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的吴国，乃龙蜷虎卧之地，孙武、伍子胥都是吴国名将，一位工于谋，一位工于略，掠地夺城，如履平地，立下千年伟业，让人时怀渴想。特别是伍子胥，提起他的大名，怎能不“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春秋时代，小国林立，然而人们并没有明确的守国爱国意识，“良禽择枝而栖”的做法是极为普遍的。身为楚国人的伍子胥就是为报父兄蒙冤被杀之仇，毅然决然地杖剑去国，投奔吴国，在吴国施展自己抱负的。
然而，伍子胥最关键的三次进谏都没有被吴王夫差接纳。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494年，吴王出动倾国之兵伐越，在夫椒大败越军，越王句践带五千兵甲躲进会稽山。派文种向吴国太宰伯嚭提出媾和，表示越国愿为吴国奴仆之国。吴王准备接受。伍子胥进谏：
（以下变字体）昔有过氏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缗方娠，逃于有仍而生少康。少康为有仍牧正。有过又欲杀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后遂收夏众，抚其官职。使人诱之，遂灭有过氏，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有过之强，而句践大于少康。今不因此而灭之，又将宽之，不亦难乎！且句践为人能辛苦，今不灭，后必悔之。
（《吴太伯世家第一》）（变字体完了）
夫差不听伍子胥的苦心规劝，反听了伯嚭之言，与越国媾和，订立和平盟约后率兵回国。
第二次进谏发生在公元前489年。夫差欲北伐齐国，伍子胥进谏：
（以下变字体）越王句践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吊死问疾，且欲有所用其众。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务齐，不亦谬乎？（《吴太伯世家第一》）（变字体完了）
吴王刚愎自用，置心腹之患越国于不顾，坚持北上伐齐，贞刚弘毅的伍子胥怅然哑口无言。吴国大败齐师于艾陵。
第三次进谏发生在吴王伐齐之后，越王句践向夫差进贡厚礼。伍子胥嗅出了味道，对吴王说：
（以下变字体）越在腹心，今得志于齐，犹石田，无所用。且《盘庚之诰》有颠越勿遗，商之以兴。
（《吴太伯世家第一》）（变字体完了）
吴王以剑赐伍子胥死，子胥深感，彩云易散，知音难觅。引颈就戮之前发出铿锵之声：
（以下变字体）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为器。抉吾眼置之吴东门，以观越之灭吴也。
（《吴太伯世家第一》）（变字体完了）
伍子胥制造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他心狠手辣，必欲置人死地而后快；另一方面，他的进谏话语是真实的，被他死后的历史进程所证实。
这个悖论对中国人的影响非同小可。
第一个严重后果：道德受到重创。道德的有效性受到质疑。道德伦理从政治中剥离出来。道德不再涵盖一切领域，不能再适用于一切场合与一切人。一般领域的道德理念被用于政治领域，往往适得其反。道德的矮子也许恰恰是政治的巨人。这种混乱，对健康人格的形成十分不利。
第二个严重后果：尧、舜、禹的德政彻底地沦为虚无缥缈的乌托邦，高高地笼罩在中国人的头顶上，再也不能给国人带来些许的实惠。真正能够实行的是“法术势”那套带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权文化”成为中国人独立的创造与敝帚自珍的遗产。
第三个后果：加剧了争权夺利的残酷性。不残酷不足以成功，这个教训所昭示的似乎是“真理”。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呢？！