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在中国古代有它特殊的重要位置。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礼器和乐器作为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成为礼仪制度的主要内容。
古代乐器的制作，以其所用的材料不同，有八音之称，即金、石、匏、土、丝、竹、革、木八种。在商周时期，出土的乐器中就有玉石制作的磬；陶土烧成的埙；青铜铸造的钟；木制而配上丝弦的琴瑟；木框革面的鼓；以及竹制的笙、排箫等。其中，铜钟出的数量较多，反映了它在乐器中占有重要位置。
青铜乐钟在中国历史上沿用的时间很长，早在商代即已出现。在商周时期，东起江淅、西至川陕、南至两广、北至晋冀，均有出土。就国别而论，有几十个诸侯国都在使用。祭祀也好，宴乡也好，都要使用，在上层贵族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生前享用还不够，死后将它带人墓穴，所以很多贵族墓中，都出有成编的乐钟。
青铜乐钟依其形制，考古学家将其分以甬钟、纽钟和鎛钟三类。可能与用途有关，钟的铭文中还有林钟、歌钟、行钟、稣钟之分。《古今乐录》中说，青铜铸造的钟，可细分为六种：钟、鎛、饽、铙、镯、铎。大概与它们的功能有关，所以文献中有“以金錞和鼓、以金镯节鼓、以金铙止鼓、以金铎通鼓”的记载。
立象兽面纹钟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以它悠扬的乐声，震惊了世界。因为这套编钟具备的十二音阶，说明当时的音乐家已可利用旋宫乐理在五个半八度的音乐之间进行创作与演奏。而欧洲在16世纪问世的大键琴上，半音阶只有四个八度的音域；18世纪问世的钢琴上，刚出现时有五个八度的音域，直到近代钢琴的音域才增加到七个半八度。可见，2500年前我国在声乐与音乐方面的成就，远远领先于西方。
古代使用的乐钟所反映的音乐水准，当与中国古代工匠发明这种合瓦形的钟不无关系。好些国家（如印度）出土的古铜钟都是圆形钟，它只能敲出一个音。中国古代的乐钟做成合瓦形，每钟可敲出两个音，即正鼓音（隧音）和侧鼓音（鼓音）。所以称作双音钟。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经过检测与研究，钟的结构很合理、音响效果很好，表明其铸造工艺、测音调音技术都达到相当高的成就。如对钟体所作的激光全息干涉振型检测表明，每个钟都有两类主要振动方式：正对称振动和反对称振动，其节线均在侧鼓音与正鼓音所在部位。将钟制成大小不同、厚薄各异，组合在一起，就能敲出不同的乐音。这是音乐本身的特点。工匠们铸成形制、花纹一致，大小有序、排列整齐的一组钟，考古学家称之为编钟。
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主要是甬钟。这种乐钟，最早并没有枚。曾侯乙编钟的铜体表面的36个枚，据研究，它可加速高频振动的衰减，起到阻尾和消音作用。这样，就使连续敲击铜钟时，可连续发出悦耳的乐音。当时用陶范铸钟，铸造一件甬钟，需要126块陶范，其中枚范即有72块。用一百多块陶范铸造一件成品甬钟，工艺相当复杂。这些甬钟的出土，表明当时使用分范合铸的技术已相当娴熟。同时，铜铅锡等合金配比的合理与否，对钟的音响效果也在密切关系。曾侯乙编钟的锡含量为12—16%、铅含量为1.2—3%，铜铅锡配比均较合理。
当然，2500年前取得这样的成就，必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已知的、大家公认的甬钟，出现在西周早期。那么，甬钟的源头在哪里呢？
目前发现的金属器中与铜钟关系较密的是铜铃。山西襄汾县陶寺出土的铜铃，距今4000余年。它的形体也是合瓦形，上有一钮。但铜铃的体内有铃舌，它是借晃动时铃舌撞击铃壁而发出音响，与钟的敲击外壁两个特定部位而获得乐音的原理不同。看来它不是钟的直接源头。
迄今见到的青铜乐钟，以安阳殷墟的妇好墓中出土的五件钟的年代最早，距今3250年。五件钟的形制一致，有甬，花纹也一样，大小基本依次递减，比较有序，是一套自成组合的编钟。但一般都说是铙。可是铙是什么样的，谁也说不清楚。因为乐钟的铭文中没有自称铙的，文献中的说法也很乱。如《说文金部》说“铙、小钲也”宋人在《博古》中称钲。有人称执钟。其实，就形体特征而论，它与甬钟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甬钟都是悬挂在钟架上，而商代的这种乐钟大多是立在座上用的，后来才改为悬挂的方式。所以，有人称为早期甬钟。
安阳出土的这类钟，它们的形体都很小，最大的的一件高21厘米、重1.32公斤。妇好墓中出土的五件钟，最大的一件高14.4厘米、最小的一件只有7.7厘米高。音色也较差。中原其它地点出土的钟，与这套钟的形制特点基本上是相同的。
湖南洞庭湖周围发现的商周时期的铜钟，它们的形制与中原所见一致，但花纹很不一样，中原的都是浮雕的大兽面，口、鼻、目、眉很清楚；湖南地区的大钟是由对称的粗壮凸起的勾连云纹和两个突出的枚构成近似兽面的纹样。特别是形体特大，最大的高109.5厘米、最重的一件达200.75公斤。用这种大钟敲击，声音洪亮，显然不适宜在室内演奏。
还有一种乐钟的形制与上述两种钟也很一致，但装饰花纹是用粗细卷云纹和两个乳丁组成的兽面形纹。它们多在长江下游出土。这种钟的形体较中原出土的那种钟要大，但比湖南出土的要小，平均高度为40.42厘米、重16.08公斤。虽然出土时多以单个出现，但有形制一致而仅大小有别，因此，有人提出它们也有成编使用的。
目前发现西周时期的甬钟，出自陕西长安的丰镐遗址和宝鸡的竹园沟，均三件一套，年代为周昭王至穆王时期。它们的形制已经定型，甬中空，有可悬挂的环；钟体表面有枚四组、其36个，饰云纹。与长江下游一带出土的乐钟相比，二者最为接近。所以有人提出，西周甬钟的前身是长江下游出土的那一类乐钟。对此，有支持的，也有不同意见的。有关甬钟的源头的探索，也就成了很有意义的问题。
1993年在湖南宁乡枫木桥乡的师古寨出土了一套编钟，共九件。它们的形制相同、花纹一致（粗细卷云纹）、大小依次递减，通高自53.5至36.5厘米不等。它们的出土，说明这一类乐钟确实是成编的。同时对上面提到的西周甬钟源头的说法显然是不矛盾的。
如果上述说法成立，那么它足以说明长江下游地区与关中地区在3000年前的交往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围绕青铜甬钟的溯源工作而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考古研究的有趣之处，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