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不朽的北宋风俗画卷——《清明上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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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清明上河图》未解之谜(1)

在中国美术史上,《清明上河图》可谓一幅最具传奇色彩的作品,也是历朝历代被临摹最多的一幅作品。从古至今关于《清明上河图》版本的考证、真伪的争辩有着许许多多的传说和不解之谜;千百年来历朝历代的皇宫贵族、文人墨客,对于《清明上河图》的掠夺和收藏从未停息过。《清明上河图》真迹是如何现世的?它的作者张择端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一)真伪之说

关于《清明上河图》还有真伪之说,明清时代就有一些传闻,据清代长为人徐树丕《识小录》所记:说画中有四个人在掷骰子,其中两颗骰子是六点,还有一颗在旋转,这个掷骰子者张着嘴叫“六”状,希望再出一个六点。《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是汴梁景物,有一叫汤勤的裱褙匠认为:汴(开封)人呼“六”字用撮口音,画中人却张着嘴叫“六”,可见这是闽(福建)音,他怀疑此画是伪作,颜公庆的《消夏闲记》也有类似的记载。此书说汤勤还研究了画中麻雀的那双上脚爪,它踏在两片瓦角上,这怕是临摹者的败笔。汤勤其人,名不见经传,他所说是否真有道理,看来还需进一步研究。

(二)张择端的身世之谜

关于张择端的身世,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千百年来一直是一个难解之谜。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北宋人,也有认为张择端是南宋人,还有认为他是金代人。

认为张择端为南宋人的专家,主要是根据明晚期书画家董其昌在《容台集》中对《清明上河图》的推测:“南宋时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清代孙承泽在《庚子消夏记》中记载:“《清明上河图》乃南宋人追忆故京繁盛也。”

认为张择端是金代人观点的专家,是根据《清明上河图》最早的题跋出自金代人之手,并且两宋画院均不见张择端著录。

然而,更多专家学者通过对《清明上河图》的研究考证,认为张择端是北宋人。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后面最早的金代张著题跋中注明了张择端的身份为“翰林”,并且进一步指出,张择端“游学于京师”,“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张著的题跋是关于张择端身世最早的记载,也是唯一的记载。他所提到的向氏究竟是何人,已经无法考证,《向氏评论图画记》一书也不曾见于著录,这给专家学者的研究和考证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但是根据最早的金代张著题跋,张择端是北宋人的观点最具说服力。

至今,开封民间还流传着张择端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开封的相国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天保六年,到北宋太宗时期,相国寺发展到鼎盛,占地540亩,僧院64座,殿阁雄伟、花木葱茏,因此被誉为“金碧辉映,云霞失容”。偌大的相国寺,雕梁画栋,需要大量的画师为之服务。

传说当年在北宋汴京的相国寺里,住着一些靠给寺院绘画谋生的民间画师,其中有一个青年画师,他说可以把都城的繁华盛景搬到画上来,这个青年就是来自山东诸城的张择端。张择端住在相国寺的香积厨里,潜心作画。一天,宋徽宗赵佶在皇家卫队的护卫下,声势浩荡地驾临相国寺降香,宋徽宗赵佶听说相国寺里住着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师,便命宰相蔡京去了解情况。宋徽宗赵佶和宰相蔡京不但喜欢绘画,并且都是绘画的高手。宋徽宗命蔡京将张择端召进翰林图画院,亲自命题让张择端绘画北宋汴京的繁华盛景。

张择端被召进了宫中翰林图画院,但是他提出不能关在皇宫里面作画,要求在安静的农舍中作画,宋徽宗同意了张择端的请求,命宰相蔡京为张择端在北宋都城的郊外,找了一处安静的农舍,从此张择端披星戴月潜心作画。谁能想到,这样一幅北宋汴京的繁华盛景,竟是在汴京都城郊外的偏僻农舍里创作完成的。

当宰相蔡京将张择端绘画的长卷呈给宋徽宗赵佶看时,宋徽宗大喜过望。从此,《清明上河图》被收入皇宫内府。

北宋灭亡后,宋徽宗及宋钦宗被金人俘虏到北方,藏于北宋内府的《清明上河图》及六千件艺术品也被金兵掠获。宋徽宗的第十一个儿子宋高宗赵构在杭州称帝。张择端为了让宋高宗不忘国仇家恨,坚决抗金,他闭门谢客,呕心沥血,又绘制出一幅《清明上河图》长卷,献给宋高宗赵构。宋高宗赵构与父亲不同,他对画根本不感兴趣,并将画退了回来。张择端展开长卷,心绪难平,他一气之下,将自己呕心沥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长卷付之一炬,幸好被家人及时抢出一半。在沉痛的打击下,张择端忧郁而死。张择端两次献《清明上河图》的故事是否真实已无法考证,但是传说中,张择端却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画家。

(三)“清明”之争

《清明上河图》的专家学者通过对“清明”的考证得出三种观点:一、清明节之意;二、清明坊之意;三、即清明盛世之意。

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的长卷风俗画《清明上河图》,是誉满中外的艺术珍品。它和唐人韩滉创作的《五牛图》一样,被称为画苑“国宝”。其最早收藏者是宋徽宗(赵佶),他用瘦金体书写的“清明上河图”真迹和双龙小印(宋代皇帝的闲章,用于鉴赏或收藏艺术品时钤记),可证画成后最初收藏在皇宫,1126年汴京陷落后,宫中所有名贵文物包括这幅名画,统统被金人掠去。金人最初不识此画的价值。又过了五十九年,即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金人张著最早在《清明上河图》上撰跋文转引《向氏评论图画记》说,证实宋人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及《西湖争标图》,这样《清明上河图》的名称始定下来。

历史上对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的年代,以及“上河”一记号曾有过一些争论,对画中描绘的是清明时节,从金代以来,似无异议。明代的《味水轩日记》中记载,这幅画不但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双龙小印,并且还有宋徽宗的题诗;诗中有“水在上河春”一句。这样一来,这画卷描绘的是春天景色就更不用怀疑了。持“清明节”观点的专家学者,有已故文物鉴定专家郑振铎先生和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先生等。郑振铎先生甚至指出就是清明节这一天。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

对春景之说首先怀疑者是开封市教师孔宪易先生。他在1981年《美术》杂志第二期上发表《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列举了八项理由,认定《清明上河图》上所绘是秋景。

其一,画卷右首有驮负十篓木炭的驴子。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农历十月,汴京始“进暖炉炭,帏前皆置酒作暖会”,若说清明节前后进暖炉炭,违背宋人生活习俗。孟元老和张择端生活在同一时代,《东京梦华录》是研究北宋汴梁风土民俗的重要资料,所述史事当是可信的。

其二,画面有一农家短篱内长满了像茄子一类的作物,更为有趣的是几名孩童赤身嬉戏追逐,这些都不可能是清明时节的事物。

其三,画面上的人物拿扇者有十多人,有扇风状,有遮阳状,常识告诉人们伏天用扇,初春用扇者极少见。

其四,草帽、竹笠在画面上多处出现。“草帽、竹笠是御暑、御雨的东西,图中既不下雨,这肯定是御阳用的,根据当时汴梁的气候,清明节似无此必要,这是值得我们怀疑的”。

其五,画面上酒肆多处,酒旗上写着“新酒”二字,而《东京梦华录》云:“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醉仙锦,市人争饮。”宋代新谷下来要酿醪酒喜庆丰收,不然无新酒可言。

其六,画面上有一处招牌上写着“口暑饮子”的小茶水摊。如果“口暑饮子”中的“暑”字不错的话,这足以说明它的季节。

其七,河岸及桥上有好几处小贩的货桌上都摆着切开的西瓜。宋时古都汴梁的早春乍暖还寒,不可能有西瓜一类鲜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