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认为，郡县制在秦之前已有，“封建”虽不可复，但三代依赖的封建制仍糅在秦后的郡县制里，所以，中国历史是一部没有真正社会性变革的历史。
王夫之的话不全对。
秦之前的郡县制与秦始皇开创的郡县制岂可同日而语？秦始皇的郡县制是大一统的，不封王的，专制到极点的，政治势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包括诸侯对天子的制约，也包括天子对诸侯的制约）彻底丧失，最高权力成为无忧无虑、为所欲为的怪物。
“形式”是实质的保证。郡县制的形式是为大一统皇权专制服务的。
丞相王绾劝秦始皇封王，他说不封王无法镇抚偏远的诸如燕、齐、楚等原诸侯国。群臣都认为王绾说得有道理，支持他的这一建议，唯有李斯反对，李斯说不见得非要封王，用重赏的方法也能够取得镇抚的效果。秦始皇拒绝了王绾与群臣的建议，采纳了李斯的意见。李斯是中国历史上大牌的投机家，他的一言一行，并非出于他的学识与良知，而是出于他龌龊的心理与卑鄙的目的。也许李斯的意见正合秦始皇的心思，李斯不提出来，秦始皇也会这样做。
秦始皇结束了分封制，政治权力归于一统，中央的权力直接延伸到基层的乡里。地方自己决定自己事务的权利被彻底收缴了。中国人不得不为维持这一庞大的权力机器而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随着集权制度的建立，不但政治、经济的权力归于一统，话语权也归于一统。士的功能随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原来的士大夫为诸侯王出主意（互相制约）改为士大夫阿谀皇帝（一体化）。士大夫想向皇帝进一言，要看皇帝高兴不高兴，不高兴的话可能掉脑袋。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如果说秦之前有一万个士大夫握有话语权，到了秦，能够给于皇帝以影响的士大夫恐怕连十个也不足了。话语舞台一下子变得褊狭起来。从此，中国历史上多了忠骨孝颅的牌坊，而少了理性思想者的丰碑。士大夫渐渐不会思考问题了，因为在皇权专制的威严之下，一切独立思考成为多余。独立的思考与独到的见解，往往成为引灾惹祸的根源，唯恐避之不及。中国人学习新鲜事物的能力也渐渐丧失。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世代因袭，习惯而成自然。
秦始皇开创郡县制皇权专制。这种皇权专制恶性发展下去，终于走向极端，皇帝之言成为纶音，皇后之命谓之懿旨，皇帝一人垄断了话语权，万马齐喑，以言定谳，芸芸众生只能唯唯诺诺。昔日政治舞台上万人攒动的场面不复再有，只是皇帝一个人在舞台上蹦蹦跳跳，施展威风。众人游戏变为了一人游戏，众人学问变为了一人学问。汉之后，逐渐建立了“礼制”，用以制约皇帝。到明清，这种礼制臻于完善。在礼制之下，皇帝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让皇帝有些不自由当然比让其为所欲为强得多。但礼制同时也约束了大臣与百姓（布衣不议政就是礼制中的一个内容）。可见，礼制这把双面刃并没有彻底解决独裁问题。
《史记》记述了“皇帝”的由来：
（变字体）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
中国的“集体记忆”历来薄弱，喜欢破而后立，不喜欢传承。秦始皇之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万花筒似地变幻着，然而几乎任何东西都长久不了，气数一尽，就被新的政治势力掀翻重来，重新打鼓另开张。唯有秦始皇发明的“皇帝”、“朕”等称谓以及皇帝坐在龙椅上接受山呼万岁是万世不易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它。
秦始皇本身就是个巨大的悖论：他一方面开创了王朝短命的记录，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登基，到公元前206年，赢氏王朝就被刘邦取而代之，只有短短15年时间；然而秦始皇所创建的中央专制集权却非常牢固，两千多年从未动摇。皇帝的姓氏以平均一二百年为周期不断地变换着，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却依然故我地在同一轨道上运行着，从未出过轨。这才是秦始皇“伟业”精华之所在。秦始皇所制定的基本统治术更被历史证明是有效的，比如西汉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乃焚书坑儒之翻版。秦始皇求长生不老仙药演化成喊皇帝万岁，秦始皇的滥杀无辜以显示尊敬权威做法也被许多皇帝继承了下来……令人吃惊的是，秦始皇的许多统治术都是一步到位，无可更改，让人咨嗟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