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总结隋朝覆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法纪败坏。做官的“不以官人违法为意”，而对百姓则施行严刑峻法，其结果激起人民强烈的反抗，从而导致隋朝的灭亡。因此，房玄龄把调整和健全法制看做是安民立政的重要问题。唐灭隋后，李渊颁行的《武德律》，到贞观初期，不但发现有许多过时之处，而且有种种弊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房玄龄以太宗提出的“用法务在宽简”为原则开始修订《武德律》。所谓宽，是比前朝法令的刑罚为轻；所谓简，是比前朝法令的繁多为少。房玄龄等从贞观二年开始修订，到贞观十一年，用了十年工夫完成了《贞观律》。《贞观律》共十二篇，五百条。其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名例律，属总则，规定定罪判刑的基本原则；一部分是分则，如户婚、捕亡等，具体规定构成犯罪的具体行为和犯罪后处罪的条款。《贞观律》立五刑，分二十等，其中笞刑分五等，杖刑分五等，徒刑分五等，流刑分三等，死刑分二等。其法律形式分律、令、格、式四种，这四种法律形式把各个方面的社会关系都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之内，说明《贞观律》比前代法律更加周密和系统化。
与前代比，房玄龄等制定的《贞观律》的确简约宽平。仅与隋代旧律相比，《贞观律》五百条中死罪减少九十二条，改流罪为徒罪七十一条。房玄龄还改变了旧律中因谋反罪，兄弟连坐俱死的法律，死刑和古代相比，几乎去掉一大半。《贞观律》是秦汉以来比较宽平的法律。
《贞观律》的制定对以后的影响也比较大。唐高宗制定的《永徽律》也以《贞观律》为基础。《贞观律》在唐一代保持了长期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唐以后，无论五代还是宋、明、清的法典，都沿袭许多唐律，可见，它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法和礼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不可缺少的两手，因而贞观时期既重法也重礼，以礼的道德规范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同时又以礼制约束各种社会关系，而且以礼制律，刑礼相辅，不忠者有罪，不孝者必诛。用法律的强制力量来推行礼的道德规范，反过来，又用礼的道德观念来强化法的制约作用。
[今用]：一个企业必须有严明的纪律和行业规则才能成功，常言道：“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不论做什么事都应有一定的规范才行。特别是做为一个人来说更是如此，法和礼虽是封建礼教中存在的形式，但运用到今天概括为“法纪”二字上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中国石化济南炼油厂厂长陈玉常就坚持从严治厂的方针，坚持工作高标准、管理严要求、坚持严字当头，制定严细的治厂，确立严明的纪律，培养严谨的作风，他大力加强制度建设，颁布厂规厂法，“十大禁令”、“十大秩序”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以岗位责任制为主体的十项制度，由于他的从严制度，使济南炼油厂工人思想进取，生产建设蒸蒸日上。
4．尽职尽责，辅主东征
唐贞观年间，从表面上看国家安定详和，但大唐邻国突厥屡犯边界，唐太宗力主东征高丽，房玄龄着力支持，此时的房玄龄年事已高又体弱多病，依然尽职尽力为大唐社稷江山出谋划策，大唐的兴盛，与房玄龄的尽职尽责是分不开的。
唐贞观年间面临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房玄龄在民族政策上主张联姻结好，减少冲突。贞观十六年，雄踞漠北的东突厥族薛延陀部实力较强。太宗曾封其酋长夷男为真珠可汗，真珠可汗派人来唐求婚。但太宗对薛延陀并不放心，是派兵击灭，还是联姻结好，一时拿不定主意。房玄龄权衡利弊，认为和亲为上策。因为大乱之后，国家元气尚未恢复，用兵对国对民均不利。太宗采纳了房玄龄的意见，并答应许给新兴公主。真珠可汗闻知，兴高采烈，从而使薛延陀部顺利归顺唐朝，改善了民族关系。
房玄龄也不主张用武力东征高丽。唐初，朝鲜半岛仍为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所统治，三国均遣使和唐朝有来往。贞观十七年，太宗因高丽盖苏文弑其君，独专国政，想要用武力进行干预。房玄龄认为不可，他对太宗说：“臣观古之列国，无不强凌弱，众暴寡。今陛下抚养苍生，将士勇锐，力有余而不取之，所谓止戈为武者也，”房玄龄又以历史为鉴劝谏太宗：“昔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国败，实此之由。惟陛下详察。”太宗点头称好，便中止了这次行动。
同年，高丽联合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求救。次年太宗派使臣劝说高丽勿攻新罗，高丽不听。太宗因而决定亲征高丽。贞观十九年初，太宗率师从长安出发，命令房玄龄留守京师，处理政务，不复奏请，付与房玄龄极大权力。并委令房玄龄筹办和运送军戎器械和军粮，下手诏曰：“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之忧矣。”房玄龄屡上言提醒太宗，不可轻敌，尤宜诫慎。房玄龄对这次太宗东征，虽然难以劝阻，但是很不放心。
唐太宗东征高丽虽然打了几次胜仗，但遇到高丽顽强抵抗，唐军久攻安市不下，又正值隆冬严寒，草枯水冻，粮食将尽，已难于久留。因此，太宗决定班师回京。
这次东征从结局看是不成功的，太宗也有悔意，但并不甘心，还想举兵征伐。群臣对此事已不敢再谏。房玄龄虽已年老多病，但出于忧国之心、宰相之责，认为自己再不进谏，就是死了也有责任，于是，毅然上书，劝谏太宗：“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机，得有丧之理，老臣所以为陛下惜之者，盖此谓也。”他引用老子一句话：“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又说：“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主张不要贪求。还说：“陛下每决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进素膳，止音乐者。重人命也。”而东征高丽，“驱使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独不足愍乎！”房玄龄认为高丽并没有得罪中国，而陛下“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太宗对房玄龄忠诚恳切之言深为感叹，赞扬他病情这样严重，还为国家忧虑！
房玄龄辅佐太宗多有诤谏，谏勿征高丽，谏勿用平庸之辈，谏减少民族冲突、改善民族关系，等等，均收到良好效果。在为唐高祖建陵一事的进谏中，也表现出房玄龄善于思谋的特点。唐高祖李渊于贞观九年去世，太宗要依照汉高祖长陵规模为父亲建陵。长陵东西长一百二十步，高十三丈，工程十分浩大。秘书监虞世南劝太宗宜薄葬，认为薄葬并非不孝；厚葬反而为亲所累，建议建造一个三仞高的陵墓，陵内器物，尽量从俭，陵旁立一石碑。应当说虞世南的建议于国于民都有利，但房玄龄考虑，虞世南的建议，太宗一定不会接受；而太宗依长陵建陵，又过于劳民伤财。因而房玄龄提出，汉高祖陵高九丈，但汉光武帝的原陵只高六丈。如依九丈建陵，规模太大；依三仞建陵，又过于简陋矮小，可依照原陵高六丈建陵。果然，太宗欣然接受这一建议。
房玄龄诤谏不像魏征那样刚直，也不像戴胄那样折廷犯颜，而具有寓情于理，娓娓动人的风格。《贞观政要》中说，房、杜“能以道正君，格其非心以登尧舜之盛”。这的确反映了房玄龄和杜如晦的良苦用心。因而在长期的君臣关系中，唐太宗和房玄龄可谓亲密无间，房玄龄得到太宗的充分信任和尊敬。萧璃曾多次向太宗告密，说房玄龄与中书门下内臣，结为朋党，不能至心奉上。太宗并不相信，说：“知臣莫若君”，并批评萧璃：“公言不亦甚乎，何至如此！”当太宗东征高丽时，有人到太宗驻地密告房玄龄，太宗问明情况，当即把告密人斩首。从此可以看出太宗与房玄龄的关系是何等亲密！
[今用]：面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更需要有能辅佐企业成功的左、右手，再好的企业，也需要有出类拔萃的策划人，只有这样才能立足于市场；才能在市场中处于不败之地。做人也同样如此，只有在良言良策的鞭策下才能知己知彼达到成功的彼岸。
福海集团董事长罗忠福十分注意网罗人才，为己所用，福海公司总部成员中，有95％以上是来自全国各地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才生所有员工在入厂后，在罗忠福的领导下，尽职尽责为企业出谋划策，这有力的保证了罗忠福事业上的成功。单靠一个人，罗忠福决不可能包打天下，但他善借众人之才，善用众人之力，才有了今日的基业，看来，管理之道，确实在人。
5．正直秉公，流芳百世
房玄龄在位期间，一心为国操劳，他敢于正言纳谏，辅助唐太宗成就大业，他在年事已高之际，仍孜孜不倦指挥编写史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为后人所称颂。
房玄龄做宰相多年，儿子遗爱已娶皇帝女儿高阳公主为妻，显贵已到极限，因而几次上表请求解除仆射职务，太宗不答应。贞观十六年，太宗又晋升房玄龄为司空。司空为唐兰公之一，品高位尊。房玄龄又上表辞让，太宗仍不答应，并说：“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由此可见，太宗和房玄龄的君臣关系犹鱼水之情。
房玄龄为相，不仅通达政事，而且夙夜尽心，褚遂良说：“人臣之勤，玄龄为最。”王珪赞誉他；“孜孜奉国，知无不为。”他尽心尽到“不欲一物失所”。更可贵的是，房玄龄治国理政，秉公守正，他认为：“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他大体遵循了这一精神，因而受到朝廷内外的推崇和尊敬。再加上他的作风忠谨谦恭，对人宽厚，对己严谨，自己偶有过失，就多次到朝廷请罪，更受当时人的赞誉和敬重。房玄龄有三子：遗直、遗则和遗爱。他对诸子要求极严。他担心家室显贵，诸子骄侈，依势凌人，便汇集古今家诫，书为屏风，叮嘱诸子，从中吸取教益。
房玄龄不仅是著名政治家，也是历史学家。他善于把过去的历史与现实的政治密切地结合起来。他治史和修史的目的，是以史为鉴，使帝王明善恶，知兴衰，避免重蹈前朝衰亡的历史覆辙，以维护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在唐初，为修明政治，使天下大治，君臣上下都非常重视历史经验，唐太宗有句名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因而君臣经常谈史论政。史书的编撰也受到高度重视。太宗并以宰相房玄龄为史书的总监修，开了官修史书之先河，并使官修史书具有很高的地位。
在总监修房玄龄的组织领导下，官修史书盛况空前。贞观年间官修史书计有六种，这就是，令孤德菜与岑文本合修的《周书》，李百药修撰的《北齐书》，姚思廉编撰的《梁书》和《陈书》，魏征编撰的《隋书》。以上五朝史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撰成，由房玄龄和魏征进呈御前。太宗为他们下了嘉奖令。《晋书》是房玄龄、褚遂良和许敬宗主编的。在编撰《晋书》时，房玄龄推荐许敬宗、来济、陆元仕、刘子冀、李义府、薜元超、上官仪等人参加编撰。因此《晋书》是由二十多人集体编成的。太宗为《晋书》中宣帝、武帝、陆机、王羲之的纪传写了史论，因而旧本题为御撰。此书于贞观二十年成书。
贞观时期，共修撰正史八种，除官修六种外，还有李延寿父子私家修撰的《南史》和《北史》两种。这两种书，成书不在贞观年间，但主要是在贞观时期修撰的。因此，在“二十四史”中，贞观年间修撰的就有八种，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其成就是可观的，其贡献是巨大的。
贞观时期，不仅撰修大量前代史书，也重视编撰唐朝的当代历史。贞观三年，太宗以宰相监修国史，当时宰相多人，而赋有渊博历史学识又亲自参加草创大唐天下的房玄龄，受命于太宗，担任了国史的监修。
房玄龄是一个为人正直、办事秉公的宰相，他所监修的国史，多属直书。少数地方，虽也有曲笔，但瑕不掩瑜，其健康的史风是应予肯定的。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房玄龄病重，太宗关怀备至，亲派名医为房玄龄医治，并每日供御膳，频繁派中使问候，当知病情好转时，即喜形于色；当闻病情加重时，则愁容满面。后房玄龄病情加剧，太宗亲临探望，当握手叙别之时。悲不自胜。同年七月，房玄龄便辞去人世，终年七十岁。太宗废朝三日，谥日文昭，陪葬昭陵。并下陪葬诏曰：“辍膳流哀，悲深栋乾。彻悬兴感，悼切股肱。”太宗对房玄龄之去世怀有极大的悲痛，这种悲痛沉积着房玄龄对唐室的丰功伟绩。
[今用]：房玄龄的一生忧国忧民，廉洁奉公，他无愧于一代名相，也无愧于人民，他之所以流芳千古，与他正直善良，严于律己的做人原则是分不开的，是后人效仿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