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洲海外天稽语，奇技今为上国取，别抱心博图狡逞，妄将教术酿流横……”这是清初全祖望《二酉诗》中的句子，它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16、17世纪之交，欧洲耶酥会派遣来华的传教士，大多一面介绍西方学术以便结交中国朝野之士，一面伺机传播天主教。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些突如其来的东西进行了审视之后，大多数人只取其“奇技”——即科学技术，而不信“教术”。虽然也有少数人受洗入教，但全祖望诗中表达的立场却是主流。雍正二年，《圣谕广训》说：“……又如西洋教宗天主，亦属不经，因其人通晓历数，故国家用之，尔不可不知也。”可见，作为传统对西学的检择，朝野的结论是一致的。这一选择，使得在明末清初100余年间，有不少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传入中国。到了清初，探讨西学者倍出，且致力于“中西会通”的研究，中国传统科学因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6世纪末，即耶酥会士的足迹初履中土之际，物理学在东西方都还没有形成为独立的学科（不久之后，伽利略就迈出了这一步。）所以当时不可能把传来的零星物理学知识作为一门学科来加以认识，其价值仅仅在于它是天文学、机械仪器的相关知识和基本原理，这也是物理学知识得以输入的主要原因。
早在1606年，利玛窦就在《几何原本》序中炫耀西方力学、机械的功效：“用小力转大重，升高致远，以运草粮，以便泄注，干水地，水干地，以上下舫舶……”邓玉函也在《职方外纪》中谈及一些奇人奇器。中国知识分子立即对这些机械技术的实用性予以重视。引进西学的先驱徐光启曾经与利玛窦、熊三拔讨论农田水利，最后由熊三拔口授，撰成这种性质的第一部著作《泰西水法》（1612）。同类书中最重要的一本则是因王征向邓玉函请教机械制造问题而成书的《远西奇器图说》。正是这些书中对力学机械原理的论述带来了西方力学的知识。
光学知识的传入也与力学传入有相似之处，即也有一个由技术引进带动理论输入的过程。1582年左右，最早在中国沿海活动的外商和传教士，曾向广东地方官呈献西洋珍奇礼品，其中光学仪器竟占了很大比例。罗明坚等多次提到，望远镜“是中国很重视的一件东西”，“最引人奇异的是能将白色的太阳光分析成多种鲜艳色彩的三棱玻璃镜”。利玛窦入华时也携带着这类物件，“把它们作为建教工具”，并多次用三棱镜表演色散，还在京师教堂内陈列望远镜。针对人们由这些仪器所引起的新奇感，传教士在后来的一些撰著中就开始介绍一些光学知识以说明其原理。高一志《空际格致》和南怀仁《灵台仪象志》中有关色散的介绍即属此例。
天启、崇祯年间，徐光启和李天经领导的历局正式开展历算学的引进。望远镜既是天文学研究的重要仪器，又是一件奇妙的玩具，身价陡然倍增。它同时合乎历算热和奇器热两股潮流的形势和要求，成为当时科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耶稣会士的著作中，唯一的光学专著就是《崇祯历书》中的《远镜说》。
光学知识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天文学著作。要解释星体和大气中的各种光现象和色彩现象，讨论大气的某些光学效应（如消光、折射等）对天文观测的影响，利用天体的光学性质进行某些观测，以及将光学仪器用于天文研究，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光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