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意大利受了伤，后来不得不度过许多不眠之夜。那一次负伤成了他的事业中二件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而且他还要把它变成整个一代的所有作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事情发生在1918年7月8日夜里，他跟随红十字救护车队到达意大利前线的一个月后，在他十九岁生日的一个多星期以前。海明威后来告诉一个朋友说：“那是你在前线有时能听到的那种极大的响声。那时，我死了过去。我觉得我的灵魂离开了躯壳，就象你抓住一块绸子手绢的一角，把它抽出口袋一样。它到处飘荡了一阵子，又回来，进入身体，于是我又复活了。”原来奥军迫击炮发射的、士兵们叫做烟灰罐的一种炮弹，落在前沿战壕里，在他身边爆炸了。尽管他负了重伤（后来外科医生统计，他两腿中了二百三十七片弹片），他背着一个伤得更重的意大利人，费劲地走向急救站。路上又两次中了重机枪子弹，但是在他晕倒之前，总算到了站上。因为立了这一功，他得到意大利的银十字章。
三十年后，他跟我说：“在第一次大战中，我在身体、心理、精神以及感情上，都受了很重的创伤。事实真相是，我的伤深入骨髓，结果确实给吓坏啦。”这也许就是贯穿他一生中间，公开的梅明威和私下的海明威这一矛盾的根源。表面上，他是个战地英雄；从他在危急关头所表现的勇敢和镇定来看，也确是名不虚传。他十分欢喜这个角色，而且象个老演员，演得很到家。私下里，他却是、而且一直是个担惊害怕的人。他告诉我，他怕给人在夜里炸死。直到西班牙战争，也许直到是作为血肉的祭品，应小说的急需而奉献出来的。
这都是《海流中的岛屿》中的弱点。但是还必须补上一句，只有海明威才能写出来那种豪放的、有时是亲切的、往往又是滑稽而夸张的叙事文。比起他的早期小说，《海流中的岛屿》的深度和力量都不够，这一点毋须否认，但一句句又都证明了他晚年在严格的努力中所训练出来的写作技巧。
不论早年和晚年，海明威都是个不寻常的人。甚至早年拍出照片（换下童装以后拍的照片）就显示了他突出自己的非凡力量。他直眉瞪眼地对着照相机，发出那种热情的微笑，使得他的姐姐们（后来则是他捕鱼、滑雪的伙伴们）都相形见绌；每一个人都比不上他，除了他那位大个儿、面带笑容、方脸盘、也具有同样魅力的妈妈。他和他妈妈闹了一辈子别扭，根子也许就扎在早年的对抗里，因为他热衷于在一切事情中当第一名。如果他在一项运动中当不上第一名，他就放弃那项运动。他在橡树公园高级中学最后那年，放弃踢足球，就因为那一年他没有当上锦标队的主将；而他不上大学的一个原因，也就是预料到要更多地踢足球。但是他为校刊写稿却名列第一，于是写作就成了他的终身职业。
还有其他早年的特点可谈。除了写故事，他还给同学们讲做事，好象那些故事是他自己的经历似的。有时确实是真事，有时却比真事更生动、更令人难忘。他有个缺点，好吹牛，还常常带着一种满不在乎神气，这就加强了吹牛的效果。他并不吹嘘他的勤勉好学，但实际上，凡是引起他兴趣的学科他都要学，而且比别人学得更加专心刻苦，象我讲的他在巴黎那些年代那样，他学起任何东西，都快得惊人。他富有想象力、积极、坚毅不拔，比起别的同年的孩子，他有更多的精力。精力本身也是一种才能。也许他需要的睡眠早就比别人更少了。
他在意大利受了伤，后来不得不度过许多不眠之夜。那一次负伤成了他的事业中二件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而且他还要把它变成整个一代的所有作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事情发生在1918年7月8日夜里，他跟随红十字救护车队到达意大利前线的一个月后，在他十九岁生日的一个多星期以前。海明威后来告诉一个朋友说：“那是你在前线有时能听到的那种极大的响声。那时，我死了过去。我觉得我的灵魂离开了躯壳，就象你抓住一块绸子手绢的一角，把它抽出口袋一样。它到处飘荡了一阵子，又回来，进入身体，于是我又复活了。”原来奥军迫击炮发射的、士兵们叫做烟灰罐的一种炮弹，落在前沿战壕里，在他身边爆炸了。尽管他负了重伤（后来外科医生统计，他两腿中了二百三十七片弹片），他背着一个伤得更重的意大利人，费劲地走向急救站。路上又两次中了重机枪子弹，但是在他晕倒之前，总算到了站上。因为立了这一功，他得到意大利的银十字章。
三十年后，他跟我说：“在第一次大战中，我在身体、心理、精神以及感情上，都受了很重的创伤。事实真相是，我的伤深入骨髓，结果确实给吓坏啦。”这也许就是贯穿他一生中间，公开的梅明威和私下的海明威这一矛盾的根源。表面上，他是个战地英雄；从他在危急关头所表现的勇敢和镇定来看，也确是名不虚传。他十分欢喜这个角色，而且象个老演员，演得很到家。私下里，他却是、而且一直是个担惊害怕的人。他告诉我，他怕给人在夜里炸死。直到西班牙战争，也许直到941年春天，他在中国的敌占区上空经历了几次极其惊险的飞行之后，他才把那种恐惧心理克服下去。他把他的恐惧一直隐瞒到那时，而且不止一次故意争先恐后冲向新的危险，以此向他自己挑战。
卡洛斯·贝克写了一大本非常有用的海明威传。它告诉我们，海明威在他的漫长—生中，干了些什么事，说了些什么话。但是有一点美中不足，它很少讲到，他的极大的魅力对朋友、对女人、对他敬重的老前辈的影响。这种魅力一部分由于他的体格：个儿高高，容貌英俊，肩膀宽宽，肌肉结实，但又有一种腼腆和令人放心的神情；会见他就象被带进一匹高高大大、精神勃勃，但又异常温柔的种马的马厩里。而更大的魅力是由于他有一种聚精会神地把注意力轮流放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习惯。他注视你的眼睛，然后转过头来仔细地听你讲话。他时常说：“很多人都不注意听人家讲话。”很老的人，男的、女的，有些后来成为他的敌人的，想起他早年住在巴黎的日子，都带着怀念的感情。他的第一个妻子（后来嫁了莫勒）跟他离婚四十年之后，讲到他的时候说：“那时，他是那么一种人，男的、女的、孩子和狗都喜欢他。那可不简单。”
关于海明威的公开形象，人们已经写了很多文章。新闻记者们捧他的场，一些文人作家们却又不以为然，他们之中开第一炮的是埃德蒙·威尔逊。但是对他的公开形象从来没有人认真研究过。考虑到他的形象五十年来在文化史中起的重要作用，为什么不该研究呢？实际上，他的形象有其本身的历史，在发展变化的各种情态中，它保持了某些常态，就象它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人的假象。用绝对真诚的口吻，替战后一代人说话的一个流浪在国外的青年作家，这是一种情态。运动家、旅行家、精于品味的洒徒，拍起照来，往往一手端着酒杯，站在大鱼和庞大哺乳动物的尸体旁边，这是另一种情态。还有其他种种情态：一个以保卫西班牙共和国为己任的人；一个跟随一支秘密部队走遍法兰西各地的战地记者，而在晚年，则是方脸盘、胡须斑白、带着一种家长神气，照顾着一群青年崇拜者的老战士，一位老爹爹式的先生。
自从这位战争英雄以他的第一个近郊轶事，使橡树公园的邻居们感到震惊之后，各种情况中表现出来的每—种情态，都在国际舞台上起了作用。由于他的热情、精力、想当第一名的渴望、自我宣传的天赋才能，他的形象总是被渲染得更有说服力。有一个时期，他那运动家、美食家的形象，对于许多商业性企业发生了明显的影响。多年以前，我想给海明威写一篇小传，为了搜集材料，我跟基西市出租轮船船长杰克·凯谈过一次话。凯告诉我：“如果你想讲海明威的坏话，别跟我谈。
海明威创办了租船这一行生意，他带来了渔人。”不错，他把渔人带到基西和比米尼，把一队队猎人带到非洲高原，把成千上万的美国大学生带到潘普洛纳去过节。蒂罗尔和爱达荷的滑雪胜地、西班牙各地的斗牛场，威尼斯、米兰、巴黎、哈瓦那的饭馆，所有这些地方都是他寻欢作乐的场所。他津津有味地宣传它们能提供些什么，于是跟踪而来的人群就络绎不绝了。
当然，海明威形象之真正重要性，在于他对文学史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出觋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恰好是新的一代美国作家出头露面的时候。尽管那些作家年纪几乎不相上下，又强烈感到他们之间有一种共同感情，和老一辈人的不相一致，但是直到1925年，他们还缺乏一个共同名号、一套共同信念、一套文学创作法则。还应该再一次注意到，名号是海明威给他们取的。有一次格特鲁德·斯坦因跟海明威说：“你们全是迷惘的一代。”于是海明威就抓住了话里的这个词。青年们采用了那个名字——海明威本人却否认和他自己有关——但是他们还希望找到，在精神上以及在生理上使他们成为一代人的其他因素。他们特别需要一位老大哥，作为他们的典范，作为每一个人走向各自的特征的一个步骤。海明威从尼克·亚当斯和杰克·巴恩斯这些主角身上——这些主角和他的本人的形象很快就混淆起来——又为他们提供了一位老大哥。他的小说给了他们一套创作准则。和海明威一样，那些新作家们也让自己显出这么一副气派：单纯、不装模作样、说话粗鲁，精通斗拳和斗牛的术语、瞧不起局外人——特别是那些为了金钱而写作的人——，尽管受了暗伤，但是坚强勇敢，从不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