793年2月，政府下令再征召30万人，但结果只召到一半。随后政府颁布了举世闻名的《1793年8月全民动员令》，确立了普遍征兵制，开始动员共和国所有资源，为战争做准备。
所有这些因素使新生的共和国军队极难形成一套有效的作战方法。特别是，法军缺少不同军衔的经验丰富的军官。然而，诸如中尉和上尉等初级军官倒可以由那些有经验的无委任状的军官轻易地就能填补了。实际上，60％的军官先前曾服过役，而且55％的人曾经是下士。这些人中有些最终取到了最高军衔的职位上。例如，让－巴蒂斯特·贝内德托（1763～1844年）元帅和安德烈·马塞纳（1758～1817年），两人都曾在皇家军队里担任过军士长。这些人成为训练新兵基本军事技能的一支骨干力量，但他们不大可能拥有在战场上进行较大规模机动的专门知识。这个任务落到了野战军官以及更高一级军官的身上，但他们在共和国军队中为数不多，因为许多人因为革命爆发而逃之夭夭。
另一个问题是，数量如此巨大的新兵中，起初一些人员是志愿者，后来是应征入伍者。他们中不少人只有一点或根本没有从军经历，因而必须要受到一定的训练，并要在短时间内为走上战场做好准备。然而，有人提出，粗略的数字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特别是对那些在1791年和1793年初入伍的志愿者来说更是如此。实际上，1791年入伍的志愿者不少人有点军事经验，甚至后来这些志愿人员被整营编入军队。因此，不少此类部队有时间训练，或者甚至在被派去参加重大战役之前执行过守卫任务，一些守卫任务有时长达一年之久。显而易见，这个时间够长——拿破仑后来说，步兵仅需3个月的训练，就应该能机动自如，并能承受起敌军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