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绝唱，无韵离骚
一个目光深邃、蓬头垢面的学者，在陋室中奋笔疾书。他案几的四周，山积海汇地堆满了简册。置身其中，他“绝宾客之知，忘家室之业，全神贯注、废寝望食”。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斗室虽小，他胸怀博大。“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他的宗旨。“述往事，思来者”，希望从历史进化的长河中寻找社会进展的真谛，是他的目标。洞察古往今来人事和自然的“成败兴坏之理”，是他的思考。他敏锐地透视了当时社会历史的许多侧面，不仅注意到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也瞩目研究商人、学者、艺人游侠、刺客等，替其中的佼佼者撰写传记。他见识远大，不仅关心华夏中原，也放眼当时地理视野所及的日本、朝鲜、南越、西域及中亚各国。他伸张正义，嘲讽强权。在他的笔下，放手让老百姓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并以此为主线用生动形象的人物画面，用感人肺腑、富于哲理的语言，纵横古今，褒贬百代。从而成为孔子之后500年，总结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又一位著名学者。这个学者就是司马迁。
司马迁，字子长（前145～？），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生于一个“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的世袭史官家庭，自幼在父亲司马谈的熏陶之下，在学问基础、亲身游历采访、掌握确凿而丰富的史料等几个方面，作了长期准备，倾毕生精力完成了《史记》一书。
《史记》是一部实录，起于黄帝，止于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是共计3000多年间中华民族发祥兴衰、起伏曲折的通史。“中华民族皆炎黄子孙”，这一具有伟大凝聚力的观念就奠基于《史记》。其内容不仅有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历史人物等，而且还有天文、历法、水利、工商、少数民族、域外地理等许多专篇。它是熔当时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为一炉，“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著作。其记录时代之久远，描写范围之广搏都是空前的，其创新的纪传体例，考信实录的风格，优美浑厚的文笔，堪称中国古史著作的典范。几千年来中国正史和地方志的纪、传、录、图、表等文体就由《史记》创始。因此，千古以来其人其书被广为推崇。司马迁被称为“中国史学的奠基人”、“中国史学之父”、“于世界科学和文学泰斗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化巨人，在世界古史上也是罕见的天才”。《史记》一书，被称为“中国史学的一座不朽的丰碑”、“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史学方法”等等，而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评价最为精当。《史记》作为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历久而不衰的精神支柱，光焰夺目！
十岁诵古文，二十而南游
为什么司马迁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宋代著名学者苏辙评论说：
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宏博，颇有奇气……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
通过游历，司马迁感受到中华伟大的民族气息和汉朝强盛的时代气息，领略到山川风物的民族豪气，扩展了胸怀，增长了见识和才干，接触到社会的各阶层，看到百姓的疾苦，锻铸了幽明深察的见解，因此方能助发精神，鼓荡奇气，为文章用。故《史记》一书，跌宕雄迈，独绝千古。
司马迁天真烂漫的孩童时代，是在他的故乡——今陕西韩城南约10公里的龙门芝川镇度过的。龙门一带属于幽谷地形。东、西皆有层峦危嶂，横出天汉。黄河自西北峡中来，有如“山断河出”。相对如门的两岸石壁，俨立相望。据晚出的《韩城县志》记载，这里“惟神龙可越，故曰‘龙门’。”传说每年暮春，总有成千条鲤鱼游聚龙门山下，它们溯流而上，不断跳跃，少数能跳上龙门的则成龙上天。这一壮观的景象给人们增添了驰骋想像的灵感，也使龙门成为神圣之地芳名远扬。人们在东南麓岩穴之上，驾石过水为桥，结木构筑栈道。半山之上多青松奇木，景物清丽，恰然桃花源。幼年时代的司马迁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优哉、游哉！“十岁则诵古文”、“耕牧于河山之阳”是他当年生活的写照。他一出家门即可眺望源远流长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登上高峰，即可见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这里景色雄秀，西看梁山，宛若蟠龙，其下芝水如带，潆洄北侧，少梁烟霞，胜似画图，形势之胜，景物之丽，为韩原名胜之冠。地灵人杰，也孕育了司马迁美好的人生理想！
后来，因司马谈做“太史令”，他跟随父亲来到京师长安，住在茂陵，属籍显武里。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城之一，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可以说，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壮丽、最繁华的大城市。巍巍汉宫，檐牙飞舞、金碧辉煌。其殿堂之宏伟，构造之富丽，“金铺玉户”、“重轩镂槛”、“台阁林立，千门万户”。青年时代的司马迁，饱览了这一切，于潜移默化之中扩展了志向与心胸，感发了思古之幽情。这时，他有机会跟随著名学者今文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接触古文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受易于扬何，习道论于黄子”，并经其父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在学问跟底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迁的一生，从20岁到50岁的30余年中，将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是在野外的旅游生活中渡过的。当他20岁盛壮之年，就怀抱着济世宁民的凌云壮志，为了对社会、人生及祖国河山有真切了解，开始了第一次学术壮游，展示其登山临水之情。他告别父老亲人，出“三秦要塞”武关（今陕西丹凤），看到关东沿山盘曲，崖悬壑深，狭窄难行。一路上山环水绕，险阻天成。他考察了秦末刘邦从这里入关灭秦的遗迹。然后过宛（今河南南阳），这是南阳、颍川一带经济区为首的大城市，“俗杂好事，业多贾”，有“先王遗风，好礼重农”。宛也是长江、汉水与淮河三条水路与关中来往必经之地，工商业繁盛，为南北贸易枢纽。当时，它还是全国六大商市之一。时至今日，南阳市还存有著名的汉画像石陈列馆，汉代冶铁遗址和宛城遗址等。司马迁游历宛之后，又经过水陆要冲的襄樊（今湖北襄樊）。此城南连汉水、沔水，北接长安、洛阳，地位也很重要。他继续南下到南郡（今湖北江陵）。南郡是春秋、战国以来秦、楚争夺的战略要地。地处长江中游，镇巴、蜀之险，据江、湖之会。登临眺望，城内楼房栉比，松杉成林；城外护城河宛如玉带环绕，楼台倒影，岸柳轻拂。
此后，他渡长江、适长沙，追随爱国诗人屈原的遗踪来到汨罗江畔，“观屈原所自沉渊”、“想见其为人”、“未尝不流涕”。屈原忠心为国，遭谗去职，被放逐沅、湘仍赤恋于楚，眼见楚君不用己谋，被奸人误国日趋败落。他忧心如焚，于是在极度悲愤之中写了千古名篇《离骚》、《九歌》等许多诗章，叙说这人间的不平。最后，秦灭楚，他的理想与希望完全破灭，因而自沉汨罗江中。只留得清流悠悠，忠魂长存。此次瞻拜采访，为写好《屈原列传》作了充分准备。
司马迁又浮沅、湘，溯流西上至九嶷山（今湖南宁远县内）。九嶷山，又名苍梧山，营水西流经九嶷山下，蟠基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罗崖九举，各寻一溪。因九峰状貌相似，异岭同姿，山中白云缭绕、斑竹迭翠，入者迷疑，故名。他考察了上古虞舜的遗迹。后来在他写的《五帝本纪》中，记录了帝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的史实。一路上他考察了西楚的地理特点和百姓习俗，记录这里“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主要城市有“江陵，故郢都”。这一经济区“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绕……通渔盐之货，其民多贾”。
此后，他从湘南转向湘西，在沅江、湘江之泛舟，并归入长江，顺流东下。他自己说：“余南登卢山，观禹疏九江”。此行他登上了卢山最高处——汉阳峰顶上的汉阳台。此地海拔1474米，相传大禹治水时曾坐其上筹划如何“疏九江”，峰上黑松森森，形奇古雅、矮小盘结。从这里北望长江，一泻千里，东观五老峰、太乙峰等，山峦起伏，峭然屹立。其下城廓烟舍，历历在目。他考察了江南经济区，记录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铝）、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豫章（今江西南昌）出黄金，长沙出连、（铝）锡”。西汉时代，长江以南物产、资源丰富，而经济、文化落后。
接着他继续东行，转至钱塘来到会稽（今浙江绍兴），拜祭了禹陵。陵区古槐蟠郁，松竹交翠，幽静清雅。司马迁在《史记·禹本纪》中记述了当年夏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他还亲自探看了禹穴。然后北上姑苏山（在今江苏吴县境）。此山在太湖之中，三峰相联，湖水四面环绕，巧布孤绝。因此，被人们称为“水碧山翠小蓬莱”。上有12生肖石，酷似各种生肖动物的形态。其上相传还有吴王爱女的别宫。司马迁在山上远眺波光粼粼的太湖，又访寻了范蠡泛舟的遗踪。之后，他来到吴（今江苏苏州）“观春申君故城宫室”，发出“盛矣哉”的感叹！
随即他渡江北上到达淮阴，查访了汉初名将韩信早年迫于饥寒，寄食漂母，受辱胯下等许多活生生的经历。见到“其母冢良然”。他继续北上来到鲁国都城曲阜（今山东曲阜县），拜孔陵、观孔庙。他说：“余适鲁，观仲尼庙堂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抵回留之，不能去”。他在孔夫子的家乡逗留时间较长，不仅见到“仲尼庙堂礼器”，还看到当地儒生每每在家遵照当年孔夫子的要求，按时习礼，深深感到孔夫子的为人与思想对后世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此后，他又继续北上来到临淄。临淄是春秋战国时代齐国的首都。千余年来一直是关东的第一大城市。远在战国时代，临淄城已“七万户，车彀击，人摩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城中居民，“家敦富，志高而扬”、“吹吁鼓瑟，击筑弹瑟，斗鸡走犬，六博蹋踘”，十分热闹。到了汉代城市又有了新发展，人口已“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钜于长安”。它是齐、鲁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司马迁考察后记录说：“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大国之风也。”“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吾适齐，自泰山属于玡，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这富饶的土地上，又有悠久的开发历史和良好的经济传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霸，不亦宜乎？”使齐、鲁之间发展成为“五霸之首”是有其经济基础和历史渊源的。他北涉汶水、泗水。泗水流域有大型泉群，大泉七十二、小泉不可胜计。沿途泉声叮咚，微波细涓，或汇为深潭，或潴为浅地，他历览鲁中名胜，又来到鲁南，至孟尝君封邑薛县（今山东滕县）。薛国虽于战国时被齐所灭，西汉时薛城仍然是鲁南的一座大城市，周长达1万多米。司马迁对薛城的印象是：“吾尝过薛，其俗闾多暴桀子弟，与邹（今山东邹县）、鲁（今山东曲阜）殊。”他在这里考察后所得到的印象是：“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好贾趋利，甚于周人。”
他继续南下来到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这里在楚汉之季，出了许多风起云涌历史人物，如刘邦、萧何、曹参、樊哙等。楚怀王和项羽都曾建都在彭城。彭城也曾是楚、汉相争的重要战场。他到过沛县，拜访了这些人物的故宅。他曾在淮北仔细查寻，了解到樊哙屠狗，曹参为狱掾，萧何为主吏，张良亡匿下邳，陈平为社宰，周勃织薄曲，刘邦是一个好酒好色之徒等等。为此后《史记》的写作，取得了真实感人的第一手资料。
后来他经砀（今河南永城东北）、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路上过阳城（河南登封东南）了解到陈涉少为庸耕，有鸿鹄之志，在田中发出感慨：“苟富贵，无相忘”。因少有大志，此后才会有大机遇。他又至大梁（今河南开封），查访了“夷门”，并考察了秦军从这里引水灌大梁的情形。大梁作为魏国的都城，长达130余年（前362～前225）之久。它位于“天下之中”、“土地狭小，民人众，国都诸侯所聚会”。到了秦汉时代，这里“北据燕、赵，南通江、淮，水陆都会，形势富饶。”声名赫赫的“鸿沟”就是以大梁为中心沟通了河水（黄河）、洛水（洛河）和淮水（淮河），使之成为水运网络的中心。公元前225年，秦始皇命令大将王贵率军攻打魏国，引浚仪之水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战祸及大水使大梁受到严重破坏，民居街市受到极大摧残，腥风血雨怵目惊心。司马迁过其地亲自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查阅了当年大梁东门——的水势与灾情。在大梁他还访问过信陵君的故迹。了解到信陵君身居显贵，见岩穴隐者，不耻下问，确实是礼贤下士，“名冠诸侯不虚”。
他漫游南北，进行“宦学之游”，收获丰富，最后回到长安。
扈从巡行，奉使西征
司马迁壮游归来，“仕为郎中”。“郎中”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的最低级官职。汉武帝巡行郡县，祭祀五帝、观省民风、封禅泰山，他就车驾侍从。因此有机会利用朝廷的力量继续游览祖国大好河山，观市井、察民风、了解社会。
他曾跟随汉武帝巡幸过甘泉。当年汉武帝在那里“置寿宫神君”。甘泉故址在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的甘泉山。这里原本是秦朝的林光宫，汉武帝增筑扩建后，常在此避暑、接见诸侯王、郡国官员及外国客人。现在遗址尚存，周长达45公里。这里也是汉武帝进行宗教神秘活动的地区之一。司马迁侍从“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而封禅焉，入奉宫侍神语”。因此有可能将其见闻记在《史记》里，使“后有君子，得以览焉”。
他也曾随汉武帝“行幸荥阳、还至洛阳”，视察了汉代的河东、河内、河南，古称“三河地区”。河东在今山西省西南部，治所在今夏县；河内为古冀州，为今日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治所在今武陟县西；河南在今河南省北部地区，黄河以南，治所洛阳。“三河”区有着悠久的开发历史。他经考察后记录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务数百千岁，土地狭小，民人众，国都诸侯所聚会。”从唐虞时起，经夏、商而周，这里都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域。到了汉代三河地区更成为中原商业、交通枢纽。其中著名的城市有扬（今山西洪洞东南）、平阳（今临汾西南）和洛阳（河南洛阳）。此区的北方，地近匈奴，战争频繁；因而“人民矜懻、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此区的南面是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地位在中原，交通上为转运必经之地，控制着关中贫地通往华北平原的通道，因而商贾云集、经济发达。他曾侍从汉武帝“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观于周室，邈而无祀”。之后取道荥阳，回到长安。
又一次，他侍从汉武帝，北出位于宁夏固原东南，为关中通往塞北交通要冲的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今内蒙包头南）”。另一次随武帝北巡朔方，“自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北历上郡（今陕西榆林）、五原（今内蒙包头西）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今内蒙河套）”。
再一次，他随汉武帝经今河南偃师东南，穿伊洛平原东部的军事要塞——嵩山口。他们还东巡海上，至碣石（今秦皇岛附近）。碣石主峰仙台顶，海拔695米，今南距渤海仅15公里。登其顶若身临霄汉，渤海清波帆影，历历在目。前人上碣石曾看到：“巍巍高矗势凌天，俯瞰沧浪气万千，众水朝宗来眼底，层层出岫荡胸前。”然后，他们经辽西（河北卢龙县东）、九原（内蒙五原县）归于甘泉。
其间，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他经今陕西汉中市石门，出褒、斜两水河谷栈道，著名的“褒斜道”，出散关而南入四川。他曾回忆说：“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入蜀后，“西瞻蜀之岷山及离惟”。岷山在四川、甘肃两省边境，是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主峰雪宝顶海拔5588米。离堆在四川南部县东南，此山斗入嘉陵江，直上数百尺，不与众山连属。司马迁亲历“邛”，即今四川西昌一带；“笮”即今四川汉源县一带；“昆明”，即今四川盐源县一带。这些《史记》都有明文记载。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昆明”是一种少数民族，当时分布区远至西洱河（今云南大理一带）。如万历《云南通志》说：“汉元封间，郎中司马迁到此观西洱河”。清初倪蜕《滇云历年传》说：“司马迁主讲堂于叶榆（大理），为滇云讲学之始。”近代学者中也有人认为司马迁曾到过滇池地区。这些都存疑待考。
司马迁奉使巴蜀以南，留下了大量真实确凿的西南史实记载，是与他的旅行活动分不开的。如《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说：
西南夷君长十数，夜郎（今贵州安顺》最大；其西靡英之属以十数，滇（今滇池）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今四川西昌）最大。此皆推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今云南龙陵）以东，北至叶榆（今云南大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母长处，母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另外，《史记》曾载汉武帝授“滇王之印”。可喜的是这颗蛇纽金质篆书的印，于1955年前后在滇池石寨山发掘出来了，证实了司马迁记录的可靠性。
西南归来，他即赴河洛之间探望了垂危的父亲司马谈。父亲执迁手而泣，留下临终遗言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文史，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俯首流涕，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父亲希望他继承祖业，当好史官，写好史记。他挥泪告别父亲的遗体，赶到泰山参加封禅大典。
泰山是我国中部平原第一高峰。它突兀拔地而起，“隆高贯云蜺，嵯峨出太清”。在茫茫的平原之上，登上泰山有凌云之感。真是“轻举凌太虚，飞腾踰景云”。向四周眺望“一览众山小”。因此，在古代人们的心目中，泰山是东方最高的山，“五岳通言岳，而泰山独称宗”。登上泰山，可以“呼吸直通帝座”、达到天人相通的功效。因此，“自古帝王曷尝不封禅”。他们去泰山祭天祭地，以表示他们代表上天的意志，行政管理人间的权力。司马迁多次随汉武帝到泰山封禅。现在泰山顶上还立着巨大的无字碑，这是当年汉武帝表彰自己的功德卓绝，已无法用文字来表述的实物见证。由于泰山的巍峨和历代帝王的封禅，她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圣山，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他还扈从南巡，“望祀虞舜于九疑”。然后“登天柱山”，此山又称皖山或称潜山，主峰海拔1485米，为皖南和皖北的分界线。它孤立擎霄、中天一柱，因此得名。它万山拱卫，屹然独尊，实为淮南、江北诸山之冠。他们继续从寻阳（今湖北黄池县西）浮长江而下，舳舻千里，过皖西、鄂东一带滨江诸湖，古称“彭蠡”，沿途“礼其名山川”。然后东至山东胶南县登上“孤山特显，傍滨黄海”的琅琊山。这里海涛变幻，龙跳虎跃，气象恢弘。此后又一次登泰山封禅。
自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升任太史令起，到天汉三年（前98）遭刑止，汉武帝封禅神祠的活动，有近10次之多，他每次都应命扈从。
他也曾“适北边，自直道归，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民力矣”。
总之，他西至崆峒（甘肃平凉西）北过涿鹿（河北北京一带）及长城内外，东历辽东（今辽东半岛）、海上，南浮江淮，还达巴蜀以南的邛、笮、昆明。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游历之助，使司马迁胸中有了天下古往今来的大势，这是他在学术上取得伟大成就的先决条件。
发奋著述，光照千秋
公元前108年，38岁的司马迁继承父职任“太史令”，动手编著《史记》。公元前98年其书草创未就，就飞来横祸。或许因他“秉笔直书”，不愿阿谀奉承，得罪了君王。引发大祸的直接原因是他以“拳拳之忠”为李陵事件坦率地说了几句公道话，就无辜遭罪受了仅次于死刑的腐刑。当时，他家贫无以自赎，加之世态炎凉，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霹雳而来的痛苦以及种种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使他精神上受到了极度摧残。“肠一日而九迥，居则若有所忘，出则不知所之。”这时他曾想到死。几经思想斗争，终于使他清醒过来了。认识到“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坚强地“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彩不表于后世也”，于是，他以“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羡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的精神，呕心沥血，发愤写作。有志竟成，共完成《史记》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526500字。在那一时代的个人论著中已是空前的巨著。
《史记》一书在世界历史学、文学、艺术、天文学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光照中华！已有许多论著评述过。这里仅就其在中华地理学上的贡献，作一简要介绍。
《货殖列传》的地理内容分析
其一，《货殖列传》系《史记》名篇，其内容除了叙述汉初一统天下以来全国经济发展的形势、过程及其司马迁的经济理论之外，还用不少篇幅，概括了当时全国各经济区的天然资源、人口密度、社会习俗与文化技术渊源、经济区的开发水平、经济区之间的联系等。总之，《货殖列传》用简洁的语言描绘了两千多年前中国经济地理的一个轮廓，反映了当时各经济区最本质、最重要的地理特点及各经济区在全国的地位，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区域对比。城市是区域的中心。他还叙述了当时30多个城市特征与区域的关系，表叙了城市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等，其主要经济区如下：
全国最重要的是关中经济区。“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关中自汧、雍二水的发源地至黄河、华山之间，沃野千里，农业耕种的历史悠久，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较高，远在虞、夏之季，就确定这里为上田。周初“公刘适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肥沃的土地，悠久的开发历史，抚育着众多的帝都城市。人民群众具有农业耕作的传统与优良的农业生产技能。在文化、经济发达的基础上，形成了邠、岐、丰、镐、雍、栎邑、咸阳、长安等城市体系。“秦文、孝、缪居雍”、“献公徙栎邑”、“武、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其为首的大城市是长安。这里“陇、蜀之货物而多贾”、“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未也”。交通方便、商业发达。此城市体系的吸引力和辐射能力都很强。北面至戎、翟少数民族地区，东面到三晋，韩、赵、魏地区，西南至陇、蜀、四川、陕南、甘、青一带。人口密度大，文化水平与经济应变能力高。
附属于关中经济区，有南面有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薑、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潼，西近邛、笮马、牦牛，然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巴、蜀经济区土地也非常肥沃，是冶炼铜、铁金属的中心，出产大宗矿产品与林木原料，输送大批滇僰劳动力和笮马、牦牛。经栈道（褒斜道）与关中区文化、经济相联系，成都是此经济区的主要城市。
附属于关中经济区，在北面有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等四郡。这里“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是皮毛和畜牧产品大宗交易市场，但交通不方便，然有道路与京师——长安相通连，即“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总之：
“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货殖列传》不仅描述了关中盆地周围险要的地势，盆地内部沃野千里，利于农业发展，其民有“先王遗风”长于农业生产，帝都众多，又占据了交通枢纽的地位，人口密度大，商业发达，而且还说明了关中经济区与陇蜀经济区、北方四郡经济区的联系等。从中可以看出，关中经济区有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这使得西汉时关中经济区的经济实力、人口密度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仅次于关中的是三河经济区。河东（山西西南）、河内、河南（今河南北部）也有着悠久的开发历史，“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成为中原商业、交通之枢纽。其中著名的城市有杨（山西洪洞东南）、平（可能指平县）、阳（洛阳）。“西贾秦、翟，北贾种、代”。这里的北面地近匈奴，战争频繁，因而“人民矜恃，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在河南北部为温、轵（河北济源南），“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而南面“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位于中原，为交通转运必经之地，控制着关中盆地东出华北平原的通道，因而商贾云集，经济发达。
其次的经济区为燕、赵区。南有大城市邯郸，它位于漳水之南的冲积扇上，附近农业发达，又“北通燕、涿，南有郑、卫”，西邻三晋，东连梁、鲁，为太行山南北交通线上富商大贾云集之所。北面的大城市有燕，它是维系东北大平原、蒙古高原和华北大平原的枢纽。“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临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这里是勃海和碣石之间的大都会，为以种植业为主的汉族与游牧、渔盐业为主的少数民族融合交汇的地带。贸易以渔盐、牲畜、皮毛为大宗。
其他如鲁、齐之间也是一个经济区。“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为首的大城市是临淄。“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大国之风也……邹、鲁浜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好贾趋利，甚于周人。”梁、宋地区也是一经济区，范围为“鸿沟以东，芒砀以北”。为首的城市是陶（山东定陶）、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历史上尧、舜、汤都在这里活动过。“其俗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楚、越区域，按风俗习惯与经济特色又可以分为三区。“夫自淮北、沛、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主要的城市有“江陵、故郢都。”这里“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渔盐之货，其民多贾。”“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这里的风俗习惯很复杂，资源为“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主要城市有吴（今江苏苏州）。另外，“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为首的城市是寿春（今安徽寿县）。颍川、南阳一带也是一个经济区。这里有“先王遗风……南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江淮”。主要城市是宛（河南南阳）“俗杂好事，业多贾”。长江以南则是江南经济区。这里物产、资源丰富而经济文化落后。“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今西南昌）出黄金，长沙出连锡”。更南到了珠江流域，番禺（今广州）是扬、越经济区的主要城市。这里出产“珠玑、玳瑁、果布”等。
西汉经济区划图总之，《货殖列传》对全国各地的主要经济区作了系统、简明的概括，突出了各区最主要的特征。
其二，《货殖列传》是“人地关系”研究的先驱。侯仁之教授指出，它记述了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之下，地理环境提供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它不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如他比较说：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贪。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饶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予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上文不仅突出了各区自然环境与人文状况协调、统一的地方特点，而且也把人类的劳动看作是地方经济开发的前提。在人和地理环境的关系中，丰饶的自然资源与良好的生活环境可以使人们无饥馑之患，也可以使人们懒惰、苟且偷生。地理环境丰饶，不一定经济就繁荣；相反，地理环境差一点，只要善于利用地利，还是可以扬长避短，发挥本区经济优势的。那时的江南“不待贾而足”、“无饥馑之患”，但“无积聚而多贫”。沂、泗“数被水患”而“民好畜藏”即是一例。另一方面，经济优势和地理特点关系又十分密切。处在交通发达的经济中心，人们好商贾。文化发达、交通信息灵通的地方人们“设智巧、仰机利”。
地理环境差一点，只要发展经济的办法和政策对头，“人各任其能，竭其力”就可以使地区经济得到很好发展。他举例说：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辏。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天下熙熙为利而来，天下攘攘为利而往。
另外，他还分析了文化传统、生产习惯对经济区发展的影响等。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是中国人地关系研究的先驱者。
其三，《货殖列传》记录了当时各地一些典型土特产。
“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于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
总之，《货殖列传》不仅记叙了当时主要经济区的自然条件、开发传统、人口疏密、交通、城市、土特产品等经济地理的状况，描绘了两千多年前中国经济地理的一个概貌，而且有一定的经济地理理论分析。这些理论分析对此后两千多年来经济思想和经济地理思想实际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