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用]：表达要精辟，本是一句两句就可言破的事情，又何苦费尽口舌呢？今日是市场经济的社会，是个靠信息、言语交流的社会，在节奏快速的理念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所以对交流的语言就更要求精而短，在最简短的语言里解决最多的事情，是这个时代对我们的要求。只有做到这样，你才能赢得市场，赢得顾客大众，引来更多的财源与机会。
3．顺应潮流，厉行变法
顺应潮流的东西最流行，也最能有发展的潜力，如果你不顺应潮流，那你就无力前进，也就是达尔文所说：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但勇敢面对时代潮流，就需要你不断地因时代而变革，王安石那时针对要实现富民、富国和强兵，而进行了一番改革。
已经成为宋廷元老重臣而退出了决策机构的反变法人物韩琦，在熙宁八年（1075年）进呈了一封《答诏问北边事宜疏》，其中有一段说：
臣尝窃计，始为陛下谋者，必曰：“自祖宗以来，纪纲法度率多因循苟简，非变之不可也。治国之本，当先有富强之术：聚财积谷，寓兵于民，则可以鞭笞四夷，尽复唐之故疆；然后制作礼乐，以文太平。”
韩琦的这段话，虽自称是“窃计”云云，实际上乃是把王安石当国主政以来的主要言论主张组合而成的，是他与保守派人物所共同极力反对的。而按王安石近几年来的言行，特别是力主实行先秦法家人物所主张的富国强兵之术，也都与韩琦所说完全切合。在王安石的《熙宁奏对日录》中曾自记其与神宗的一次谈话说：
陛下看商鞅所以精耕战之法，只司马迁所记数行具足。若法令简而要，则在下易遵行；烦而不要，则在下既难遵行，在上亦难考察。
对于吴起在楚国进行变法时，“务在富国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的做法，王安石也向神宗大加称赞。这两个事例，说明王安石的富国强兵的主张，乃是直接从先秦法家的治国安邦之术中学来的。
《论语》的《颜渊篇》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可见，儒家本也是把富国强兵的事作为治国为政的首要事项。可是，子贡接着却又问道：“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又回答复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我以为，这是在子贡的迫切追问之下，孔子被逼无奈，仓卒间作出这几句不合逻辑的答语的。试问，当人民全已饿死沟壑之日，还向谁去布政施政呢？《论语》中也还记载了孔子的“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的谈话。而“去兵”和“不患贫”的议论，却被后代的儒生们所传承，并不适当地加以强调了。特别是北宋中期以来的一些儒生和官僚士大夫们，国家的积贫积弱局势，不但没有激励他们奋发有为，图谋富强，反而像讳疾忌医那样，力求避免谈及富国和强兵的问题。例如，在宋神宗于熙宁二年二月，再召人富弼为相时，富弼首次与神宗相见，即向他说道：
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且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赏边功。
苏轼在其《上神宗皇帝书》中说了些更为离奇的话：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
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录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
苏轼这两段文章中的逻辑，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怎么一个富而强的国家反而不会享国久长，一个贫而弱的国家反而可以享国久长呢？然而当时的官僚士大夫们，却极少有人对这种逻辑感到奇怪。而韩琦、文彦博、司马光、范纯仁、苏辙等先后出而持反对富国强兵意见者，却真正是实繁有徒。
就在这样的社会舆论氛围之下，王安石却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其富国强兵的主张。他在嘉祜四年所写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提及的：“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实际上就在指明，因为国不富和兵不强而导致了许多严重后果。在他于熙宁元年所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的结尾处则说：“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这自然是在明显地呼唤着富民和强兵的问题了。在《熙宁奏对日录》中，他曾记有对宋神宗所说的“陛下看商鞅所以精耕战之法，只司马迁所记数行具足”；而在另一次与宋神宗谈话时，他更对吴起在楚国主持变法时“务在富国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的做法大加赞赏。可见，商鞅、吴起那些法家人物，乃是王安石在变法革新时所要效法的榜样。
对于王安石的富民思想，似有必要再在此稍作一些说明。因此，前面已经引用过的某些资料，也有必要在此重复引用一次，当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王安石参与应否复行榷茶法的讨论时，他曾引用扬雄《法言》中所说“为人父而榷其子，纵利，如子何”诸语，并进而提出己见：“以雄之聪明，其讲天下之利害宜可信。然则今虽国用甚不足，亦不可以复易己行之[通商]法矣。”扬雄的这一意见，王安石不只用来反对榷茶，在嘉祜四年以前，在他的《与马运判书》中，已曾运用并发挥过这一意见：
尝以谓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今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盖近世之言利虽善矣，皆有国者资天下之术耳，直相市于门之直而已，此其所以困欤！
这里所说的“天下”，实际上乃是指天下百姓，这从他《答司马谏议书》中的“为天下理财，不征利”句可以得到证明。这一段文字的意思和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所提出的，“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大原则是完全相吻合的，即：治国者必须先以天下的人力向自然界开发资源，以使百姓富足（即所谓藏富于民），然后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此陈瓘《国用须知》中赞朵神泉语）。如果不采取向大自然要财富（改用现代语，即开发经济资源）这条最根本的途径，而专向纳税户加重赋敛来支持国家的财用，那便是“阖门而榷其子”的办法，是“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的”。只有依循这样的思路来理解王安石的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和他所期望实现的“富民”与“富国”才能得出最正确的结论。
[今用]：合乎了民众，合乎了社会发展所需所求，这样就一定能够发展壮大的，国家个人都是如此。’个人需适应于国情社会，需做国想、民想的事才能有所发展。国家呢？只有顺应了世界的潮流，走向国际，这才有可能日渐强盛终成大国，才能使国泰民安，繁荣昌盛成为必然。
中国的“改革开放”顺应潮流合乎中国的实际，中国在短短二十年内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
4．敢做敢为，义无反顾
曾经有人说：思想有时会成为人向成功迈进的包袱，有时一个人想的太多，顾虑的也就太多，那时他就根本失去了去拼去搏的勇气，没有了勇气，还谈何作为呢？王安石就不这样，他认定的事就去做，而不考虑别人的看法。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大概是王安石一生所写的最长的一篇文章，可以想见他撰写时所耗用的时间和精力。这个《言事书》呈送上去后，如石沉大海，没有引起宋仁宗的任何反响。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宋英宗病死，其子赵项（宋神宗）继承皇位。宋神宗在当太子时，就很关心天下大事，继位时虽然只有20岁，但他很想能有一番作为，以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由于元老大臣对变法图治持消极态度，宋神宗于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初把力主改革的王安石从知汇宁府（今南京）召进京城为翰林学士，让他随时陈述政见。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宰相，授予政府大权，让他全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因为得到宋神宗的信任，感到自己施展政治抱负的时候到了，不顾元老重臣们的反对，招集吕惠卿、曾布等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设计了一个个改革方案。经宋神宗认可后，王安石又不屈于不挠地极力加以推行。
变法措施主要包括九个方面：
（一）均输法：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既保证朝廷所需物货的供给，又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和人民的负担。
（二）青苗法：意在使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免受兼并势力的高利贷剥削，使官府获得一大笔“青苗息钱”的收入。
（三）农田水利法：鼓励兴修农田水利，对开垦荒田进行奖励。
（四）募役法：又称免役法，使原来轮充职役的产户返乡务农，并使政府增加一笔役钱收入。
（五）市场法：以政府设立市易务（后改为市易市），以平价收购滞销的货物，赊贷给商贩，推动商业发展。
（六）方田均税法：“方田”就是由各到负责丈量土地，登记造册。“均税”就是以“方田”的结果为依据定税数，以增加政府的田赋收入。
（七）保甲法：以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同保人户互相监督，违法连坐；每家两丁抽一，选为保丁，农闲时集中练习武艺。
（八）保马法：在陕西、河东、河北等路，官府提供马匹由保甲和义勇负责喂养，养马户可免除赋税。意在减少官府牧监的养马费用。
（九）将兵法：把各地禁军分为若干单位，每一单位设将、副将各一人，专门负责军队的训练。
这场变法主要发生在熙宁年间，所以史称“熙宁变法”。
但是，这样一场对加强宋朝的统治有利，又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变法，却在统治集团内部激起轩然大波。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派，陈容异常强大。不仅有文彦博、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元老大臣，还有太皇太后曹氏（宋仁宗的皇后）、皇太后高氏（宋神宗之母）以及宋神宗之弟赵颢等宫庭显贵。保守派顽固坚持“祖宗法制”不能变的立场，对任何变法措施都加以反对。
主持制定和推行新法的王安石，更遭到保守派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和诬蔑。变法伊始，吕诲就上疏宋神宗，毁谤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阴贼害物”，“盗弄威权”，甚至攻击王安石是“倾危老臣，欲速相位”。范纯仁则指责王安石是“以五霸富国强兵之术”诱惑神宗，背离孔、孟教义，使宋神宗“圣德”受玷污。司马光则攻击变法是要尽变祖宗旧法，大呼“祖宗之法不可变”。有个叫杨绘的官员更挖空心思，从王安石诗文中搜罗了只言片语，添油加醋胡乱发挥，危言耸听地说王安石有“凯觎”宋神宗宝座的异志。要宋神宗对王安石加以防范，“详其文而防其志”。太皇太后曹氏等宫庭显贵则直接对宋神宗施加压力，要他罢免王安石。
由于宋祖宗坚持变法立场，王安石又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同守旧派进行坚决斗争，保守派阻止并取消变法的企图未能得逞。
“熙宁变法”前后推行了18年，宋朝国库收入大大增加，出现了“中外府库，无不充衍”的府库空前充实的局面。部分达到了“富国目标”。因此，革命导师列宁曾称赞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今用]：立足于当今社会，形势瞬息万变，稍一松懈就可能失去良机。不仅要善于思考、善于积累，更需见机行动，“此地不空谈”才是成大事之人的作为。
1993年，“信息高速公路”概念在美国一出现，亚信集团的创建者，前总裁田溯宁就认识到Internet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战略意义。正是基于这种敏锐的洞察力，使中国很快有了自己的因特网，田溯宁也迅速成为一名中国因特网的“建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